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編輯部的變動並不僅胡舒立一人，《財經》雜誌編輯部的執行主編，多名副主編等也與隨後辭職。王爍在TWITTER上透露，截至到11日，整個採編團隊174人有147人已遞交辭職信。
獨立學者莫之許在最近的一篇評論中提出："《財經》內容團隊與聯辦管理方之間的矛盾其實不在於新聞專業主義之爭，也不在於揭露性報導之風險管理，而在於現行內容團隊所堅持的價值理念已然淪為了主流的邊緣甚至是對立面。"
本期《上海視窗》將以此觀點為線索，談《財經》雜誌的動盪中呈現的中國主流價值的變遷與悖論。
莫之許認為，10年前，各種條件--諸如對民營經濟的歧視的削弱、積極準備加入WTO，廣泛的基礎設施建設與經濟發展相關的各種法制的完備--正在當時聚集，而與此同時，那些阻礙經濟發展的條件--諸如缺乏約束的權力對經濟的干預、資源配置過度向國有部門的傾斜、以及分配的日益懸殊--也依然故我。 於是關於中國經濟的未來出現了截然對立的判斷，在樂觀者看來，當所有有利條件漸次出現後，巨大的發展也將隨之來臨，中國之崛起不再是夢；而在悲觀者看來，存在如此多的問題，將給所謂的巨大發展打上問號，甚至所謂的崩潰也未必一定能夠避免。
作為一份以商業為主要內容的刊物而言，創辦於1998年的《財經》很難迴避這樣的爭論，而其所選擇的立場，不僅是學術界內的激烈爭論，也必然影響到一個新創刊物的存活和發展。
以莫之許的觀察，在《財經》雜誌的10年中，除了廣為傳誦的調查性報導之外，《財經》也一直弘揚著一種我稱之為"中國夢"的圖景。
從新浪的創辦人王志東到前首富黃光裕，細數《財經》的封面故事，這類近乎弘揚的主題，甚至要超過調查性報導。這10多年來，《財經》既站在樂觀者的角度，提供期望，同時又站在悲觀者的角度，提出批評。前者使得《財經》貼近主流商業人群尤其是新興企業家，後者又使得《財經》不乏反思的力度。更為重要的是，無論是樂觀還是悲觀，《財經》的話語邏輯保持著一致性，一種以市場化和全球化（或者如某些人貶稱的自由化）為基本立場的邏輯，這樣一種總體認同而又不乏反思的立場，既獲得了權力的支持，又獲得這個社會最成功的新興企業家群體的擁戴，《財經》也因此成為了最有價值的商業刊物，甚至成為了某種圖騰。
然而，時代的指針總是會出現回擺，如果說在10年前，全球化、市場化還是時代主流的話，隨著中國經濟的節節進取，這一主流已然悄然易手。中國經濟的成功也催生出了一種荒誕的邏輯--有人將中國經濟的巨大發展歸功於權力的主導和資源配置的傾斜，並命名為所謂的"中國模式"。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這一邏輯似乎還獲得了更多的支持，並獲得了權力的青睞，於是，《財經》一貫的全球化、市場化的自由化主張逐漸變得跟不上鼓點，並有淪為主流對立面的危險。在莫之許看來，這種荒誕邏輯的背後不過是權力對資源控制的強烈衝動，並隱含著對新興社會階層的限制之意，但不幸的是，憑藉權力為後盾，這一邏輯的推展很難反制。
據本臺記者的瞭解，財經採編團隊此次集體出走，當然其背景有其大股東"聯辦"，不願答應採編團隊提出的股權激勵方面的要求，但更直接的導火索，是新疆"七五"事件。當時，《財經》雜誌一名特派記者被當局直接從烏魯木齊遣返，當期新疆的報導也被封殺，而以此為導火線，中宣部對聯辦施加了強大的政治壓力。聯辦因此槍斃或者拖延了多個《財經》編輯部的重頭報導，破壞了雙方在採編獨立權方面的長期默契。
但是，在莫之許看來，就算不出現烏魯木齊事件這樣的觸發點，只要《財經》內容團隊堅持其10餘年來一貫的邏輯，就一定會與重視當下權力邏輯（這也是中國媒體生存的不二法則）的管理方之間產生矛盾。莫之許甚至斷言，"只要胡舒立及其團隊堅持其10餘年來一貫的邏輯和價值，那麼無論其新創辦的刊物叫什麼名字，也不會有什麼好前景。"
對如此悲觀的預言，《財經》雜誌一名資深記者說，"我在樓上看新聞，看新聞的人在看我。"不願過多評價。 著名媒體人石扉客則說，"雖然是一家之言，但也不失為一個邏輯能自洽的悲觀預言 。"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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