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曲和隱瞞
人民日報駐德記者劉華新向國內一再發出關於張丹紅事件的跟蹤報導。跟蹤是應該的，但是應該客觀從實。可惜，劉華新的報導並不客觀。歐洲的媒體都知道，在八名旅德異議知識份子給聯邦議會發出公開信以後，聯邦德國作家圈的五十九名作家和批評家立刻也發出了公開信，這封公開信的措辭更加嚴厲，更加急切地要求對於德國之聲的節目和人事結構加以審核。後來才有四十九名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業人士的公開信。劉華新說這四十九人中，有前司法部長、議會人權與人道援助委員會主席等名人。可是他竟不向國內讀者介紹，五十九人作家圈中更是名人社團，還有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和其他著名獎項獲得者。劉華新的報導給人的印象，好像四十九人的陣容比五十九人的陣容更加強硬，更加令人矚目似的。實際上五十九人中不僅包括德國和歐洲名人，更有美洲的名人，範圍更加廣泛。此外，他把作家圈描寫成"朋友型"組織，也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他的目的是要把這個組織說得不那麼重要，不是一個宗旨明確的組織，僅僅是一個鬆散的隨意集合。實際上聯邦德國作家圈是一個十分嚴謹的社團，他們的成員一般不隨意發展，保持在六十人左右。這是作家圈的章程裡寫明的。它的宗旨是：聯邦共和國作家圈在正名之下還有一個副題：文學與政治之論壇。作家圈是一個獨立於政黨政治以外的作家、藝術家、人文科學家和批評家的組合。其成員憑藉反抗專制、思想自由和非意識形態化而結盟。在作家圈的理念上，民主與人道主義，自由與責任擔當都是不可分割地維繫在一起的。
作家圈把自己理解為一群立志促進當代文學並捍衛包羅萬象的人類價值的、具有批評精神的時代同齡人，因此他們將堅定不移地迎擊一切反智和反民主的傾向，不論其來自左的一方還是來自右的一方。作家圈自覺自願地站到那些人文批評者、懷疑論者、反叛者和持不同政見者們的精英政治傳統一邊。這一歐洲啟蒙的傳統跨越了海涅、畢希納和萊幸等人，直至二十世紀兩大德國的專制政體的逃亡者和被整肅者。作家圈的每個成員將如盡義務一般地認同此一宗旨。
恰恰相反，四十九名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業人士倒是一次臨時的朋友式集合，而作家圈完全是一個宗旨絕對明確的反專制反迫害的文學與政治的論壇型社團。
作家圈的公開信發表以後，德國的中文報紙《歐華導報》立刻就發表了我的《聯邦作家圈禮讚》，對該社團做了比較詳細的介紹。該文在網上也有流傳。作為駐外記者，劉華新也可以上網查詢，立刻就能找到作家圈的德文網站。所以人們有理由懷疑劉華新並非疏忽，而是有意為之。發布一個消息，只說一部分情況，隱瞞另一部分情況，是誤導讀者最狡猾的方法。你無法說他沒有報導，但是你又無法從中瞭解事件的全貌。老實說，我們從小就是在國內被這種欺騙宣傳給"忽悠"長大的。十月革命，紅軍長征，西安事變，延安整風，反右鬥爭、三年飢荒，哪一個歷史事件黨政宣傳部門都沒有把真相告訴我們。近年來海內外學者才把一些真相披露出來。二十一世紀已經來臨，劉華新作為中國駐德記者報導新聞，繼續這樣說一半，藏一半，是違背新聞工作者的良知的。
誇張和編造
