兩會當高官遇到媒體

 

兩會，就是在北京召開的政協和人大會議已經結束了。今年的兩會可以說比往年都要熱鬧，不管在會場內會場外，都有很多特別的看點。今年在會場內，各種五花八門的所謂雷人的提案特別多，這個網上很多人把它總結出來了，確實是很有意思。

在會場外出現了兩個比較大的事情，一個是重慶的市委書記薄熙來，一個是湖北省長李鴻忠，都發生了和記者過不去的事件。不可否認的是，這兩位省和直轄市的大員，在這個問題上都犯了錯誤。我想今天主要就來討論一下，就是省一級的大員，怎麼會犯這樣的錯誤？可以說什麼大風大浪都經過了，結果在陰溝裡翻了船。

最先出事的是去年一年在媒體上出足了風頭的薄熙來，在6號這一天，重慶代表團的新聞發布會。本來這個會議在會前，重慶代表團的新聞官在事先問記者的時候，還嫌記者準備的問題不夠辣，還說有沒有辣一點的。誰知道開會的時候，就真的來了一個辣的。臺灣《東森電視臺》的記者問薄熙來，重慶的打黑運動是不是撈政治資本，是不是為了薄熙來在中共的18大能夠進政治局常委？這個問題一問完以後，根據現場的記者描述，薄熙來神情很尷尬的愣在那裡很久。重慶代表團的一個工作人員馬上就衝出發布廳，就問門口的人說，剛才的記者是誰安排的，為什麼讓他提問。等了很久，薄熙來才回應說：今天這種場合不適合作秀。然後他就開始批評現場的記者，說他們不該只想著作秀這一類的，新聞官後來也不再讓臺灣的記者提問題了。

這個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因為薄熙來本人，他就是很多媒體甚至包括西方媒體的寵兒，他自己對這個也是感覺非常良好，他認為自己在媒體這個世界裡面他是個弄潮兒，可以操控媒體的。而他自己的經歷，無論是原來在大連、在遼寧、還是到商業部當部長，最後到了重慶，他都是用操控媒體輿論的方式，利用媒體為自己的政治目標搖旗吶喊。

不要說遠的，就說2009年，就有和薄熙來有關的很多媒體相關的事件，像在2009年年底的時候，人民網有一個年度的系列評選，其中在當年「十大最強聲音」裡面，薄熙來就排在第一位上。在早一點時間，10月份世界中文報業協會有個年會，在重慶召開，這是第42屆。在會議之前，薄熙來就會見與會的代表，在會見與會代表的時候，還不忘為自己的所謂唱紅打黑做宣傳。同樣在去年 12月份，薄熙來被中國媒體報導成為憑藉空前打黑行動，入選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25位亞洲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居然和「十一」閱兵時候，穿著紅的民兵服裝的假女民兵列在一起，成為亞洲最具影響人物。

而在這之前，薄熙來做商業部長期間，經常有宣傳說他和中外的媒體直接見面而且是互動的。像在2006年的時候，薄熙來做為商業部長，參加了國新辦舉辦的，一個叫做中國保護知識產權進展情況新聞發布會，他在這個發布會上回答記者問，就被新華網的記者拚命的吹捧。當時記者報導用的那些話，居然說是聽了他的回答，讓記者想起他早年擔任遼寧省大連市長的時候，被灌以「傳媒寵兒」、「魅力官員」的稱號，還說他什麼「談吐風趣幽默」，什麼「言語中不失堅定信念」。反正這種非常肉麻的話，都在新華網上把他吹捧出來了。對比這一次在重慶代表團的新聞發布會上對待東森電視臺記者，他的反應和以前這些媒體當中的反應，看上去完全是判若二人，根本就不是同一個人了。

本來重慶的唱紅打黑，它是薄熙來個人的獨創，是薄熙來這兩年自己在政治生涯當中最熱的看點了。他被評為亞洲最具影響的人物，就是以打黑這件事被評上去的。打黑這場運動，它本身是一場政治運動，是一場拉攏人心的政治運動和宣傳行動，它的目標就是要起到一個巨大的轟動效應。我們以前討論過，這個目標是最終讓他自己從外放偏遠的重慶市，返回北京政治中心，而且進入最高層的一次賭博，他自己下的一個重大的賭注。不管北京政治氣候怎麼變化，對於薄熙來而言，他自己的政治生命，現在的政治生命和將來的政治生命，就和這個重慶的唱紅打黑連在一起了。無論他在將來的政治鬥爭當中是取進攻態勢還是取防守的態勢，都是一樣。如果他是攻的話，他需要對這個事件進行正面的宣傳叫好；如果他取守勢的話，他要為之解釋和辯護，都和這個分不開。

