桀騖不馴的毛與圓滑世故的周的第一次合作（圖）

這裡是揭開周恩來面具系列節目的第12集。在這一集我們向大家介紹在中山艦事件發生時，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第一次合作。本次節目部分內容來自辛灝年先生的《誰是新中國》和高文謙先生的《晚年周恩來》。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人，大都是南方人，毛澤東和周恩來也不例外。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歷史現象。

不過，毛澤東和周恩來雖然同是南方人，但兩人的家庭出身，教養，性格氣質乃至處世方式卻迥然下同，相去甚遠。毛氏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個偏僻貧瘠的山村，是個地道的農家子弟。而周氏則出生在地處江浙的魚米之鄉、交通文化都很發達的古城准安，是個封建世家的破落戶子弟。毛由於其父的專制和嚴厲粗暴的管束，以及受湘楚文化傳統潛移默化的影響，自幼養成了反抗傳統，蔑視權威，張揚個性的叛逆性格。周則在出身於書香門第的嗣母的養育下，深受封建官場文化的熏陶，為人處世帶有明顯的在政治上走鋼絲的人格色彩。與上述各自的氣質相聯繫，毛澤東生性好鬥，桀騖不馴，崇尚鬥爭哲學。用他自己的話說，叫做：與天奮鬥，與地奮鬥、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周恩來則為人內斂，善於同各種人打交道，行事處世富於封建官場的圓滑世故，成為中共政壇上的"不倒翁"。

儘管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人的家庭出身、教養、性格氣質乃至處世方式截然不同，卻同是激進青年，五四運動後，聚合在共產革命的旗幟下，對中國人民犯下了巨大的罪行。一部中共黨史，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一部毛、周兩人合作的關係史。

根據現有的史料考證，毛澤東、周恩來二人最初的會面相識大約是在一九二六年初，地點在廣州。這時距五四運動已經過了七個年頭。當時正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毛，週二人一文一武，在政治舞台上雙雙嶄露頭角，是當時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參加國共合作的重要人物，毛澤東時任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周恩來則剛剛由國民黨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調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一軍軍長是蔣介石，黨代表由汪精衛兼任)。

與周恩來相比，毛澤東在中共的出道更早一些。他先是參加了中共一大，成為第三國際中國支部--中共的創始人之一；後又以領導自己家鄉湖南工農運動的出色表現，受到中共黨內的第一位大家長、人稱"老頭子"陳獨秀的賞識，被選為中共三大中央局(相當於後來的政治局)的五人成員之一，並兼任中央局秘書，協助總書記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當時，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也很看重毛澤東，視為自己的人，在講話中經常把他掛在嘴邊上。不過好景不長，大概是由於跟馬林太緊的緣故，再加上毛本人個性也太強，不願甘居於人下，一年多後隨著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換馬，毛也黯然地離開了中共的領導核心圈子，"告病"還鄉療養。

對於自己這段最初的政治沉浮，毛澤東在日後回首往事時，曾經語帶調侃地作過這樣的評論："第一次代表大會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會沒有到。第三次代表大會又到了，被選為中央委員。第四次代表大會又沒有到，丟了中央委員。大概我這個人逢雙不吉利。"

周恩來的政治生涯起步雖然稍晚一些，卻一帆風順，後來居上。他曾東渡日本求學，屢試不中後，一度灰頭土臉，無奈之下，只好"返國圖他興"，尋找出路。適逢國內五四大潮的興起，他因緣際會，投身於政治。五四運動後，他隨國內興起的旅法勤工儉學的熱潮，赴歐求學。

經過短暫的躊躇徘徊之後，周恩來放棄了原先一度傾心的英式漸變道路，在當時流行的各種社會思潮中，選擇了最為激進的俄式革命道路，成為職業革命家。他先是加入了中共八個發起組之一的巴黎共產主義小組，後又籌組了旅歐少年共產黨，是中共旅歐黨組織的主要領袖之一。一九二四年七月，他在國共合作的形勢下奉命回國，就任國民黨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由此奠定了周氏一生在國共兩黨的歷史地位。

黃埔軍校不僅是蔣介石的嫡系，由他親自兼任校長，而且也是培養中共軍事人才最初的搖籃。國共兩黨的許多高級將領都是黃埔出身，因此與周恩來有著師生之誼。更重要的是，這一經歷使得周氏脫穎而出，成為中共領袖中實際掌握軍事武裝的第一人。