劉華新把德國朝野各方面對德國之聲電臺的審核誇張為"清洗"，把德國公法機構德國之聲電臺不允許其公職人員（以編輯部負責人身份）發表與國家價值觀相違背的言論說成是"不公正的待遇"，也是混淆視聽的說法，是"忽悠"國內讀者的說法。張丹紅僅僅不再擔任中文部副主任，依然是編輯，繼續播音。根本沒有什麼批鬥會、開除公職之類的事情。張丹紅事件跟德國的言論自由完全沒有關係。劉華新完全知道，說德國沒有言論自由是可笑的。批評德國政府及其領導人的言論，在德國報紙上無日無之，尤其是每週一次的議會辯論實況電視轉播，各黨派議員慷慨激昂地抨擊執政黨在各個方面的失誤。而且德國的（中共）馬屁華僑報紙幾乎每期都有抱怨和指責德國政府和總理本人的言論，所有這些批評者，包括那些馬屁華僑社團的負責人和編輯，一個個都活得好好的，不受任何干擾。劉華新的手法是很卑劣的。他為國內的黨政宣傳部門編造了一個謊言，好去欺騙沒有出過國的國內青年和知識份子：你看，所謂自由民主的德國也沒有言論自由。
選擇性的呼籲
劉華新支持四十九人的公開信，強調說明應該堅決地反擊進行中的審核，要保護受到審核的相關人員。他口口聲聲譴責德國沒有新聞自由。彷彿他跟四十九人一起成了人權和道德的捍衛者。然而，正如八名旅德異議中國人的申訴信和國內民間知識份子的公開信所指出的那樣，這些掛著各種頭銜的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業人士可曾為中國國內那些因為發表批評言論而判刑、坐牢的詩人、作家、新聞記者呼籲過嗎？現在師濤、楊天水、王小寧、清水君、楊子立四君子、胡佳、高智晟和其他許多知名和不知名的網路作者們身陷囹圄，正在忍受關押和勞改的折磨時，這些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業人士做了些什麼？張丹紅照常上班，繼續播音。而這些中國知識份子都在勞改，在監獄裡受苦。他們為什麼不向北京當局發出公開信，去捍衛這些中國人的人權？若說漢學家和專業人士不瞭解遠在中國的異議知識份子，所以未曾為他們奔走呼號；那麼住在德國的我本人因為寫了一篇文章，說到六四慘案，認為鄧小平、李鵬總有一天將受到歷史的審判，結果被中國使館的官員逼寫檢討。我堅決拒絕檢討以後，他們指使華僑將我從已經教學十年的中文學校開除教職，威脅我將來回國會有麻煩，並且暗中通知所有華僑報刊，不准刊用我寫的新聞稿件以斷絕經濟來源，以此逼我就範。我始終沒有認錯，反而向德國勞工法庭提出了訴訟，讓中國使館及其官員暴露了政治干擾教學和新聞自由的醜惡面目。這件事情不僅在中文報刊上被廣泛報導，例如德國導報，歐洲日報，北京之春、香港亞洲週刊等等，而且在著名的德文媒體上曝光，例如法蘭克福匯報、德國N-tv 電視臺都有採訪報導；德國之聲電臺，正是張丹紅本人都來做過採訪，並廣播了有關消息。中國使館的文化參贊還出面遊說德國之聲女記者胡蘭，叫她不要為此發表評論。那個時候，我和妻兒面臨忽然斷絕收入的困難，許多華僑都被威脅不准跟我接近。我作為德國的一名中文教師和報刊編輯，為什麼沒有權利批評那些殺害學生和市民的中國黨政軍領導人？我跟張丹紅一樣也來自中國大陸，從事新聞報刊和中文教學工作，這些漢學家和專業人士為什麼不站出來為我的人權和自由呼籲和反擊？
我所經受的迫害和打擊充分地說明，中國當局的專制不僅在中國非常野蠻殘酷，而且還把他們的魔掌伸向了國外，一直伸到了德國的華人社會。千千萬萬來自中國的華僑雖然來到了西方國家，很大一部分都已經加入了當地的國籍，可是他們的思想言論還是不能自由地表達，他們可能面臨在求職和回國方面的麻煩和障礙。美國紐約的華人甚至在法拉盛遇到了使館指使的暴力傷害，也都說明瞭同樣的問題。劉華新和四十九位漢學家、專業人士瞭解這些情況嗎？如果瞭解，為什麼不捍衛這方面的人權和自由呢？他們的呼籲是有選擇性的。凡是受中國當局迫害的人士，他們根本不願意保護。
新聞人的良知
