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修改後的報告稿對幾年來的經驗教訓作了深入的分析，但中央認為仍有必要對報告作進一步的說明。所以在1月27日大會全體會議上，劉少奇並沒有宣讀這個報告，而是把它作為"書面報告"提交大會討論，他只在全體大會上作了口頭報告。
這個口頭報告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1月26日晚，劉少奇花了一個通宵草擬了提綱，並在大會開始前經過毛澤東和其他常委傳閱同意的。講話長達兩個多小時(毛澤東在其中做了若干插話)，劉少奇從實際出發，順應民意，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和看法。其主要內容有：
一、對當前經濟困難進行了更切合實際的估計。講話指出，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表現在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麼不足？這是因為1959、1960、1961 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減產了，減產數量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少了40%，或者還多一點，1962年也難於上升......這種形勢，對於許多同志來說是出乎意料的。
兩三年前，我們原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我想要實事求是承認事實就是這樣......很顯然，劉少奇的這種估計，對於大家認清形勢是有極大幫助的。
二、指出困難形勢產生的原因。劉少奇在講話中分析：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還有一條，就是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這裡，劉少奇再次肯定了湖南農民的說法，認為造成困難的原因主要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
這對打消廣大幹部的思想顧慮，認真總結經驗是極為有利的。
三、全面分析近幾年來的成績和缺點。劉少奇在講話中說，總的講，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些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此處，毛澤東插話，這種地區也不少)，在那些地區雖然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
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只是三個指頭......這種分析在當時來說是能夠令大多數代表所接受的。因為當時經濟形勢很嚴峻，若再套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很難說得過去。無疑，這對於廣大幹部冷靜地思考這幾年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是大有益處的。
四、對"三面紅旗"提出總的看法。劉少奇說，"三面紅旗"是一次試驗，是否正確要經過實踐的檢驗。"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經過五年、十年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進一步作出結論......很明顯，這一觀點比"書面報告"和劉少奇在起草委員會上的講話都進了一步，在當時的情況下，能作出如此透徹的分析，不僅表現出巨大的勇氣，也透射出高超的智慧，給人以震聾發聵的感覺。
與"書面報告"相比，劉少奇的口頭報告從實際出發，把許多問題講得更清楚了，解開了人們思想的很多疙瘩，使大家感到心情舒暢，在絕大多數與會者心中引起共鳴。其中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口頭報告中關於經濟形勢及錯誤產生原因的兩個"三七開"。然而正是這些話，正是這個口頭報告，使劉少奇和毛澤東之間產生了真正的分歧。
上面這些話，今天看起來是很平常，即使從當時來看，也沒有超出劉少奇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的範圍，更沒有超出按照毛澤東指示起草和修改的"書面報告"的範圍。那些最刺耳的"天災"、"人禍"的話毛澤東也曾說過，只不過毛澤東認為"人禍"更多地是由於沒有經驗造成的罷了。
對於"三面紅旗"的解釋，劉少奇更是煞費苦心。在當時的情況下，與會代表對"三面紅旗"有疑問，不解釋不行，但不能也無法作更清楚的解釋，因此劉少奇稱對"三面紅旗" 要不斷地進行總結，甚至要總結十年。這充分體現了劉少奇的良苦用心，也反映了他的一種深深的矛盾心情。
我們如回溯一下經濟困難時期以來劉少奇的講話，對他的這種苦心和矛盾心情就體會更深了。
從1959年廬山會議時起，人們對"三面紅旗"的正確與否，就懷疑頗多。劉少奇從會前、會中到會後，一而再、再而三地對毛澤東和黨中央領導的正確進行瞭解說。
1959 年8月24日，劉少奇在第17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正確的領導跟實際都是有出入的。不過那個出入總是離這個線上下不遠，有時搞得高一點，有時搞得低一點。這個應該是常事。我們的錯誤同路線錯誤不同。方針錯了，那是偏，偏，偏......一直偏下去，那就叫路線錯誤，是不容易糾正的。
1959年9月 9日，劉少奇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說，有右傾思想的人認為，中央領導不正確或不完全正確，表現一"左"一"右"，不"左"即"右"，或者說太偏了，因此他們要求中央不"左"不"右"，絕對正確。世界上到底有沒有這樣的領導呢？是沒有的。
不發生一點偏差的群眾運動，也是沒有的。假如馬克思、列寧生在中國，我想他們領導中國革命也不過如此。因為沒有見過他們，所以就神化了。從毛澤東同志領導以來，我們黨中央的領導是不是最正確的領導、最好的領導呢？我想是的。對於這樣的領導，應該是滿足了，不要再有要求了。
有一個時期"左"一下，有一個時期"右"一下，是必要的。毛主席說過，矯枉過正，不偏就糾正不過來。有的時候我們也難免犯一點錯誤，但是一發現就糾正了，這是正常的，難免的，這與"左"傾路線和"右"傾路線錯誤完全不同。所以，一個時候的、範圍不大的一"左"一 "右"的領導，就是正確的領導。
在這次"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更是反覆重申"不是路線錯誤，是執行總路線的具體政策、具體工作中犯了錯誤"的話。
作為中共中央主持第一線工作的主要領導人，為了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劉少奇一方面認為必須要正確認識問題，迅速糾正錯誤。另一方面他又要處處努力維護毛澤東的領導威信，維護毛澤東提出並經過中共中央通過了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十分明顯，劉少奇對毛澤東是尊重的，是維護的。
但對劉少奇的這種維護，毛澤東並未有所領會，留在長期記憶中的卻是劉少奇講話中一些他所不滿意的話。事隔多年之後的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談話時就曾說："‘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當然，這是後話了。
會議原定在劉少奇作完報告後，於1月30日或31日結束，代表們於31日晚即可離京回各地過春節。可是到29日下午，許多代表反映，話還沒有說完，還弊著一肚子氣。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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