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也非中國民族主義受激發的單一事件,1999年美國誤炸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事件,憤怒的群眾包圍北京的美國大使館;2005年中國民眾不滿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爆發大規模抵制日貨潮及遊行。同樣地,「請星巴克從故宮裡出去!」以及民眾因南韓歷史劇醜化中國漢朝而發起抵制韓貨,近期可口可樂廣告中出現藏人等而引起中國民眾反彈等,都是民族主義的展現。顯然地,中共官方面對民眾因奧運聖火事件所引燃的排外情緒,保持一定的彈性以供操作,而我們從中也看到民族主義這個雙刃劍的威力。
對中國而言,通過這一套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訴求,可以凝聚人民的認同,且透過民眾的力量以警告外國各種「勢力」應「適可而止」,特別是當前世界各國與多數跨國公司在中國均具有極大經濟利益的情況下更具效益。然而,民族主義固然有對外的一面,其另一面刀刃則是向著自己,過份操作民族主義的結果,不僅使得排外情緒過當而影響國際形象,更甚者,若民眾的情緒一旦失控,對西方讓步的政府就會被指為「賣國」、「投降」,此些具組織性的力量可能將矛頭指向政府,而變質為「反政府」的運動,尤其是時間越接近「六四」,其敏感性越高。
中共長期以來的「愛國教育」成為此議題的深層因素,一般民眾往往將當前在國際上的各種遭遇輕易地與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所受的屈辱進行聯繫,使得各類問題很容易朝「陰謀論」的方向發展,不僅是西藏、聖火事件,臺灣問題亦是如此。而值得關注的是,若民眾的情緒無法有效解消,決策高層中的開明的聲音或許會受到抑制,而一旦強硬的主張升高,不僅對中國的發展,對世界的和平發展也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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