在這一點上，中共黨內其他人包括毛澤東在內都無法與其相比，正是憑藉這樣的資本，周恩來先後出掌中共廣東區委和中共中央的軍事部長，成為早期中共領袖中的實力派人物，是中共軍隊的創建人，與軍隊眾多將帥有著很深的關係。這也是日後毛不得不倚重周的地方，但又總是心存戒備的原因之一。

至於毛澤東、周恩來初次會面的確切日期，則是在一九二六年的中山艦事件(又稱"三二O事件)之後。

中山艦事件是大革命時期國共合作蜜月的結束和兩黨分道揚鑣的開始。事變的起因，國共雙方各有不同的說法，大致經過是：

中共《中國現代史》亦云：國民黨"二大"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至十九日在廣州舉行。到會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代表約佔五分之三。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在大會上佔了壓倒的優勢，從而保證了大會的正確方向。......大會駁斥了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的攻擊誣蔑，進行了反擊右派的鬥爭。大會作出了 "彈劾西山會議派"和"處分違反本黨紀律黨員的決議"，對西山會議首要分子鄒魯、謝持"永遠開除黨籍"，居正、石青陽等因列名"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由國民黨老黨員馮自由、馬素等組織的團體）"予以除名"；其它分子被書面警告，限期悔改，對戴季陶也發出了"促其猛醒、不可再誤"的警告。大會選舉中央委員三十六人。......在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各有共產黨員七人，會後譚平山、林祖涵（兩人均是共產黨員）繼續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和農民部長，毛澤東為宣傳部代理部長。各部做實際工作的秘書均為共產黨員。同時，各地方黨部（國民黨黨部）大多數由共產黨員主持。

中共史學家的上述文字，無疑是蘇俄與中共如何對國民黨進行"挖心戰術"的一份"自白書"。對此，臺灣史家的證詞云：所選出的三十六名第二屆中央執委，絕大多數屬於汪系和共派的人馬。再由三十六名委員，選出九名常務委員，他們的名次是汪兆銘（精衛），譚延?，譚平山，蔣中正，林祖涵，胡漢民，陳公博，甘乃光，楊匏安。上列九名中，汪系三名，即汪、陳、甘；共派三名，即譚、林、楊；其餘三名無所屬。譚延?與汪較近，胡在莫斯科，蔣被孤立起來。

國民黨二大後，蔣介石深感國民黨大權旁落，又在黨內權鬥中受到蘇聯顧問和汪精衛聯合打壓，遂在國民黨右派的推動下，決意展開反擊，護黨自衛。三月十八日晚代理海軍局長李之龍（共產黨員），令蔣校長座艦中山艦由廣州駛回黃埔，準備劫持蔣中正直駛海參威，送往俄國。三月二十日，蔣採取斷然措施，拘捕李之龍，扣留中山艦，包圍俄國顧問住宅及共黨機關，收繳共黨分子所操縱的罷工委員會槍械，是為"中山艦事件"。中山艦的調動，系聽從俄國顧問的命令。事發之後，俄國顧問季山嘉等被遣送回國，共黨同意解除中共分子在軍校中擔任的職務，並解散"青年軍人聯合會"，軍校教務長鄧演達的職務亦被解除。此後，蔣氏完全掌握了國民政府的軍事實權。

事變發生後，當時正在廣東的毛澤東和周恩來一起分析了當時的形勢，都主張對蔣進行反擊。周後來在延安整風期間這樣回憶道："三月二十號事變是國共關係的一個關鍵，這以前廣東省委主張進攻，上海中央主張退守。事變打擊主要對象是俄顧問、黃埔共產黨、省港糾察隊。我在富春家遇毛，毛問各軍力量，主張反擊。""我聽了毛的話，找季山嘉(蘇聯顧問)，他說不能破裂。而當時的軍事力量是可以反蔣的"。

由於當時作為中共太上皇的蘇聯顧問主張退讓妥協，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作為第三國際中國支部，也只好聽命。這樣，中共黨員被迫全體退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和黃埔軍校，周恩來本人則被免去第一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職務。為了這件事，陳獨秀的兒子，當時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的陳延年氣得大罵其父"老糊塗"、"混蛋",這實在是冤枉了陳獨秀，讓他為俄國人揹黑鍋。

毛澤東、周恩來之間的這次相遇，雖然來去匆匆，商討出來的對策也沒有被上面所採納，從而影響時局，但卻成為毛、周兩人日後在政治上幾乎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合作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