我常常回憶自己1978年剛剛考上大學的日子。社會上對77、78兩屆新生寄予了無限的期望：文革浩劫過去，這些新生將重新接續文化和科學的偉大進軍。重托讓我感到興奮，也感到壓力。欣喜之餘，我再審視自己的專業，中國語言文學，前景如何？一位同學邵祖武發表了一篇論文，認為1949年的前面三十年（1919-49）還有魯迅、沈從文、老舍、巴金等作家作品，後面三十年（1949-79）幾乎沒有可以載入史冊的作家和作品，什麼高玉寶、我的一家、鐵道游擊隊、青春之歌之類革命故事，甚至根本稱不上文學。（這位同學畢業時遭到整肅）。而且思想的禁錮依然威風凜凜，難於抗拒。每念及此，不覺黯然神傷。可是新聞系的同學卻還羨慕我們，因為當時"傷痕文學"（盧新華）正好源出於我們所在的復旦大學中文系。"你們文學繫好歹還能討論社會主義時代有沒有悲劇……，而我們新聞系的理論前提就是'黨的喉舌'，不容商量！"
中國的宣傳和新聞出版機構中主要的業務骨幹主要都來自中文和新聞這兩大科系。今天，文學領域中，毛澤東"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之類的緊箍咒早已遭到或明或暗的唾棄。新聞領域中，"黨的喉舌論"也已經受到"人民喉舌論"的質疑和挑戰。劉賓雁奉獻了新的報告文學，六四學生運動中記者們則發出了 "不要逼我們說假話"的吼聲。當今的新聞記者群中也有非常獨立的李大同、盧躍剛這樣敢說敢當的人。難道邵飄萍、林白水、史量才、儲安平、成舍我這些中國新聞前輩的故事對於劉華新們竟完全沒有一點觸動嗎？駐外記者，應該有一定的外文基礎，有幸派駐德國，更有機會直接瞭解德國的著名新聞界先賢，比如奧西茨基 Ossietzky（納粹時期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死於集中營）和奧格施泰因Augstein（明鏡週刊的創始人）。他們都曾被誣為泄露軍事機密者，甚至被控叛國罪，最終他們抗拒了專制的力量，樹立了新聞界的榜樣。中國新聞界並非沒有這樣的優秀人物。新華社退休記者楊繼繩先生就是一個典型。他從父親在三年飢荒中餓死的問題中逐漸醒悟，認識到社會主義專制社會由最高領導人決定一切，社會就失去了活力和效率。他追求真理，走遍城鄉，終於調查和整理出三年特大飢荒的歷史真相，寫出了他的新書《墓碑》，翔實地記錄了那一場由毛澤東和共產黨人的錯誤和罪惡造成的、死亡人數達三千六百多萬的慘劇。國際上評論說，這本書堪與俄國作家索爾任尼琴的《古拉格群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相比美。兩相比較，楊繼繩是中國新聞界的驕傲，而劉華清則還在黨喉舌的迷夢中沾沾自喜。我真誠地希望國內派駐西方的記者們，既然奉派到歐洲的新聞重鎮，就應洗心革面，逐漸認同歐洲的傳統價值觀，清醒地看出，新聞自由，司法獨立、教授治校等等普世的原則必將在中國重新出現。而極端民族主義喧囂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是淺薄低俗人群中的救命稻草。當然，拿了黨國的俸祿，膽敢反抗的人畢竟不多。那麼即使不免因"稻粱謀"而為"五斗米折腰"，好歹不要明知故犯，去做違背新聞人道德良知的事情。
專訪：費良勇先生談伍維漢死刑案
在北京當局處死震驚世界的殺警抗暴人士楊佳之後，又宣布處決奧地利籍華人伍維漢博士。
歐華導報記者訪問了曾經與伍維漢同時在慕尼黑留學的著名中國異議人士費良勇先生。費先生回顧了二十多年前的生活印象。伍維漢是東北齊齊哈爾人。出身貧苦，從小吃苦耐勞，相當精明能幹。在慕尼黑留學期間，我們經常見面。後來發生了1989年學生運動，我當選為慕尼黑學聯主席，伍維漢也是學潮的活躍人物。李鵬下令北京實行軍管以後，慕尼黑學聯提議到首都波恩舉行抗議示威，當時伍維漢出任學生代表，前往中國大使館表達學生意願。
