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國作出改革的決策，這是因為當時的中國如果不改革，國家機器就運轉不下去了。我們通過下面這個例子來看當時中國所選擇的改革方式：一棟樓出現問題，如果其結構尚可以加固，可通過改造或者加固來解決；如果其結構的根本出現問題，就需要把樓拆掉，重新建設，這一思路也適於判斷中國的根本制度。1978年，鄧小平的判斷是：中國的社會結構存在問題，但不是致命的，可以通過加固來改變的，即通過改革對社會主義進行自我完善。於是，中國人選擇了一條漸進改革的道路，即通過逐步的改革、加固和改造，讓社會主義的大樓變得更加堅固、結實。從那時起，中國步入改革的年代。
漸進改革有其固有的特點，即只涉及制度的肉，不觸及其骨架；只進行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只增加一些新東西，而不觸及舊的根本，即增量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即每一項改革措施都要經過中央認可，作為中央的決定層層貫徹下來；是走走停停的改革；改革的標準模糊，不知哪些措施是可行的，哪些措施是不可行的。
中國經過近30年的漸進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沒有觸動舊制度的根本，沒有解決根本的制度問題，且一些新的危機和問題正在積累和加速。目前，在現行的制度框架內，改革已經沒有空間了，下一步的舉措需要動結構。顯然，中央現在還沒有決定動結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種局面可以拖下去，在改革之後，中國的關鍵詞究竟是什麼？如果前30年是"改革"的話，未來中國的關鍵詞就是"改制"。
"改制"有幾個尺度：第一是從命令走向市場，從國有企業走向私有。中國雖然是市場經濟國家，但從南方和廣東關於油供應的報導可以看出，油的價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控制的，中國的絕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國有控股，中國的經濟只是披上市場經濟的羊皮罷了。第二是從專政到民主，中國憲法表明中國的根本制度是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專政可以拆開來看，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專政，而不是人民民主。如果憲法上還寫著堅持某種專政，無論是什麼專政，我都覺得中國的制度轉變沒有成功，中國不能生活在一個專政之下。其三，中國要以人民為本的國家走向以公民為本的國家。"人民"在很多國家是一般性的、沒有特別明確意義的詞語，但在中國卻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詞語，而且非常抽象，是集體本位的。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名稱是自相矛盾的，人民只是所有人當中的一部分，如果一個國家只屬於所有人當中的一部分，就不可能是共和的。
我認為，中國未來的30年，至少需要從以上幾個尺度進行改制。
如果說中國過去30年的改革是利益驅動的話，那麼改制將是信仰驅動的。不是科學、制度決定中國的未來，而是信仰決定中國的未來。目前制度危機的背後是信仰危機。信仰有一個很奇妙的特點，它能讓信仰者獲得一個更高的標準，信仰決定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公司與公司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差異。
有人認為決定國家差異的是經濟、科技、政治，這隻表面現象，事實上，制度差異是造成國家之間的差異的主要原因。中國的執政黨認為，中國的優越在於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是制度使中國和其他國家不一樣。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執政黨同樣認同制度差異決定了國家之間的差異。不同制度的差別在於不同制度背後所包含的信仰，制度的內涵是信仰。這個制度不是別的，正是憲政民主的自由制度！這個信仰不是別的，正是對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的信仰！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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