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中午，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東縣公安局在網際網路上通報了「510」案件的一些細節和警方的處置情況。巴東縣公安局稱，已經以鄧玉嬌涉嫌故意殺人對其立案偵查，是否自首須經法院認定。（見昨日《新聞晚報》）
18日巴東縣公安局通報基本案情後，公眾的質疑近乎達到沸點，人們紛紛質疑該通報的傾向，紛紛為鄧玉嬌的前景擔憂，甚至有律師自願組團趕赴巴東，為之伸張正義。這委實耐人尋味。
一個與我們非親非故的民女為何如此讓我們牽腸挂肚？
首先，這緣於每個人心中的正義衝動。每個有良知的人，在面對人間不平事時，都會萌發一種起碼的正義感和是非判斷。鄧的遭遇，讓人唏噓。
其次，發自捍衛正義的道義感。從表面看，警方通報案情的措辭流露出些許人文情懷，讓不明真相者頓生好感，實際上如果仔細研讀該通告，便可發現此通告殺機潛伏，戾氣和「險惡」用心呼之欲出。可以歸納為四點：一是刻意遮蔽同行的另一直接見證人，以「他」代替。二將鄧玉嬌明顯屬於自首的行為，改為是否自首須經法院認定。三是將原來的「按倒」巧妙地置換為「推坐」。四是將此前的「特殊服務」易為「異性洗浴服務」。
如果說前兩條的迴避尚情有可原，後兩條的改變則讓人倒抽寒氣、備感凶多吉少。問題很簡單，通過警方在措辭上的騰挪轉躍，鄧玉嬌的前景便有不祥之兆，而本來 「死有餘辜」的鄧貴大則被開脫不少。儘管按照程序，鄧玉嬌最終是否被判處故意殺人罪，有待法院判決，但熟悉現實語境的人都知道，通常來說，警方對嫌犯的罪名認定，往往就是最終的審判定罪，正如有論者所稱，從偵查到起訴到審判，有如 「滾石下山」而不是「推車上山」，是以偵查為中心而不是以審判為中心。這一點，已有律師作出悲觀預期，鄧玉嬌最終可能被判故意殺人罪成立。
在一個惡勢力恣行的土壤裡，即便是安分守己如鄧玉嬌的良民，也往往難以保全自身，她可以選擇拒絕，但惡官甩著鈔票羞辱；她可以選擇躲避，但惡官追上去，繼續施暴；她可以選擇退讓，但惡官孔武有力，強行按倒。她最後選擇了刀，但又被警方認定涉嫌故意殺人。我常常在想，如果換作是我們，換作另一個民女，她們的選擇也只有兩種，就範乃至反抗，但無論哪一點都不能善終。(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18日巴東縣公安局通報基本案情後，公眾的質疑近乎達到沸點，人們紛紛質疑該通報的傾向，紛紛為鄧玉嬌的前景擔憂，甚至有律師自願組團趕赴巴東，為之伸張正義。這委實耐人尋味。
一個與我們非親非故的民女為何如此讓我們牽腸挂肚？
首先，這緣於每個人心中的正義衝動。每個有良知的人，在面對人間不平事時，都會萌發一種起碼的正義感和是非判斷。鄧的遭遇，讓人唏噓。
其次，發自捍衛正義的道義感。從表面看，警方通報案情的措辭流露出些許人文情懷，讓不明真相者頓生好感，實際上如果仔細研讀該通告，便可發現此通告殺機潛伏，戾氣和「險惡」用心呼之欲出。可以歸納為四點：一是刻意遮蔽同行的另一直接見證人，以「他」代替。二將鄧玉嬌明顯屬於自首的行為，改為是否自首須經法院認定。三是將原來的「按倒」巧妙地置換為「推坐」。四是將此前的「特殊服務」易為「異性洗浴服務」。
如果說前兩條的迴避尚情有可原，後兩條的改變則讓人倒抽寒氣、備感凶多吉少。問題很簡單，通過警方在措辭上的騰挪轉躍，鄧玉嬌的前景便有不祥之兆，而本來 「死有餘辜」的鄧貴大則被開脫不少。儘管按照程序，鄧玉嬌最終是否被判處故意殺人罪，有待法院判決，但熟悉現實語境的人都知道，通常來說，警方對嫌犯的罪名認定，往往就是最終的審判定罪，正如有論者所稱，從偵查到起訴到審判，有如 「滾石下山」而不是「推車上山」，是以偵查為中心而不是以審判為中心。這一點，已有律師作出悲觀預期，鄧玉嬌最終可能被判故意殺人罪成立。
在一個惡勢力恣行的土壤裡，即便是安分守己如鄧玉嬌的良民，也往往難以保全自身，她可以選擇拒絕，但惡官甩著鈔票羞辱；她可以選擇躲避，但惡官追上去，繼續施暴；她可以選擇退讓，但惡官孔武有力，強行按倒。她最後選擇了刀，但又被警方認定涉嫌故意殺人。我常常在想，如果換作是我們，換作另一個民女，她們的選擇也只有兩種，就範乃至反抗，但無論哪一點都不能善終。(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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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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