90年代初，伍維漢離開慕尼黑，到奧地利經商。據我所知，他是跟中國的軍火出口企業北方工業公司的一位親戚一起做進出口生意。以後我和他的聯繫就逐漸斷絕了。
根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的說法，伍維漢出賣導彈資料的複印件給臺灣三民主義大同盟。並且將中國領導人的健康信息透露給臺灣方面。於是被判處死刑。奧地利外交部和歐盟為此都感到震驚。可是中國當局在宣布時，實際上死刑已經執行。
北方公司是一批高幹子弟壟斷的軍火出口大戶。是黨政高官及其子女的搖錢樹。
秦剛的說法是反法治的典型。伍維漢是生化專家，並不是核武器及其運載火箭的專家，隔行如隔山。他又具有海外身份，（滯外留學生，後來是奧籍華人），按照中國的保密制度，一般接觸不到國家的高度機密。如果他能接觸到高度機密，必有涉案更深的同犯，更應當處死。這是重大的疑點。另外，所謂對外透露國家領導人健康信息的罪名，更加不打自招，暴露了中國專制而非法治國家的本來面目。一個公民的健康信息本來屬於個人隱私，受到保護。可是一個國家領導人的健康因為關係到公眾的利益，反而不應該成為隱私，一旦健康發生重大問題，就應該立刻公布於眾，如果不能視事，就應當依法由法定繼承人接替。只有像朝鮮這樣的獨裁國家，明明領導人已經病重，卻秘而不宣，凡是膽敢議論者，即予嚴厲處罰。胡錦濤曾經說過要向北朝鮮學習。在這個問題上，中朝實屬難兄難弟。在歐洲普遍取消死刑的時代，中國當局對一宗涉外死刑案，不公布基本案情，倉促行刑，雖遭國際輿論質疑，仍一意孤行，反而顯示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形跡。
三民主義大同盟是國民黨的一個外圍組織，旨在推行孫中山的理念，實現兩岸統一的理想。跟軍事情報機關畢竟還有相當的不同。在臺灣總統馬英九努力接近大陸，三通和經貿往來進一步發展的時期，忽然處死外籍高級科技人員伍維漢，並且指明是與三民主義大同盟這樣的國民黨機構有關係，恰恰描繪出北京的嘴臉，僅僅限於經貿往來，拒絕和平民主統一。
在歐美全面廢除死刑的前景已經逐漸不可逆轉的今天，中國當局接連處死楊佳和伍維漢，讓中國當局微笑、寬容的假面具剝落殆盡，露出了猙獰、暴戾的真面目。（彭小明採訪）
2008年11月，著名的中國人權辯護律師張思之先生榮獲德國海因利希ㆍ伯爾基金會的佩特拉ㆍ凱利獎。海因利希ㆍ伯爾基金會週一在柏林宣布，授予張思之這一大獎是為了表彰他"為在中國保障人權和建設法制國家及律師制度做出的傑出貢獻"。八十年代初期以來，張思之為無數批評政府的人士、其中包括政治異議人士魏京生和王軍濤做辯護。魏京生通過大字報傳播民主要求，社會學家王軍濤1989年曾為在天安門廣場上抗爭的大學生提供諮詢。
在中國法學界，81歲的張思之被視為"律師的良知"。海因利希ㆍ伯爾基金會稱讚他為年輕律師的成長以及為中國的獨立司法做出的努力。海因利希ㆍ伯爾基金會每兩年頒發一次佩特拉ㆍ凱利獎，獎勵為人權、環保和社會公正做出貢獻的人。這項以綠黨創始人佩特拉ㆍ凱利女士命名的獎金總額為一萬歐元。德國之聲記者採訪張律師的時候，談到中德之間的法治國對話問題。張律師表示對該對話的詳情不甚瞭解。實際上這一情況剛好說明這種對話存在嚴重問題。兩國的對話內容對於民眾和兩國的法律界都信息不透明，實在是匪夷所思。全德學聯代表曾經走訪過德國司法部，當面批評德國一方對中國存在"政法委員會"掌控一切判決的情況都不瞭解，說明中方長期欺騙德方，給自己臉上貼金。全德學聯將把批評的情況通過張思之律師告知國內法律界，提升兩國法治國對話的水平。（彭小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人民日報駐德記者劉華新向國內一再發出關於張丹紅事件的跟蹤報導。