而從他的政治需要、從他個人的經歷和他喜歡耍弄政治手腕的歷史來看，這一次重慶市的新聞發布會都是一個好機會，讓他能夠為他的唱紅打黑繼續宣傳和辯護。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沒有人提問的話，可能他還要安排別人來提問，讓他有機會來提出這個問題，來進行解釋或者來進行宣傳。如果政治條件不允許他這樣做，就說他可能在這個情況下要保持低調的話，至少有人提問了，他可以藉題發揮，也可以為這件事情做一個辯解，都是個好機會。

結果這麼好的送到面前的機會卻讓他不知所措，不知道怎麼對應。最有意思的是他的回應當中所說的：今天這種場合不適合作秀。這裡我認為有兩種解讀：一種他是說記者在作秀；一種是說自己今天不想作秀。如果說他指控記者作秀的話，這個指控是不合適的，因為記者的職業就是要發掘新聞，提出尖銳的問題，就像重慶新聞官說的「要提辣的」。只要是記者在提問而不是記者上去當主角去做陳述和長篇發言，那麼記者就不是作秀。作秀是發布新聞的人所做的事情。如果他是說自己今天不想作秀，也許說出了薄熙來的真實想法，這個真實的想法就是：他自己在重慶所做所為一直是在作秀，但是今天可能不是作秀的最佳時機。

這是6號發生的事情。結果無獨有偶，到了第二天湖北省長李鴻忠又出事了，也是和媒體之間的糾紛。這回不是和港澳臺媒體，而是和中共自己的喉舌媒體記者過不去了。這個事情的經過有幾個版本，但大抵內容是八九不離十。就是《人民日報》下屬的《京華時報》女記者劉傑在一大群記者在場的情況下，向李鴻忠提出了關於鄧玉嬌的事情，省長就搶走了女記者的錄音筆。另外一種說法說是他的隨從搶的，並且問對方是哪個報社的，當他聽到對方回答是《人民日報》的記者的時候，就有了一番訓斥：這樣做怎麼去引導輿論！以及要去和他們領導談一談，這一類威脅性的語言。關於這件事件的經過和它後續的發展，包括從國新辦開始，到湖北省的代表團和湖北省的媒體，想辦法努力消除負面影響和刪除這方面網上的報導，李鴻忠本人不僅拒絕認錯，而且還表示錯是在記者。這些關於細節方面的討論，網路上都有很多評論。

我想談的是鄧玉嬌事件，它本身對於巴東縣、對於恩施地區，以致於對整個湖北省的形象，都是一次災難性的打擊。在這整個過程當中，官方從當地的公安到後來的恩施，到省政府，整個過程所做的事情就是壓制、撒謊、官官相護、欲蓋彌彰。鄧玉嬌案件發生以後，除了產生網路上巨大的轟動，和網民力量的顯示以外，同時引發了官方檢討如何更好的去引導輿論，包括網路輿論以及如何以更迅速的方式，公開和透明的方式來處理危機。也就是官方從這件事情上打算吸取的教訓，就是如何更高水平的去面對這種危機，更高水平的在這種危機情況下怎麼樣去撒謊。

作為湖北省，事件發生省份的省長，當然不會不知道這個案子。很可能他本人就介入過如何收拾這個局面的工作，甚至可能對如何面對媒體、如何面對公眾也有過具體的指示，當然更不要說在內部一次又一次的開會、討論、佈署。因此這件事情，對於事情發生省份的湖北官員來說，應該是非常熟悉的，他們應該瞭解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如何面對輿論，如何面對記者的提問，因此他們應急回答記者的問題應該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對於任何一個精明的政治家，或者說對於一個精明的政客，這個記者提出問題，都是一個極好的修補湖北當局形象，而且樹立官員自己形象非常好的機會。

這兩件事情都發生5日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當中表示要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這個講話之後，這裡面的奧妙我們就不去討論了。問題是這兩個人都是省和直轄市這一級最主要的官員，一個是直轄市的市委書記，一個是省長。他們都是關心自己主管省市形象的人物，而且都是非常關注自己形象的，特別是關注自己在媒體的形象。

