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飾吏治的問題上，清代從最高統治者到一般社會輿論，普遍強調高官在倡廉肅貪中起著極為關鍵的作用。
順治帝欽定的《御製人臣儆心錄》中有這樣一段話："大臣不廉，無以率下，則小臣必污。小臣不廉，無以治民，則風俗必壞。層累而下，誅求勿已，害必加於百姓，而患仍中於邦家。欲冀太平之理，不可得矣。"（喬立君主編：《官箴》，第227頁）
這話說得很明白：大臣如果貪贓枉法，小臣們必定上行下效，結果是損害了吏治；小臣們賄賂公行，必然敗壞社會風氣。老百姓固然深受其害，國家更是遺患無窮，天下也就難有太平之日了。
如果說這裡還只是一種概括性的描述，那康熙19年的一個上諭，就緊密聯繫當時的政治現實，具體而生動地反映了康熙皇帝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和擔憂：
"大臣為小臣之表率，京官乃外吏之觀型。大法則小廉，源清則流潔，此從來不易之理。如大臣果能精白乃心，恪遵法紀，勤修職業，公而忘私，小臣自有所顧 畏，不敢妄行。在外督撫各官，自應慎守公令，潔己愛民。乃大臣等每自謂清正無私，粉飾空言，至其所行，往往營私作弊，有玷官方，深負委任之意。科道系耳目 之官，凡有弊端，自當據實參奏。且居處甚近，如此情弊，豈無見聞？乃瞻徇情面，緘默不言。即有條奏，多系繁文。言官職掌，殊為未盡。如從公糾舉，孰敢恣行 無忌？朕以為今日之弊，莫大於此。"（《康熙政要》，卷六）
大臣如果是清正廉潔的，小臣們也就會"有所顧畏，不敢妄行"；中樞的京官們假如都能奉公守法，地方督撫也自然能"慎守公令，潔己愛民"。這就是高官們的 正面表率作用。但實際情況是，高官們口頭上信誓旦旦，"自謂清正無私"，行動上則"往往營私作弊，有玷官方"；而身負糾察之責的言官，又大都"瞻徇情 面"，對官員們的貪瀆行為噤若寒蟬，不作一聲，使僅存的一點封建官僚體制內微弱的權力監督功能，也變得形同虛設。這就不能不造成嚴重的政治危機。康熙帝認 為"今日之弊，莫大於此"。實在是一語中的，絕非小題大作，更不是無病呻吟。
大臣乃倡廉肅貪的關鍵，這首先是因為他們身居要職，位高權重，他們如何居官任事，必定會對政治生活與社會風氣產生重大的影響。其次，大臣一旦身涉貪賄， 就從此失去了政治上的指揮權和發言權，再也無法堂堂正正地做人，理直氣壯地施政，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己不正焉能正人"的道理。"故欲治人者，必先治己。己 不能正，而責人之不正；己不能廉，而責人之不廉，未能效者也。"（徐世昌：《將吏法言》）更加重要的是，大臣的一舉一動，起著示範和表率作用，無形之中必 定會影響到整個吏治，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上者如果熱衷於以權謀私，貪瀆成性，下屬們自然變本加厲，愈演愈烈。"官爵愈大，統轄愈眾。一人受 賂，則千人骩法；千人弄法，則萬人助虐"，最後甚至可以造成"亂天下"的嚴重結果。（覺羅烏爾通阿：《居官日省錄》）這種自上而下的擴散效應，後果是極為 嚴重的，"我取一也，下取百焉；我取十也，下取千焉。""我所取者一回，而旁人中飽，不計次數矣。"（同上書）一般來說，一個身居高位的巨貪，總會卵翼一 批爪牙；那些貪贓枉法之輩，也總要找一個執掌大權者作靠山，他們沆瀣一氣，上下呼應，把政治風氣搞得烏煙瘴氣。大家十分熟悉的清代最大的貪官和珅就是一個 典型的例子。"清乾隆四十二、三年以後，和珅尊寵用事，以聚斂自豐。是時督撫如國泰、王亶望、陳輝祖、福崧、伍拉納、浦霖輩，贓款動至數百萬之多，皆恃和 珅為奧援。用事二十餘年，康、雍、乾三朝之氣，盡斬喪於一人之手。"（徐世昌：《將吏法言》）