跟蹤是應該的，但是應該客觀從實。可惜，劉華新的報導並不客觀。歐洲的媒體都知道，在八名旅德異議知識份子給聯邦議會發出公開信以後，聯邦德國作家圈的五十九名作家和批評家立刻也發出了公開信，這封公開信的措辭更加嚴厲，更加急切地要求對於德國之聲的節目和人事結構加以審核。後來才有四十九名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業人士的公開信。劉華新說這四十九人中，有前司法部長、議會人權與人道援助委員會主席等名人。可是他竟不向國內讀者介紹，五十九人作家圈中更是名人社團，還有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和其他著名獎項獲得者。劉華新的報導給人的印象，好像四十九人的陣容比五十九人的陣容更加強硬，更加令人矚目似的。實際上五十九人中不僅包括德國和歐洲名人，更有美洲的名人，範圍更加廣泛。此外，他把作家圈描寫成"朋友型"組織，也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他的目的是要把這個組織說得不那麼重要，不是一個宗旨明確的組織，僅僅是一個鬆散的隨意集合。實際上聯邦德國作家圈是一個十分嚴謹的社團，他們的成員一般不隨意發展，保持在六十人左右。這是作家圈的章程裡寫明的。它的宗旨是：聯邦共和國作家圈在正名之下還有一個副題：文學與政治之論壇。作家圈是一個獨立於政黨政治以外的作家、藝術家、人文科學家和批評家的組合。其成員憑藉反抗專制、思想自由和非意識形態化而結盟。在作家圈的理念上，民主與人道主義，自由與責任擔當都是不可分割地維繫在一起的。
作家圈把自己理解為一群立志促進當代文學並捍衛包羅萬象的人類價值的、具有批評精神的時代同齡人，因此他們將堅定不移地迎擊一切反智和反民主的傾向，不論其來自左的一方還是來自右的一方。作家圈自覺自願地站到那些人文批評者、懷疑論者、反叛者和持不同政見者們的精英政治傳統一邊。這一歐洲啟蒙的傳統跨越了海涅、畢希納和萊幸等人，直至二十世紀兩大德國的專制政體的逃亡者和被整肅者。作家圈的每個成員將如盡義務一般地認同此一宗旨。
恰恰相反，四十九名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業人士倒是一次臨時的朋友式集合，而作家圈完全是一個宗旨絕對明確的反專制反迫害的文學與政治的論壇型社團。
作家圈的公開信發表以後，德國的中文報紙《歐華導報》立刻就發表了我的《聯邦作家圈禮讚》，對該社團做了比較詳細的介紹。該文在網上也有流傳。作為駐外記者，劉華新也可以上網查詢，立刻就能找到作家圈的德文網站。所以人們有理由懷疑劉華新並非疏忽，而是有意為之。發布一個消息，只說一部分情況，隱瞞另一部分情況，是誤導讀者最狡猾的方法。你無法說他沒有報導，但是你又無法從中瞭解事件的全貌。老實說，我們從小就是在國內被這種欺騙宣傳給"忽悠"長大的。十月革命，紅軍長征，西安事變，延安整風，反右鬥爭、三年飢荒，哪一個歷史事件黨政宣傳部門都沒有把真相告訴我們。近年來海內外學者才把一些真相披露出來。二十一世紀已經來臨，劉華新作為中國駐德記者報導新聞，繼續這樣說一半，藏一半，是違背新聞工作者的良知的。
誇張和編造