剛才我們已經說了，薄熙來一直是利用媒體為自己樹立形象的，這方面例子大家一定比我知道的還多。而李鴻忠在9日這一天，也就是發生和《京華時報》記者衝突以後的兩天，媒體報導他和其他的湖北省參加兩會的高層官員，包括省委書記一起專程去看望了報導全國兩會的湖北新聞工作者。也就是湖北專門有駐京的辦事處，和臨時派到北京來的湖北的記者、編輯們來報導兩會。他們在視察的時候，對這一次湖北省的新聞團體對兩會的新聞宣傳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這個報導還說省領導親切探望、慰問湖北衛視的前線記者、編輯和主持人，並和大家一一握手。據說湖北衛視在湖北新聞聯播當中，專門開闢了一個專欄，叫作《全國兩會報導》，每天要平均播發兩會新聞12分鐘，到他們去視察的時候已經發稿70多條了。同時他們還有一個任務，主攻中央臺的新聞聯播，就是要把省裡面關於兩會的新聞放到中央的新聞聯播裡面去。當時據說做到了每天中央新聞聯播都有湖北代表的採訪和畫面，已經播出了20條新聞，在全國都是名列前茅的。也就是說，這個李鴻忠同樣是非常關心媒體對湖北形象的報導，包括對他自己的形象。

那麼對於自己的省分在媒體上的形象這麼重視的這兩個人，怎麼會把記者提問，而回答記者的提問這麼好的天賜良機，變成一個這麼大的公關災難？要知道這兩個問題都是這兩個人政治生涯當中重大的事件，都是他們非常熟悉的事件，而且都是他們有一套現成的應對方法的，只是記者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了，至於提出的方式如何，做為一個省一級的領導應該很輕易的就把這個方向轉到自己想說的內容上面去的，怎麼會變成這麼大的一個公關災難！

實際上我們來看的話，所謂兩會就是每年的政協和人大到北京開。對於中央而言，它是一次作秀，是展示中共統治合法性的舞臺。人大是代表中共統治的選舉的名義，而政協是代表各行各業，特別是各個精英階層對中共統治的認可、統治合法性的承認，這是對於中共中央而言。而對於各個省市而言，實際上他們是利用兩會來建立本省本市的形象，這個形象是可以在全國的形象，同時也是在中央的形象；另外又是一個向中央爭取資源的機會，這個資源當然包括媒體資源、包括其他的政治資源。

可以說兩會在北京開，它是利益的各個方面默契合作進行的一次耗資巨大的演出。誰是演員呢？就是會議的主席團，各省的代表，特別是各省的主要官員代表。然後中央級的媒體，各省駐北京的常駐和臨時加強的媒體的人員，他們都是這場耗資巨大的表演的演員。在這場表演當中，舞臺、劇情，甚至對白，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在北京兩會前面和會議期間，安保工作做的非常嚴密。包括會前的清場，就是把在北京的所有來自其他地方的訪民都想辦法抓走關押起來，包括關在黑監獄，或者送回本省去。另外啟動了6省市的護城河工程，動用70萬人的安保。這麼耗資巨大的這種安全保衛工作，要是防備恐怖份子肯定是不夠的，因為恐怖份子的來源並不是在於你幾十萬人的安保能夠防的住的，反正中國也沒有恐怖份子，沒有恐怖份子會去襲擊中共的，而國際恐怖份子跟中共是一直很密切。

如此興師動眾，它可能想做的事情，無非就是防止訪民到會議場所或者是在委員們所住的地區附近去投訴或者去拉標語。但是如果說訪民的這些行動會影響到會議議程的進行、甚至是他們所討論的所謂國家大事，那恐怕是太誇張了。因為如果要防止訪民進入會場的話，那門口有兩個看門的就夠了，根本就不需要在全北京甚至周圍 6省市有幾十萬人的安保，甚至動員幾千萬人的護城河工程，這是完完全全沒有必要的。因為像這種會議，代表做的就是兩件事情，在會場上舉手錶決和打瞌睡，其他沒有什麼會被影響的。況且代表當中的絕大部分都是像倪萍這樣的，從來就沒有投過反對票也沒有投過棄權票，永遠都是投贊成票的這些代表。對於中共來說的話絕對是可以放心的，所以興師動眾顯然有別的用途，並不僅僅是防訪民更不是防恐怖份子。當然也用不著防代表們會有什麼差錯。

問題在哪裡呢？就是這一場耗資巨大的表演除了導演、演員和舞臺工作人員還有指定的觀眾和不讓入場的人們，另外還有一大批人，這一批人本來安排的是做「托」的角色的，就像央視春晚時候，劉謙在表演魔術的時候，坐在他周圍的那些人。劉謙在臺灣演出的時候，大概是沒有這些半業餘「托」的，但是為了保證演出的萬無一失，在央視表演的時候，這些「托」是萬萬不可少的。即使劉謙不想要這些人，央視也必需安排這些人。