清代的官場上流傳一句諺語，叫做"莫用三爺，廢職亡家。"這裡所說的"三爺"，其實是指三種人："子為少爺，婿為姑爺，妻兄弟為舅爺。"這少爺、姑爺和 舅爺，"未必才無可用"，但居高位者，絕不可對之倚為心腹，委以重任。原因很簡單，這些人"內有噓雲掩月之方，外有投鼠忌器之慮。威之所行，權輒附焉；權 之所附，威更熾焉。"一旦權力落入彼等之手，就不免狐假虎威，殘民以逞，"通賄賂，變是非"，"弊難枚舉"。（汪祖輝：《學治臆說》）如果對親屬任意放 縱，最終就不免落得個"廢職亡家"的結局。來自民間的這一官場諺語，實際是總結了一條十分重要的歷史經驗，那就是大臣們要做一個清正廉潔的好官，不僅要自 己潔身自好，嚴於律己，而且要嚴格要求和管理好自己的至愛親朋，不可任意讓他們逞威弄權，尤其不可一味任用至親，"一用子弟至親，百弊叢生。"（《居官警 語》，第71頁） 其實不僅是自己的親屬，只要居官者疏於警惕，忽於防範，就很容易受到各種心懷叵測者的矇蔽。因此有人說，"居官大戒，第一矇蔽。蓋上下內外，非矇蔽無以行 其姦欺也。矇蔽之在內者，有官親、家人；矇蔽之在外者，有猾書、蠹役。內外勾連，鬻情賣法，則為官者孤立無與，而坐聽聲名之敗裂，其亦危險矣哉！"（徐 棟、丁日昌：《牧令書輯要•治原》）
所有的貪官污吏，沒有一個不知道橫徵暴斂、肆意搜刮要冒極大的風險，付出沈重代價的。但是，他們還是"如蛾投火"般以身試法，甘冒不韙。其原因，當然是 鄙婪的貪念、對財富的強烈佔有慾的驅使，讓他們見利忘義、利令智昏。而在心理上，他們大都心存僥倖，以為貪贓受賄，只要做得機密，便能掩人耳目，不為人 知。有的官箴書對這種心理狀態進行了分析，指出："人之愛身，必甚於受賄。而往往以賄易身，何也？大都以為行事密，人不知也。不知今日受賄，明日則喧傳闔 衙矣，再明日則喧傳闔城矣，再明日則喧傳道路矣。"（袁守定：《圖民錄》）為什麼此類事終究難逃天下人耳目呢？原因很簡單，"在公堂行一私，枉一法，瞞不 過吏胥；在私宅行一法，受一物，瞞不過僮僕。"（金庸齋：《居官必覽》）有的人十分迷信親信們對自己的忠誠，殊不知這種所謂的"忠誠"是完全靠不住的。一 旦事情將要敗露，"平日之所親信，所用以介事媒錢之人，皆吾仇對矣。身敗名裂，心勞日拙，君子悲之。"（袁守定：《圖民錄》）正因為如此，所以時人對身居 高位而"朘民之膏，吮民之血"的貪瀆之輩，提出了這樣一個樸素而深刻的警示："官有王法，人有公論，豈能倖免？" （陳弘謀：《在官法戒錄》）
順治帝欽定的《御製人臣儆心錄》中有這樣一段話："大臣不廉，無以率下，則小臣必污。小臣不廉，無以治民，則風俗必壞。層累而下，誅求勿已，害必加於百姓，而患仍中於邦家。欲冀太平之理，不可得矣。"（喬立君主編：《官箴》，第227頁）
這話說得很明白：大臣如果貪贓枉法，小臣們必定上行下效，結果是損害了吏治；小臣們賄賂公行，必然敗壞社會風氣。老百姓固然深受其害，國家更是遺患無窮，天下也就難有太平之日了。
如果說這裡還只是一種概括性的描述，那康熙19年的一個上諭，就緊密聯繫當時的政治現實，具體而生動地反映了康熙皇帝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和擔憂：
"大臣為小臣之表率，京官乃外吏之觀型。大法則小廉，源清則流潔，此從來不易之理。如大臣果能精白乃心，恪遵法紀，勤修職業，公而忘私，小臣自有所顧 畏，不敢妄行。在外督撫各官，自應慎守公令，潔己愛民。乃大臣等每自謂清正無私，粉飾空言，至其所行，往往營私作弊，有玷官方，深負委任之意。科道系耳目 之官，凡有弊端，自當據實參奏。且居處甚近，如此情弊，豈無見聞？乃瞻徇情面，緘默不言。即有條奏，多系繁文。言官職掌，殊為未盡。如從公糾舉，孰敢恣行 無忌？朕以為今日之弊，莫大於此。"（《康熙政要》，卷六）
大臣如果是清正廉潔的，小臣們也就會"有所顧畏，不敢妄行"；中樞的京官們假如都能奉公守法，地方督撫也自然能"慎守公令，潔己愛民"。這就是高官們的 正面表率作用。但實際情況是，高官們口頭上信誓旦旦，"自謂清正無私"，行動上則"往往營私作弊，有玷官方"；而身負糾察之責的言官，又大都"瞻徇情 面"，對官員們的貪瀆行為噤若寒蟬，不作一聲，使僅存的一點封建官僚體制內微弱的權力監督功能，也變得形同虛設。這就不能不造成嚴重的政治危機。康熙帝認 為"今日之弊，莫大於此"。實在是一語中的，絕非小題大作，更不是無病呻吟。