劉華新把德國朝野各方面對德國之聲電臺的審核誇張為"清洗"，把德國公法機構德國之聲電臺不允許其公職人員（以編輯部負責人身份）發表與國家價值觀相違背的言論說成是"不公正的待遇"，也是混淆視聽的說法，是"忽悠"國內讀者的說法。張丹紅僅僅不再擔任中文部副主任，依然是編輯，繼續播音。根本沒有什麼批鬥會、開除公職之類的事情。張丹紅事件跟德國的言論自由完全沒有關係。劉華新完全知道，說德國沒有言論自由是可笑的。批評德國政府及其領導人的言論，在德國報紙上無日無之，尤其是每週一次的議會辯論實況電視轉播，各黨派議員慷慨激昂地抨擊執政黨在各個方面的失誤。而且德國的（中共）馬屁華僑報紙幾乎每期都有抱怨和指責德國政府和總理本人的言論，所有這些批評者，包括那些馬屁華僑社團的負責人和編輯，一個個都活得好好的，不受任何干擾。劉華新的手法是很卑劣的。他為國內的黨政宣傳部門編造了一個謊言，好去欺騙沒有出過國的國內青年和知識份子：你看，所謂自由民主的德國也沒有言論自由。
選擇性的呼籲
劉華新支持四十九人的公開信，強調說明應該堅決地反擊進行中的審核，要保護受到審核的相關人員。他口口聲聲譴責德國沒有新聞自由。彷彿他跟四十九人一起成了人權和道德的捍衛者。然而，正如八名旅德異議中國人的申訴信和國內民間知識份子的公開信所指出的那樣，這些掛著各種頭銜的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業人士可曾為中國國內那些因為發表批評言論而判刑、坐牢的詩人、作家、新聞記者呼籲過嗎？現在師濤、楊天水、王小寧、清水君、楊子立四君子、胡佳、高智晟和其他許多知名和不知名的網路作者們身陷囹圄，正在忍受關押和勞改的折磨時，這些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業人士做了些什麼？張丹紅照常上班，繼續播音。而這些中國知識份子都在勞改，在監獄裡受苦。他們為什麼不向北京當局發出公開信，去捍衛這些中國人的人權？若說漢學家和專業人士不瞭解遠在中國的異議知識份子，所以未曾為他們奔走呼號；那麼住在德國的我本人因為寫了一篇文章，說到六四慘案，認為鄧小平、李鵬總有一天將受到歷史的審判，結果被中國使館的官員逼寫檢討。我堅決拒絕檢討以後，他們指使華僑將我從已經教學十年的中文學校開除教職，威脅我將來回國會有麻煩，並且暗中通知所有華僑報刊，不准刊用我寫的新聞稿件以斷絕經濟來源，以此逼我就範。我始終沒有認錯，反而向德國勞工法庭提出了訴訟，讓中國使館及其官員暴露了政治干擾教學和新聞自由的醜惡面目。這件事情不僅在中文報刊上被廣泛報導，例如德國導報，歐洲日報，北京之春、香港亞洲週刊等等，而且在著名的德文媒體上曝光，例如法蘭克福匯報、德國N-tv 電視臺都有採訪報導；德國之聲電臺，正是張丹紅本人都來做過採訪，並廣播了有關消息。中國使館的文化參贊還出面遊說德國之聲女記者胡蘭，叫她不要為此發表評論。那個時候，我和妻兒面臨忽然斷絕收入的困難，許多華僑都被威脅不准跟我接近。我作為德國的一名中文教師和報刊編輯，為什麼沒有權利批評那些殺害學生和市民的中國黨政軍領導人？我跟張丹紅一樣也來自中國大陸，從事新聞報刊和中文教學工作，這些漢學家和專業人士為什麼不站出來為我的人權和自由呼籲和反擊？
我所經受的迫害和打擊充分地說明，中國當局的專制不僅在中國非常野蠻殘酷，而且還把他們的魔掌伸向了國外，一直伸到了德國的華人社會。千千萬萬來自中國的華僑雖然來到了西方國家，很大一部分都已經加入了當地的國籍，可是他們的思想言論還是不能自由地表達，他們可能面臨在求職和回國方面的麻煩和障礙。美國紐約的華人甚至在法拉盛遇到了使館指使的暴力傷害，也都說明瞭同樣的問題。劉華新和四十九位漢學家、專業人士瞭解這些情況嗎？如果瞭解，為什麼不捍衛這方面的人權和自由呢？他們的呼籲是有選擇性的。凡是受中國當局迫害的人士，他們根本不願意保護。
新聞人的良知
