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纖信號傳輸技術不僅為網路通訊，而且還為醫用內窺鏡技術奠定了基礎，今天無論是電話網路，還是診病求醫，高錕先生的發明無處不在。瑞典皇家科學院為他頒獎，實際是世界人民對高錕的感激，因此也就遠遠超越了楊振寧指出的高錕得獎之於華人社會的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意義。
諾貝爾獎分物理、化學、醫學、和平、文學、經濟六類，從一九○一年以來，全世界已經有幾百人獲得這個人類公認的最高獎賞。但來自大陸、臺灣、香港的僅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高行健、崔琦、朱棣文、高錕等八人，這之於人口佔世界四分之一的中華民族來說，貢獻未免太小了，而今年高錕金榜題名，總算還為中國人爭得了一點面子。
身為諾貝爾獎得主的楊振寧對新華社記者說："很多年來很多人再三追問一個問題：為什麼在中國本土上還沒有出現過得諾貝爾獎的研究成果？我一直回答說，這是因為時機不成熟。做最有貢獻的科技研究工作需要有很多條件。資金是重要的一個，中國正在高速地追趕上去。另一個條件是，需要有傳統，......我覺得在二十年內，中國本土一定會有諾貝爾獎級的科技成果出現。"
楊振寧向來講話的宗旨是要使中國政府高興，他也知道有中國血統的諾貝爾獎得主在得獎時統統持有外國國籍，而且除法文翻譯出身的高行健外，其餘統統是在西方得到博士學位、在西方從事研究工作而有成就的學者。因此楊振寧不止一次講，未來二十年內一定會有本土中國人的諾貝爾獎級的科技成果出現。為了證明這一點，他不惜從高等教育說起，二○○六年他說："中國高校對中國發展作出的貢獻遠遠要比美國最好的高校對美國作出的貢獻大。"
那年國內有一篇評論說："（楊振寧）為我國的高教體制叫好，讓人不得不懷疑：是不是因為住著清華的別墅，在現有體制下安享晚年，就屁股決定了腦袋......我們並不需要為現有高教體制大唱讚歌的‘喜鵲 '── 有教育部大言不慚就足夠了──我們缺少的恰是對著現有體制不留情面、鴰噪不已的‘烏鴉'......作為德高望重的大師級人物，楊振寧最有資格做這樣一隻 ‘烏鴉'。因此，楊振寧先生，收拾起你的‘喜鵲音'吧，我們需要你的‘烏鴉嘴'"。
楊振寧是極具天份的學者，一九四六年他從昆明來到紐約，到處尋找費米，最後在芝加哥大學課堂裡見到這位天才的義大利物理學家。十年後，他就與李政道分享了當年諾貝爾物理獎，事後他曾經總結自己的成功原因，大概是說自己在物理學最好的時代，得到了最好的課題和最好的導師。楊振寧沒有提到為什麼費米也來到美國？美國又為什麼能讓敵國義大利的科學家參與原子彈的研究？事實上，只有在制度優越人才薈萃的美國，他才能遇到費米，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楊振寧知道為自己牟利的最好的辦法，是用美國功名來為中國共產黨當一隻"喜鵲"，高錕得獎又為"喜鵲"製造了一次鵲躍的機會，至於二十年後中國究竟是不是洪水滔天？八十七歲的楊振寧是管不了的了。
二○○九年十月十一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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