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合作的句號:五月指示
共產國際（莫斯科領導的第三國際）發給中共的"五月指示"要求中共開展土地革命，發動農民沒收地主的土地；吸收更多的工農領袖到國民黨中央，革新它的上層；動員2萬共產黨員和兩湖（當時在中共的領導下）革命工農5萬人，編成幾個新軍。這些要求無異於與虎謀皮，桂系名將黃紹記述了他和一個共產黨人的對話，這個共產黨員勸他反蔣實行土改，黃說土改的政策會遭到地主和自耕農的反對，當時的軍隊裡士兵既有出身佃農的，也有出身自耕農的，軍官則十分之九是家裡有幾畝地的小地主子弟，其餘十分之一在當了軍官以後也想置幾畝田。要土改，就是去毀滅他們既有的生活基礎與生活希望，他們豈能容你？就當時的政治現實來說，黃的分析顯然比共產黨的判斷更符合實際。
但是，來自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羅易，私下裡擅自把莫斯科的來電拿去給汪精衛看，希望能夠漸次推行。而汪把莫斯科的指示在黨內高層公開出來，其結果可想而知。7月15日，武漢國民黨中央最終確定了分共方針。共產國際一手促成的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也在它的手上畫上了句號。
中蘇蜜月的開始:中共六大
1928年初，莫斯科費盡心力，把上百名中共代表秘密地從中國各地偷渡出國，小部分從上海乘船到海參崴，大部分都借道東北，經大連、哈爾濱到滿洲里，然後越過國境線輾轉到達莫斯科。這條路線恰好也是共產主義思想傳入中國的路線，被稱作"紅色絲綢之路"。
毫無疑問，這樣一次代表大會的幾乎所有文件，都是由蘇聯人起草或幫助形成的。包括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選擇，也都是嚴格地按照蘇聯人的意志行事。中共從最初的幾十人，一直發展到數萬人，其間雖歷經曲折，但是它從蘇聯那裡得到的種種幫助，毫無疑問是它得以在舊中國極端複雜和危險的境況下生存發展的要件之一。
1944年的斯大林對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說當時的中共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是"人造黃油"式的共產黨。如果他說這話時，內心也浮現失落的話，那他懷念的會是1928年－1936年那段團結最緊密的時光，雖然在他的字典裡"團結"一詞有另外的含義。在這段時間裏，蘇聯公開支持共產黨人舉行的廣州暴動，堅決支持中共按照俄國模式發動蘇維埃革命，從政治方針到具體文件，從選定中共領導人到選派代表親臨蘇區，幫助工作、指導作戰，幾乎一包到底。但是莫斯科付出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只是把紅軍推上漫漫長征的險途。
"九·一八"事變的參考:中東路事件
東北易幟後年輕氣盛的張學良一心想收回中東鐵路的管理權。先在1929年5月27日，指稱蘇聯違背協議在東北宣揚共產主義，搜查蘇聯領事館。7月10日，又將蘇方中東鐵路局長、副局長等59人驅逐出境，並同時查封了蘇方的有關單位。蘇軍因此與東北軍發生武裝衝突，蔣介石國民政府也對蘇宣戰。戰鬥主要在中國的滿洲里和扎賚諾爾地區展開。從7月末開始直到11月，大小戰鬥進行了數十次，11月，蘇軍先後攻佔扎賚諾爾、滿洲里、海拉爾。中國軍人死傷及被俘人員9000餘名(傷亡2000名，被俘7000餘名)。據蘇方統計，蘇軍只不過死143人，失蹤4 人，受傷665人。12月20日，張學良派代表與蘇簽訂《伯力協定》。以中方接受蘇方提出的恢復中東鐵路中蘇共管的原狀、雙方釋放被俘人員而宣告結束。
此一事件，雖屬中國收回自身權益的行動，結果卻是南轅北轍，不僅損兵折將，人民遭殃，本就殘破的國家更是盡失顏面，而且還暴露了東北軍的實力以及國際社會在中國東北問題上可能干預的程度，從而為兩年後日本關東軍大膽發動"九·一八"事變，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對中東路事件，共產國際遠東局從一開始就明確要求中共中央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1929年9月，又給中共發來了命令，"誰忠誠地、真正地、堅定地、並且是毫無保留地武裝起來保衛蘇聯，誰才是革命者，才是國際主義者"。中共中央毫不猶豫地做出了積極的響應。對此，已離開領導崗位的陳獨秀髮表對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說在這個時候片面宣傳"擁護蘇聯""於我們不利"，絕不能簡單地認為"廣大群眾都認同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為此，並鑒於陳獨秀等人根本反對現有的政治路線，很快中共中央正式決議將陳獨秀等人開除出黨。
莫斯科來電:改變西安事變
經過長征顛沛流離生活的紅軍在1936年終於可以喘口氣了，此時的紅軍舉的是"抗日反蔣"的大旗，西安事變發生後改為 "聯蔣抗日"，根據解密的俄國檔案顯示，形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莫斯科來電的影響。12月1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發來了由季米特洛夫簽發的電報，被稱作"莫斯科回電"。電報說:我們建議採取以下立場:(一)張學良的行動，不管出自何種動機，客觀上只能有損於中國人民抗日統一戰線力量的團結，並助長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二)既然這個事變已經發生，中國共產黨必須考慮到現實情況並堅決主張和平解決事變。