那麼在這個兩會期間有這麼一批人，他本來不是劇當中安排的演員，但是也不是像全國的民眾那樣的普通的觀眾，就像這次提問的《東森電視臺》和《人民日報》的下屬《京華時報》的記者那樣子的人物。這些人本來是讓他們當「托」的，所以他們不是劇裡面的人也不是觀眾。

但是有兩種可能性除外，一個是他們自己不願意當「托」。做為新聞記者的職業本能他就是要找新聞點，結果找到了新聞點還真的製造出了重大新聞事件。不僅他們找到了新聞點，他們自己也成了新聞人物。

另外一種可能性就是不排除他們這些記者過高的估計了對他們提問對象的智力。因為他們提出的問題本來是可以被當事人借題發揮的，也許提問題的本意也是讓當事人借題發揮。因為這兩個問題畢竟是和當事人他們所在的地區密切相關而又不應該是禁區的問題，而恰恰是當事人很願意談的問題。結果被提問題的人自己不爭氣，把這個送上門來的好事變成了壞事。

現在我們可以仔細的看一下，就是最近這些年它和文革結束之前甚至是改革開放的前十來年的時候的情況完全不一樣。那個時候乾脆是黑箱操作，乾脆是公開的鎮壓，像毛澤東時代，就是公開的也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到後來中共的統治就變得越來越精緻化了，也就是說它從表面上越來越好看，越來越向所謂西方的民主社會，一個正常社會的過渡，但是事實上它的本質卻沒有任何變化。

為了讓統治的更精緻它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去年開始的時候，把全國全部縣委書記和縣公安局長都調到北京去集中培訓，包括溫家寶在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說是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這樣的話。當然我們知道這些都是治標不治本。因為它讓地方官員要做的事情是在表面上開放、公開、透明甚至開明，要在表面上和人民和民眾和網民進行互動，但是卻不能觸及到中共和人民對立這個實質上的問題。因此這是一個非常難可以說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這種事實擺在那個地方。就像鄧玉嬌案件，衝突是由官員魚肉百姓、欺壓百姓所造成的，要讓同樣這一級的官員去和民眾解釋清楚這樣的事情，對於巴東縣的官員來說，當然就做不到。

不僅巴東縣的官員做不到，省的官員也做不到。這一次省一級的大員，政治局委員這一級的人物，遇到了這兩個記者提問，這是個什麼情況呢？就是劇本以外的情況。沒有寫在劇本以內，演員不知道。像這麼高級別的政治人物，遇到這種寫在劇本以外的情況，他都反應不過來，怎麼能指望底下縣一級的官員能夠反應過來，能夠完成這個任務呢？

在西方有一種表演的劇種，是隨即發揮的，叫做IMPROV，中文就叫做即興劇。現在在中國也有。他是沒有劇本的，就是隨著和觀眾的互動，另外和演員之間的互動，隨著這個互動把這個沒有劇本的劇順勢演下去，它完全是任憑演員來進行發揮的。特別精彩的就是有多個演員同時在台上合作，甚至在輪換。這幾個人當中還有人下來新的人上去，在這種過程當中，互相默契進行發揮。

這種劇看起來非常精彩。但是這種即興發揮的劇對於像兩會這樣的中共主旋律的演出，這是萬萬行不通的，因為這是一個習慣於黑箱操作的政權，它裡面的所有的成員，所有的機器上的螺絲釘都是習慣於黑箱操作，不習慣於透明。而這種統治也不合適於透明，它不能把它變成透明的，只是要把它裝出透明的樣子出來，這是非常難做到的事情。

這一次這兩位大員的對媒體的這種看上去好像是失常的表演、失常的表現形式，實際上就是這種當遇到意外的時候，當所有的情節都演得很好的時候，突然半路上插進來一個即興劇情的時候，他們就演不下去了。他們就沒有辦法把這個戲演得像樣。所以剛才講的這麼興師動眾的安保，要防的很可能就是這種不知道會從哪裡插進來沒有事先安排的劇情。這才能解釋要動用這麼多安保，因為你不知道什麼地方會出什麼事情。

而對於全國的觀眾來說的話，就全國的民眾，本來兩會是一個非常單調的而且和大家沒有任何關係的這麼一個會議，結果由於這種半路上插進去的即興劇情，到真的是比那些規規矩矩照著劇本念台詞這樣的演出要好看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