大臣乃倡廉肅貪的關鍵，這首先是因為他們身居要職，位高權重，他們如何居官任事，必定會對政治生活與社會風氣產生重大的影響。其次，大臣一旦身涉貪賄， 就從此失去了政治上的指揮權和發言權，再也無法堂堂正正地做人，理直氣壯地施政，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己不正焉能正人"的道理。"故欲治人者，必先治己。己 不能正，而責人之不正；己不能廉，而責人之不廉，未能效者也。"（徐世昌：《將吏法言》）更加重要的是，大臣的一舉一動，起著示範和表率作用，無形之中必 定會影響到整個吏治，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上者如果熱衷於以權謀私，貪瀆成性，下屬們自然變本加厲，愈演愈烈。"官爵愈大，統轄愈眾。一人受 賂，則千人骩法；千人弄法，則萬人助虐"，最後甚至可以造成"亂天下"的嚴重結果。（覺羅烏爾通阿：《居官日省錄》）這種自上而下的擴散效應，後果是極為 嚴重的，"我取一也，下取百焉；我取十也，下取千焉。""我所取者一回，而旁人中飽，不計次數矣。"（同上書）一般來說，一個身居高位的巨貪，總會卵翼一 批爪牙；那些貪贓枉法之輩，也總要找一個執掌大權者作靠山，他們沆瀣一氣，上下呼應，把政治風氣搞得烏煙瘴氣。大家十分熟悉的清代最大的貪官和珅就是一個 典型的例子。"清乾隆四十二、三年以後，和珅尊寵用事，以聚斂自豐。是時督撫如國泰、王亶望、陳輝祖、福崧、伍拉納、浦霖輩，贓款動至數百萬之多，皆恃和 珅為奧援。用事二十餘年，康、雍、乾三朝之氣，盡斬喪於一人之手。"（徐世昌：《將吏法言》）
清代的官場上流傳一句諺語，叫做"莫用三爺，廢職亡家。"這裡所說的"三爺"，其實是指三種人："子為少爺，婿為姑爺，妻兄弟為舅爺。"這少爺、姑爺和 舅爺，"未必才無可用"，但居高位者，絕不可對之倚為心腹，委以重任。原因很簡單，這些人"內有噓雲掩月之方，外有投鼠忌器之慮。威之所行，權輒附焉；權 之所附，威更熾焉。"一旦權力落入彼等之手，就不免狐假虎威，殘民以逞，"通賄賂，變是非"，"弊難枚舉"。（汪祖輝：《學治臆說》）如果對親屬任意放 縱，最終就不免落得個"廢職亡家"的結局。來自民間的這一官場諺語，實際是總結了一條十分重要的歷史經驗，那就是大臣們要做一個清正廉潔的好官，不僅要自 己潔身自好，嚴於律己，而且要嚴格要求和管理好自己的至愛親朋，不可任意讓他們逞威弄權，尤其不可一味任用至親，"一用子弟至親，百弊叢生。"（《居官警 語》，第71頁） 其實不僅是自己的親屬，只要居官者疏於警惕，忽於防範，就很容易受到各種心懷叵測者的矇蔽。因此有人說，"居官大戒，第一矇蔽。蓋上下內外，非矇蔽無以行 其姦欺也。矇蔽之在內者，有官親、家人；矇蔽之在外者，有猾書、蠹役。內外勾連，鬻情賣法，則為官者孤立無與，而坐聽聲名之敗裂，其亦危險矣哉！"（徐 棟、丁日昌：《牧令書輯要•治原》）
所有的貪官污吏，沒有一個不知道橫徵暴斂、肆意搜刮要冒極大的風險，付出沈重代價的。但是，他們還是"如蛾投火"般以身試法，甘冒不韙。其原因，當然是 鄙婪的貪念、對財富的強烈佔有慾的驅使，讓他們見利忘義、利令智昏。而在心理上，他們大都心存僥倖，以為貪贓受賄，只要做得機密，便能掩人耳目，不為人 知。有的官箴書對這種心理狀態進行了分析，指出："人之愛身，必甚於受賄。而往往以賄易身，何也？大都以為行事密，人不知也。不知今日受賄，明日則喧傳闔 衙矣，再明日則喧傳闔城矣，再明日則喧傳道路矣。"（袁守定：《圖民錄》）為什麼此類事終究難逃天下人耳目呢？原因很簡單，"在公堂行一私，枉一法，瞞不 過吏胥；在私宅行一法，受一物，瞞不過僮僕。"（金庸齋：《居官必覽》）有的人十分迷信親信們對自己的忠誠，殊不知這種所謂的"忠誠"是完全靠不住的。一 旦事情將要敗露，"平日之所親信，所用以介事媒錢之人，皆吾仇對矣。身敗名裂，心勞日拙，君子悲之。"（袁守定：《圖民錄》）正因為如此，所以時人對身居 高位而"朘民之膏，吮民之血"的貪瀆之輩，提出了這樣一個樸素而深刻的警示："官有王法，人有公論，豈能倖免？" （陳弘謀：《在官法戒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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