我常常回憶自己1978年剛剛考上大學的日子。社會上對77、78兩屆新生寄予了無限的期望：文革浩劫過去，這些新生將重新接續文化和科學的偉大進軍。重托讓我感到興奮，也感到壓力。欣喜之餘，我再審視自己的專業，中國語言文學，前景如何？一位同學邵祖武發表了一篇論文，認為1949年的前面三十年（1919-49）還有魯迅、沈從文、老舍、巴金等作家作品，後面三十年（1949-79）幾乎沒有可以載入史冊的作家和作品，什麼高玉寶、我的一家、鐵道游擊隊、青春之歌之類革命故事，甚至根本稱不上文學。（這位同學畢業時遭到整肅）。而且思想的禁錮依然威風凜凜，難於抗拒。每念及此，不覺黯然神傷。可是新聞系的同學卻還羨慕我們，因為當時"傷痕文學"（盧新華）正好源出於我們所在的復旦大學中文系。"你們文學繫好歹還能討論社會主義時代有沒有悲劇……，而我們新聞系的理論前提就是'黨的喉舌'，不容商量！"
中國的宣傳和新聞出版機構中主要的業務骨幹主要都來自中文和新聞這兩大科系。今天，文學領域中，毛澤東"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之類的緊箍咒早已遭到或明或暗的唾棄。新聞領域中，"黨的喉舌論"也已經受到"人民喉舌論"的質疑和挑戰。劉賓雁奉獻了新的報告文學，六四學生運動中記者們則發出了 "不要逼我們說假話"的吼聲。當今的新聞記者群中也有非常獨立的李大同、盧躍剛這樣敢說敢當的人。難道邵飄萍、林白水、史量才、儲安平、成舍我這些中國新聞前輩的故事對於劉華新們竟完全沒有一點觸動嗎？駐外記者，應該有一定的外文基礎，有幸派駐德國，更有機會直接瞭解德國的著名新聞界先賢，比如奧西茨基 Ossietzky（納粹時期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死於集中營）和奧格施泰因Augstein（明鏡週刊的創始人）。他們都曾被誣為泄露軍事機密者，甚至被控叛國罪，最終他們抗拒了專制的力量，樹立了新聞界的榜樣。中國新聞界並非沒有這樣的優秀人物。新華社退休記者楊繼繩先生就是一個典型。他從父親在三年飢荒中餓死的問題中逐漸醒悟，認識到社會主義專制社會由最高領導人決定一切，社會就失去了活力和效率。他追求真理，走遍城鄉，終於調查和整理出三年特大飢荒的歷史真相，寫出了他的新書《墓碑》，翔實地記錄了那一場由毛澤東和共產黨人的錯誤和罪惡造成的、死亡人數達三千六百多萬的慘劇。國際上評論說，這本書堪與俄國作家索爾任尼琴的《古拉格群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相比美。兩相比較，楊繼繩是中國新聞界的驕傲，而劉華清則還在黨喉舌的迷夢中沾沾自喜。我真誠地希望國內派駐西方的記者們，既然奉派到歐洲的新聞重鎮，就應洗心革面，逐漸認同歐洲的傳統價值觀，清醒地看出，新聞自由，司法獨立、教授治校等等普世的原則必將在中國重新出現。而極端民族主義喧囂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是淺薄低俗人群中的救命稻草。當然，拿了黨國的俸祿，膽敢反抗的人畢竟不多。那麼即使不免因"稻粱謀"而為"五斗米折腰"，好歹不要明知故犯，去做違背新聞人道德良知的事情。
專訪：費良勇先生談伍維漢死刑案
在北京當局處死震驚世界的殺警抗暴人士楊佳之後，又宣布處決奧地利籍華人伍維漢博士。
歐華導報記者訪問了曾經與伍維漢同時在慕尼黑留學的著名中國異議人士費良勇先生。費先生回顧了二十多年前的生活印象。伍維漢是東北齊齊哈爾人。出身貧苦，從小吃苦耐勞，相當精明能幹。在慕尼黑留學期間，我們經常見面。後來發生了1989年學生運動，我當選為慕尼黑學聯主席，伍維漢也是學潮的活躍人物。李鵬下令北京實行軍管以後，慕尼黑學聯提議到首都波恩舉行抗議示威，當時伍維漢出任學生代表，前往中國大使館表達學生意願。
90年代初，伍維漢離開慕尼黑，到奧地利經商。據我所知，他是跟中國的軍火出口企業北方工業公司的一位親戚一起做進出口生意。以後我和他的聯繫就逐漸斷絕了。
