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良朱學淵評茅於軾文章

人們常常說：書生誤國。

筆者也是一介書生，但覺得這句話深有道理，所以覺得有必要談談這個問題。

茅於軾老先生作為一個學者，他發表的意見，常常有某一方面的道理，你聽聽他的意見，當作參考，是不錯的。但是，當權者要完全相信他，按他的意見去做，就一定誤國。

當然，我這裡不是說茅老先生已經誤國，而是說當權者如果完全聽茅老先生的，就會誤國。

這一點，不僅適用於茅老先生，也適合於全世界許多許多書生，尤其適合於經濟學家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因為到目前為止的主流經濟學理論，無論是馬列主義還是自由主義，無論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都是經濟決定論，從根本理論開始，理論基礎就錯了。

這許多許多的書生，只有某一方面的實際上並不全面的理論，但他們卻往往固執於自己的理論，把它絕對化，走向極端。例如茅老提倡的幾乎是市場萬能論的理論，你要完全相信，就必定走上邪路。治國者完全聽信，就必定誤國。

一般說來，你沒有理論，僅僅從實際出發，按實際需要搞實用主義，雖然可能常常走錯方向，事情做起來不容易又快又好，但隨時糾正，也不太容易釀成大錯。但書生們有理論，又常常把他們的理論絕對化，他們從他們的理論教條出發，不顧一切推行自己的理論，不管實踐結果如何與他們的理論背離，他們都要找各種理由，來為自己的理論辯護，堅持不改，非常固執。如果理論搞對了，成績就很大，但如果搞錯了，很容易釀成大錯。

所以，非書生的實際工作者犯錯誤，往往不如教條主義的書生犯錯誤犯得大。馬列主義教條主義的錯誤，和這三十年自由主義教條主義的錯誤，就非常之大。所以人們稱他們誤國，也就是書生誤國。

而茅老先生的許多觀點，從他自己的理論教條出發，往往顯得相當固執、教條化和極端化。

中國三十年鄧式改革的嚴重教訓，主要的，當然是一黨專制官僚太子黨大搶劫大掠奪，但次要教訓中，也有自由主義書生誤國這一條。

在中國建立共產黨一黨專制，搞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陳獨秀開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列主義書生誤國。他們把一種理論，即馬列主義理論絕對化，當作真理，然後搞馬列主義思想絕對專制和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共產黨一黨的絕對專制。再然後，不顧一切，搞全盤公有化和計畫經濟化，把中國搞得一塌糊塗。

毛澤東們把中國搞得一塌糊塗，不行了，毛又一命歸天了。鄧小平們沒有辦法了，只好搞改革。

但是，改哪些，怎麼改？

本來，中國的根本問題，是一黨專制的問題，包括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想專制和共產黨的政治專制。經濟問題，全盤公有化，全盤計畫經濟，等等，不過是一黨專制的結果。與馬列主義的觀點相反，它們，即公有化經濟，不是基礎，不是原因；相反，公有化經濟正是一黨專制的思想和政治專制在中國建立起來後，由共產黨一黨專制導致的結果。一黨專制是中國全盤公有化的基礎，即全盤公有化的政治和思想基礎。共產黨一黨專制是主體，是主動者，創造者。經濟制度，即共產制度，不過是它的客體，它的創造物。不是經濟決定政治，公有制決定一黨專制；相反，是一黨專制的政治決定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的公有化經濟。

因此，中國要改革，必須先搞政治改革，改變主體，然後才能保證改好客體，才能以政治改革帶動經濟改革。

但是，一黨專制是毛澤東鄧小平們的命根子，鄧小平們不想改，不願改。在他們的主導下，中國的改革，只好在所有制方面動腦筋。於是，一批自由主義書生，包括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就來為鄧式改革背書，他們繼承馬列主義的哲學和基礎理論——經濟決定論，即把客體說成主體，即把主體的產物——作為客體的經濟，說成是主體；而把主體——即一黨專制的政治，說成是經濟創造出來的客體。把經濟說成是基礎，把政治說成是上層建築，完全顛倒了兩者的關係。

在這種顛倒的理論指導下，他們把改革程序完全顛倒，主張先經濟後政治。鼓吹經濟改革必然帶動政治改革。使中國的改革，完全走上了鄧式改革的邪路。

要改革，就要改變原來的理論，原來的理論絲毫不變，改革也就沒有了。於是，這些自由主義者在繼承基礎理論經濟決定論的同時，就來製造新的理論，也就是改變這種經濟決定論的結論，把馬列的結論簡單地反一反，變成與馬列主義相反的自由主義鏡像。馬列主義的經濟決定論無限讚美公有制和計畫經濟，把公有制和計畫經濟幾乎說成萬能的。自由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就反過來，走向另一個極端，無限讚美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把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幾乎吹成萬能的。

