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雷海宗先生說：「中國知識份子一言不發的本領，在全世界歷史上，可以考第一名」，批評中國知識份子的劣根。
筆者以為，中國知識份子順著權力說話的本領，那才真正是「在全世界歷史上，可以考第一名」的呢。
中國知識份子大抵有三類：一類是認準真理，不低頭，當講的話就是要講。馬寅初是個代表。新中國誕生，他深感人口問題嚴重，以《新人口論》為題，作為一項提案，正式提交全國人大一屆會議。對於一個人大代表來說，本來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卻觸怒了「一言堂」主，受到團團圍攻。但他依舊腰直著說話：「因為我的理論有相當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只得拒絕檢討」。他更公開宣言：「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迎戰，直到戰死為止 」，實在讓人敬佩不已。令人嘆息的是，古往今來，這樣的知識份子鳳毛麟角，至少在我們這塊國土上是這樣。
第二類是「一言不發」型。這一類又可分兩小類：一是怕惹是非，明哲保身，遇事「十緘其口」，屬第二大類中的多數;二是胸懷一顆正直之心，不趨炎附勢。沉默以應對世事。錢鐘書與楊絳夫婦堪以為範。他們杜門避囂，讀書治學。任何會議，一概不參加。任何學會，一律不掛名。不同不三不四的人見面，不說不痛不痒的話。
第三類是看權力者臉色說話，是權力培養出來、人們見得最多的知識份子。1957年，一旦宣布某人為「右派」，除了「分子」本人，幾乎是整體性地向「右派」開火，對「右派」則幾乎是清一色鄙視、仇視的「階級感情」。倘是底層弱勢知識份子群體的這付德性倒也罷了，高層官員(他們是當了官的知識份子)也不例外。彭德懷在廬山會議開始時的發言，大多表示同意和支持。劉少奇同志也認為，「彭總信中所說到的一些事是符合事實的」。可老人家不高興了，而且有些感到孤立無援：「如果大家跟著彭德懷，我就上山打游擊。」「神」發怒了，一下子就從糾「左」轉向反右，形勢陡然來了個180度大轉彎，也就一條聲順著「神」的旨意，指著彭帥的鼻子罵個痛快，甚至有人要動手武鬥。封建社會的諫官還有「文死諫」的品格，現代的「人民公僕」怎麼就一下子在權力面前全都患上軟骨病呢?不敢「 犯顏直諫」倒也罷了，怎麼連沉默不語也不能呢?
陳雲說過：「黨和政府如果只喜歡聽好話、頌揚話，不喜歡聽壞話、老實話，政權就靠不住。」這其中的「好話」、「頌揚話」，當然就是順著權力的話。「壞話、老實話」對於權力者當然就是逆耳之話了。陳雲更把說「壞話、老實話」提到政權靠得住還是靠不住的高度來認識，照理這應該是一記響亮的警鐘。然而，改革開放已經30餘年，而且還不時有人在講台上以高昂的語調倡導說真話、實話，可無論是廣大的公僕們，還是善于思考的知識份子群體，為什麼依舊是順著權力說空話、大話、假話，依舊隨處可聞此類廢話?
這就由不得要提到老生常談的話題了——政治體制改革。權大於法，在法制尚不能真正保護直言者的時候，在言者無罪還只是「嘴上談兵」的狀態下，在權力還牢牢掌握並決定著知識份子的命運和生存的態勢下，權力就自然會把發出逆耳之聲的言者玩弄於股掌之間。要知識份子不順著權力說話，不是太天真了嗎?順著權力說話的本領，在全世界歷史上，中國知識份子不拿第一，誰又能分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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