根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的說法，伍維漢出賣導彈資料的複印件給臺灣三民主義大同盟。並且將中國領導人的健康信息透露給臺灣方面。於是被判處死刑。奧地利外交部和歐盟為此都感到震驚。可是中國當局在宣布時，實際上死刑已經執行。
北方公司是一批高幹子弟壟斷的軍火出口大戶。是黨政高官及其子女的搖錢樹。
秦剛的說法是反法治的典型。伍維漢是生化專家，並不是核武器及其運載火箭的專家，隔行如隔山。他又具有海外身份，（滯外留學生，後來是奧籍華人），按照中國的保密制度，一般接觸不到國家的高度機密。如果他能接觸到高度機密，必有涉案更深的同犯，更應當處死。這是重大的疑點。另外，所謂對外透露國家領導人健康信息的罪名，更加不打自招，暴露了中國專制而非法治國家的本來面目。一個公民的健康信息本來屬於個人隱私，受到保護。可是一個國家領導人的健康因為關係到公眾的利益，反而不應該成為隱私，一旦健康發生重大問題，就應該立刻公布於眾，如果不能視事，就應當依法由法定繼承人接替。只有像朝鮮這樣的獨裁國家，明明領導人已經病重，卻秘而不宣，凡是膽敢議論者，即予嚴厲處罰。胡錦濤曾經說過要向北朝鮮學習。在這個問題上，中朝實屬難兄難弟。在歐洲普遍取消死刑的時代，中國當局對一宗涉外死刑案，不公布基本案情，倉促行刑，雖遭國際輿論質疑，仍一意孤行，反而顯示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形跡。
三民主義大同盟是國民黨的一個外圍組織，旨在推行孫中山的理念，實現兩岸統一的理想。跟軍事情報機關畢竟還有相當的不同。在臺灣總統馬英九努力接近大陸，三通和經貿往來進一步發展的時期，忽然處死外籍高級科技人員伍維漢，並且指明是與三民主義大同盟這樣的國民黨機構有關係，恰恰描繪出北京的嘴臉，僅僅限於經貿往來，拒絕和平民主統一。
在歐美全面廢除死刑的前景已經逐漸不可逆轉的今天，中國當局接連處死楊佳和伍維漢，讓中國當局微笑、寬容的假面具剝落殆盡，露出了猙獰、暴戾的真面目。（彭小明採訪）
2008年11月，著名的中國人權辯護律師張思之先生榮獲德國海因利希ㆍ伯爾基金會的佩特拉ㆍ凱利獎。海因利希ㆍ伯爾基金會週一在柏林宣布，授予張思之這一大獎是為了表彰他"為在中國保障人權和建設法制國家及律師制度做出的傑出貢獻"。八十年代初期以來，張思之為無數批評政府的人士、其中包括政治異議人士魏京生和王軍濤做辯護。魏京生通過大字報傳播民主要求，社會學家王軍濤1989年曾為在天安門廣場上抗爭的大學生提供諮詢。
在中國法學界，81歲的張思之被視為"律師的良知"。海因利希ㆍ伯爾基金會稱讚他為年輕律師的成長以及為中國的獨立司法做出的努力。海因利希ㆍ伯爾基金會每兩年頒發一次佩特拉ㆍ凱利獎，獎勵為人權、環保和社會公正做出貢獻的人。這項以綠黨創始人佩特拉ㆍ凱利女士命名的獎金總額為一萬歐元。德國之聲記者採訪張律師的時候，談到中德之間的法治國對話問題。張律師表示對該對話的詳情不甚瞭解。實際上這一情況剛好說明這種對話存在嚴重問題。兩國的對話內容對於民眾和兩國的法律界都信息不透明，實在是匪夷所思。全德學聯代表曾經走訪過德國司法部，當面批評德國一方對中國存在"政法委員會"掌控一切判決的情況都不瞭解，說明中方長期欺騙德方，給自己臉上貼金。全德學聯將把批評的情況通過張思之律師告知國內法律界，提升兩國法治國對話的水平。（彭小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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