馬列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個極端，兩者都是走極端的絕對化理論。兩者都主張用一條腿走路，一隻手做事，要砍掉另一隻手，另一條腿。馬列主義要砍掉私有制和市場經濟；自由主義要砍掉公有制和計畫經濟。

在我們看來，經濟不是基礎，不是起決定作用的東西。公有制私有制，計畫經濟市場經濟，都不過是人們使用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手段。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實行全盤的徹底的公有化和計畫經濟，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實行全盤的徹底的私有化和市場經濟。任何國家都必須採用兩條腿走路，兩隻手做事的方針。任何國家，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只要違背兩條腿走路、兩隻手做事這個方針，都會產生大問題。社會主義陣營的教訓和資本主義1929大蕭條及這次金融海嘯的教訓，都證明了這一點。

早在十多年前，我在1997年寫的《中國改革簡綱》中，就主張中國經濟改革所有制改革的目標，是混合經濟。可惜不為當局採納。我的文章，應南京公安要求，每篇都給他們一個副本，他們保證送到最高領導人手裡。估計當時的最高領導人根本不能理解這個問題。

我認為，全世界未來的經濟，都將會逐步實行適合每個國家自己特點和自己當時發展水平的混合經濟。

這種混合經濟，乃是在實行自由民主制度的條件下，在自由民主的基礎上，實行私有制和公有制相結合，市場經濟和計畫經濟相結合，互相補充，互相配合，各取所長。不僅整個國家是這樣，每個行業，每個有適當規模的較大企、事業，都可以考慮實行各種私有制形式和各種公有制形式相結合，公私比例各各不同的混合經濟制度。並且任何所有制度，都不是固定的，你可以根據實際需要，一段時間實行一定程度的適合實際需要公有化，你也可以隨時改回來，實行適合需要的私有化。例如在金融海嘯條件下，對相關金融企業和其他受影響的企業，實行一定程度的公有化或公共監督管理，金融危機過去，需要恢復必要的私有化，你也可以把它改回去。

總之，一切以人為根本，以人及由人組成的社會的需要為轉移。像共產主義那樣的全盤公有化，和相反的，自由放任的全盤私有化，包括對金融等事涉重大公共利益的部門，不加監管，造成金融海嘯經濟危機的機制，應該永遠結束。

對這個問題，我已經研究很長時間，等今後有時間，我將詳細談談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的新人本主義，主張人是根本，必須以人為本，以人和人的發展為中心，逐步向未來的人本社會發展，必須堅決反對經濟決定論，反對經濟決定論理論毒籐上結出來的雙胞胎理論毒瓜馬列主義和自由主義。

改革開放以後，主要是1984年以後，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後，在自由主義謬論的指導下，自由主義書生鼓吹全盤私有化、不顧一切私有化、無條件私有化，充當官僚太子黨大搶劫大掠奪的幫凶和吹鼓手，充當官僚太子黨殺貧濟富的吹鼓手和幫凶。結果，他們把自己搞得名聲掃地。尤其主流經濟學家，名聲更是掃地以盡。

我反對謾罵茅老先生。但是，我認為，茅老先生應該首先檢查自己的錯誤，糾正自己的謬論，才能挽回自己的影響。這也是我們的書生、學者和精英應該有的教養，比一般民眾的教養重要得多的教養。一般人的教養，只是道德風氣的問題，而書生精英們的教養，不僅是道德風氣的問題，而且是會不會誤國的問題。你不想要這種書生改錯教養，在法律上，那也是你的自由。但是，你沒有這種書生精英的改錯教養，那你就只能越來越引起民眾的反感，使自己的名聲越來越不好，在中國人目前的素質條件下，謾罵聲音只會越來越多。

中華民族自古是個無理性思維的群體，但是自從升起了‘紅太陽’，執政黨裡的湖南人又常常在廬山上‘操娘’，於是一個原本無理性民族又斯文掃地，這六十年的‘沉渣泛起’，中國生出了十億個小毛澤東，造就了今天這個很粗鄙的格局，請於軾先生不要生氣。

在‘耕地紅線’的問題上，我是不同意於軾先生意見的，首先，我以為他的思想中有一個誤區，即是把‘不缺糧食’和‘不缺土地’等同看待了。說糧食是‘可再生的’，那是必須有土地才能再生的；而土地則是‘不可再生的’，澆了水泥蓋了房子，就不能種糧食了，於軾先生說到了這一點，但是更重要的是人口還在增長，土地卻不會下崽崽的。因此有一條紅線比沒有一條紅線要好。