12月21日，中共中央電復共產國際:來電於12月20日才收到，同意你們的意見，我們也已經基本上採取了這種方針。同日，中共中央致電已經在西安的周恩來。
斯大林的兩封電報:毛澤東赴渝談判的背後力量
斯大林應中華民國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的請求，於8月20日、22日，連發兩份電報給延安，要求毛澤東赴重慶，與蔣介石 "緊急會晤"。電報說:"考慮到日本投降和國共雙方關係的惡化，這次會晤是必要的。"電報還警告說:"不能進行內戰，否則，中華民族的存在將受到危害。因為國際社會和中國人民希望和平，所以毛澤東應與蔣介石在重慶進行和平談判。"
毛澤東對斯大林要求他到重慶和蔣介石談判的做法，在當時是以大局為重，忍氣吞聲，還向黨內其他領導人做解釋工作，但是內心是十分氣憤的。後來，每說及此事，毛澤東都抑制不住胸中的怨氣。1956年，毛澤東對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說:斯大林對中國的形勢以及對中國革命發展的可能性，作了不正確的估計。特別是1945年中共中央收到了不知為什麼以俄共（布）名義發來的密電，密電中堅持要毛澤東前往重慶同蔣介石談判。中共中央曾經反對前去重慶，因為預料蔣介石方面會進行挑釁。但是，我不得不前往，因為這是斯大林所堅持的。
後來斯大林對訪蘇的劉少奇說:"去重慶對毛澤東來說曾是很危險的，他可能被殺害。"接著以內疚和抱有歉意的語氣說:"勝利者是不受審判的，凡屬勝利了的都是正確的......如果我們犯了錯誤，你們還是說出來好，我們會注意和改正的。"
蘇共二十大:解除"緊箍咒"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實行"非斯大林化"的政策，在所做的秘密報告中批判斯大林說他毀滅了黨，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泯滅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聖的東西，而讓所有的人都屈從於他個人的意志。對毛澤東來說非斯大林化如同解除了"緊箍咒"，這一點長久以來不被人重視。
斯大林通過共產國際的電波遙控著中國革命（比如上文提到的事件），而且蘇方的態度很傲慢，中蘇領導人會談從來不許中方做記錄，由此多年來積累了許多矛盾和怨憤。如今斯大林不在了，斯大林模式這個"緊箍咒"也被蘇共自己解除了，各國共產黨終於可以按照各自的意志行事了，毛澤東有理由高興。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功績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應當承認，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國共產黨的形勢，其中也包括我們黨在內。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就好像是為我們黨揭去了這個蓋子。是誰讓我們大家更容易、更正確地認識了個人崇拜？是赫魯曉夫同志，為此我們十分感謝他。"
當然毛澤東對批判斯大林也有不滿意的地方，當蘇聯提出個人崇拜問題時，中國廣大的基層幹部和群眾很自然就聯想到國內問題。河北省機關黨員幹部提出，"要說過去歌頌斯大林是個人崇拜，那麼我們還編了東方紅歌頌毛主席，那也能說是個人崇拜？"廣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說，"蘇共能夠這樣暴露缺點，才是發揮民主精神。""我們過去有時說‘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這是不夠恰當的，帶有封建色彩，也是個人崇拜，忘記了黨的集體領導的力量！"看到這些材料，不由得毛澤東不考慮。
中蘇關係破裂的導火索:炮轟金門
中蘇關係破裂的導火索不是"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事件，而是中共的炮轟金門。當時鐘指向1958年8月23日下午5 時30分，毛澤東一聲令下，駐紮在福建廈門--泉州一線三十餘公里海岸線上的解放軍炮兵同時向臺灣海峽的金門開火，歷時60天的"炮轟金門"事件開始了。此舉使臺灣海峽兩岸的軍民都大感意外。在炮轟金門最激烈的時刻，蔣經國被派到金門督戰。蔣介石對蔣經國說:"金門必須確保無虞，那裡的事情辦不好，你就不要回來。""炮轟金門"一開始，美國政府立即作出了強烈反應。幾天後，臺灣海峽附近集結了六艘航空母艦（當時美國只有12艘）、三艘巡洋艦、四十艘驅逐艦、一個潛艇集群和二十多艘後勤補給船隻。艾森豪威爾對毛澤東選擇這樣的時機發動大規模炮擊絞盡腦汁。他懷疑毛背後有蘇聯人撐腰，但是他想錯了。炮轟金門之後，赫魯曉夫非常惱火，他對此毫無準備，事前中國沒有向"老大哥"透露這顯然早已謀劃的行動。當時中國的人民公社正紅火，共產國際中逐漸流傳起這樣的話:全世界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只有一個理論家、哲學家，這就是毛澤東。而赫魯曉夫只是一個實幹家，一個種玉米的實幹家。赫魯曉夫不得不承認中國的翅膀硬了這個事實，在他眼中毛澤東這是有意顯示中國可以獨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炮擊行動本身更是與赫魯曉夫的"三和"路線唱反調，毛澤東認為，中國可以搞"戰爭邊緣政策"，因為"國際緊張"實際上對美國不利。
台海危機反映出中蘇在對外政策上的重大分歧，赫魯曉夫對此不能容忍，但毛澤東對炮擊金門的效果頗為欣賞。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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