其二，‘市場決定論’當然是正確的，但是中國的經濟並不是‘市場決定’的，而是‘權力決定’的，如果土地還給農民，而他們大都是怕官的，官要他們賣田，他們是不敢不賣的。因此，黨中央決定暫緩‘土地使用權流動’是基於對政治腐敗的長期性的估計，在黨中央實行政治改革以前，我們或許應該擁護它的某些權宜之計。

不久前，香港《鳳凰衛視》有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女主播，訪問了一個很牛氣很牛氣的幹部，此人原籍山東，主政寧夏，貌似厚道，卻自詡外號‘陳八道’，說自己如何如何有魄力在寧夏建造了一條八道寬的高速路，我在電視機屏幕上見那條路寬大無邊，一望無際，但那瞬間（可能不是高峰時段）只有一輛汽車在上面緩行。

我們不妨估算一下，如果這條路是一百公里長，一百公尺寬，那就用了一千萬平方米的地，也就是一萬五千畝的良田（一市畝面積六十方丈，等於666.6平方米），‘陳八道’是用一萬五千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換取他‘一輛車行一條路’的政績的。

因此，中國農民現在正在和形形色色的陳八道、王八道爭土地，而黨中央很希望能夠約束‘各八道’的權力，但又必須依靠他們貫徹‘穩定壓倒一切’的偉大政治遺產，儘管政治遺產高於土地，但是也有‘邊際效應’，因此設下了一道任何‘八道’不能逾越的紅線‘十八億畝’……這或許也是於軾先生沒有看到的黨中央的苦心孤旨。

附文:茅於軾：這樣沒有教養，是可哀的

南方人物週刊記者譚翊飛發自北京

如果我們可以通過糧食來計算十八億畝耕地，那麼我們是不是也應該算一算全國要生產多少牙膏、多少鞋子，那你就搞計畫經濟得了

受訪者茅於軾（經濟學家）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主持的《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課題學術成果發布會上，經濟學家茅於軾先生發布了三項研究結論：

一、現代中國，基本上不會發生糧食安全問題；二、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沒有必然關係；三、十八億畝耕地紅線沒有必要。

觀點一出，引起激烈爭論。本刊就此專訪了茅於軾先生。

一、以上三個觀點，哪個是您的核心觀點？或三者均是？

茅於軾：核心觀點是——耕地紅線是不必要的。我們要相信市場會進行調節，市場是最有力的調節工具。如果我們可以通過糧食來計算十八億畝耕地，那麼我們是不是也應該算一算全國要生產多少牙膏、多少鞋子，那你就搞計畫經濟得了。

二、您提到，十八億畝紅線是拍腦袋想出來的，那麼您是否贊成需要制定一個更科學的數目，如十七億畝，或者十億畝？還是紅線完全沒有必要？

茅於軾：完全沒有必要，十七億畝沒有必要，十億畝也沒有必要，任何紅線都沒有必要。

三、在您的分析中，一直強調，糧食生產過程中，許多要素是可以替代的（通過增加化肥、農機等投入提高糧食產量）。但這種替代是否也是有限的？

茅於軾：不錯。但糧食生產投入的可替代要素有很多，比如灌溉搞得好，產量會提高；化肥用得好，產量也會提高。但如果只就一個要素來說，比如只用灌溉，我老澆水的話，水的效果就差了，我可以用各種要素替代。

當然，替代不是無限制的，這可以在邊際上估計一個數，我們的研究報告裡面有。糧食產量翻番增加，我們沒有這個本事，但糧食產量增加1%、3%，需要增加多少要素投入，是可以估算的。

四、有人認為，現在對糧食生產的投入，已經達到了極限、頂點了。不可能再通過增加投入增加產量了。

茅於軾：這個說得也對。現在的化肥用得也非常高，這個潛力也基本上用掉了。但還有新的潛力，比如農民大量用化肥，很少用有機肥。另外，在科技發展方面，現在有基因工程，雖然有好多別的問題，但潛力非常大。

五、很多人認為糧食進口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擔心國際糧食市場會受國際政治左右，有錢可能買不到糧。

茅於軾：我們是否可以反過來問這麼一句話：如果出現糧食缺口，我們是不是要進口呢。我並不是說中國糧食靠進口解決，而是不足的時候靠進口來調節。日本自給率只有60%，韓國只有40%，古巴只有20%，他們這樣活了好多年了。當然，我們不能說他們的做法是最好的做法，但解決問題的途徑，不是自給自足。

拿石油來講，日本一點石油都沒有，他要用大量的石油，那麼他怎麼自給自足？全世界這樣的國家多的是，我們的石油50%靠進口。所以，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不是自給自足，而是要保護世界市場，不管什麼原因，都要保護世界市場，要全世界的國家領導人都認識到這個問題。

六、如果拿石油和糧食作比較，哪個更重要？而且，糧食生產需要一個週期，並不能馬上生產出糧食來。

茅於軾：現在來看，石油更重要，因為現在我們的糧食不缺，石油一半靠進口。

很多人誤解，沒有糧食會餓死人的，他是說沒有糧食吃，那當然重要了。而我們現在有糧食吃，石油就更重要。所以，我說不能用有無分析法，而要用邊際分析法。如果用有無分析法，永遠是糧食最重要，沒有糧食人就會死，那糧食當然重要。你這樣分析有什麼用？

我們要用邊際分析法，就是我們增加一點糧食更安全，還是增加一點石油更安全，我們現在糧食已經很多，糧食是很自由貿易的商品，而石油儲備不多，而且很不自由貿易。

有關糧食生產週期，這是個問題，但現在這個情況有改變。現在南半球，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亞，都是產糧食的國家，這樣就把週期減少了一半了。另外，我們要有儲備，17%的儲備就是這個原因，儲備肯定是需要的。

七、有人提到，放開紅線，可能會使耕地快速流失。而您的觀點似乎恰好相反，只有讓農民自由交易土地，才不會形成政府壟斷土地一級市場的局面，農民才會保護自己的土地。這其實是可以節約土地的。這是否意味著，依靠政府保護耕地，還不如依靠農民自己來保護？

茅於軾：紅線是國家管理，沒有必要。這與農民自己能否保護耕地有一定關係，但沒有必然關係。農民要有權利保護自己的土地，非常重要，但它不是放開紅線的前提，紅線是一定沒有必要。

另外，即使農民有了土地所有權，耕地的政府管理還是需要的。什麼原因呢，因為耕地被開發以後，很難變回去。耕地是單向流動，從來沒有聽說城市土地變為耕地，所以把耕地變為城市用地是要謹慎，世界各國都有保護耕地的例子。

八、有人批評你們的報告太粗糙，不夠嚴謹，包括同意您這一觀點的人士。比如，吳向宏說，您這個研究，實際上立場已經預設了，即「自由市場最有效率，政府干預必須取消」，而研究工作反而粗放了。您怎麼看？

茅於軾：不錯，是這樣的。我們首先看到了保護耕地紅線是錯誤的，我們再研究有關這一政策的方方面面。對研究的批評，我們接受，一個研究可以做得淺，也可以做得很深入，看你有多少資源。

天則所很窮，這也就是一個二、三十萬的小課題，我們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相信把最重要的問題都搞清楚了，過去從沒人看到的問題，我們看到了，比如百年一遇的缺糧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九、還有人批評說，您被罵暴露了中國自由派的困境，進而認為中國自由派讓他「哀其不爭，怒其不興」。您覺得您是自由派嗎？您覺得中國自由派的水平有他說的那麼低嗎？

茅於軾：我是自由派，沒問題，但中國改革成功全靠自由派。中國改革的成功，當然自由派也有失敗的地方，但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自由派主導的。現在人們可以自由流動，可以自由創業，可以到世界各地旅遊，這都是自由啊。

不光是我們中國才有自由派，全世界的自由派都這樣講的，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大師都強調自由啊，沒有哪個強調計畫。你看阿馬蒂亞森怎麼怎麼說的，自由就是發展，沒有自由哪來發展？

十、有一些人因為不同意您的觀點，而用非常粗俗的話罵您。您怎麼看這些謾罵？主要是利益驅使？還是情緒使之？

茅於軾：都不是，這些老百姓都是很可哀的，不是很可愛，可悲哀。這些人如此缺乏教養，不懂得尊重別人，沒有理性思考。我覺得從我們小學教育就開始，有一點不同意見就是美帝國主義的特務，思想上如此之閉塞，這是我真正悲哀的地方。一個老百姓搞不明白自己的利益在什麼地方，這倒是經常有的事，但這樣的沒有教養，這個是可哀的。

我覺得中國的前途，要變成真正的發達國家，困難不在財富的創造，而在這裡，90%的人都用謾罵的方式，連自己的姓名也不敢暴露。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