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2日寫作的那篇文章中，我說安徽出了個汪兆均，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就在同一天，四川的嚴家偉在《汪兆均：洗刷了「政協」幾十年的恥辱》一文中，對於汪兆均為什麼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作了一種很好的說明：「政協」的全稱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恕我不恭，幾十年來，我從來就只把它看作是一隻精美漂亮的花瓶，既無什麼政治可「協商」，更與「人民」沒多大關係，用我們四川方言的「歇後語」就叫：聾子的耳朵──擺設。因而對那些政協委員不管是中央的還是地方的，除少數是中共派去掌權的而外，其餘的所謂的委員，正如民間一段順口溜說的那樣：「門口挂了個大牌子，裡面坐一群老頭子，手頭端個茶盅子，坐下來就看報紙，看完回家包餃子，到時簽字領票子」（領工資）。這就是人們心中的政協及其委員的形象。
「（引自《民主論壇》11月2日《探索道路》），但是，在安徽省政協常委汪兆均的《公開信》發表之後，人們對政協人物的看法不是就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嗎？原來和人們的想像有一點不同：在政協中，也存在著像汪兆均這樣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感、敢愛敢狠、敢說敢言的人，他不但是一個傑出的民營企業家，而且也抱著一種連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裡的人都不能望其項背的政治見解和政治主張，讀著它，把一個剛剛出了籠的墨跡還沒有干的中共中央十七大文件（包括胡錦濤所讀的《政治報告》）」
比得如同廢紙一般，沒有一點色彩。
在這一篇文章中，我要說一句公道的話，在前不久召開的中共十七大的2,217名代表中間，我們根本就沒有發現一個在政治上可以與汪兆均媲美的人物，所有參加會議的代表，無不是拍馬流須之輩，他們之中的哪一個說出了如汪兆均那樣的代表人民的話呢？哪一個又對於岌岌可危的中國政治、經濟形勢作了真實的表達呢？又有哪一個人能夠對此提出「改革」的良策呢？但是，他們這些代表沒有作的事情，一個不是共產黨員的汪兆均卻作了，並且作得那麼的好，他超越了黨派利益，站在公民立場上為我們民族、國家、人民的安危大聲吶喊，其吶喊聲像晴天霹靂那樣地振聾發聵，使十七大剛剛發出的政治催眠曲一下子就失去了魔力。
如果上述的事情告訴人們：中國「政治」上的人物不是出在共產黨內，而是出現在政協，那麼，政協「幾十年的恥辱」因著汪兆均的出現而被「洗刷」一事當在情理之中啊！汪兆均是安徽人，安徽出了個汪兆均是安徽人民的光榮，是安徽這一塊地方的光榮！的確，就在我寫這一篇文章的今天（11月3日），在《博訊》上讀到一則新聞：「安徽商界人士致胡溫公開信」第二彈「──立即啟動縣市級別的政治體制改革」。安徽商界的這一封《公開信》，的確可以稱為汪兆均之後的「第二彈」，有了它，深化中國政治改革的這新一輪潮流又首先出現在安徽；分析它，人們不僅要問：這樣的事件難道是偶然的嗎？如果我們大家對於目前中國改革的啟動事件──農村責任制── 有著記憶的話，那麼，鳳陽農民冒著巨大危險，以寫血書的方式打響改革的第一炮的事情，就是我目前論證著的事情的前奏！正因為有著這個「前奏」，我的本篇文章題目的意思就可以非常明確地體現出來了。
在我昨天寫在的《向汪兆均學習，告別裝聾作啞的時代》的文章中，我說「好戲還在後頭」……，看樣子又沒有說錯，但儘管是這樣，我卻沒有想到這「第二彈」卻是由安徽商界「放」的，我當時怎麼就沒有考慮安徽商界有著「偉大」傳統這樣的事情呢？議論至此，我們如果可以回想起在二個世紀前徽商的偉大而又光榮的歷史的話，那麼，新一代徽商要求深化政治改革，立志作中國政治改革的積極推進者的事情就告訴中國和世界人民：中國共產黨人不能夠推進中國改革，徽商奮起而繼之──這是天下至公的事情了。中國人常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現在中國共產黨當權派因為自身腐化墮落，無力擔當民族改革之大任，普通公民和普通商人起而代之，就是世界進步潮流發展的必然一步。
議論至此，我想安徽省的人民在汪兆均和徽商的帶動下，又一次地發揚鳳陽農民寫血書的那種精神，中國新一輪的政治改革首先在安徽形成氣候──就是我們可以期待的事情了。因此，在這一篇文章中，我寄希望於安徽的大學生們，寄希望於安徽的農民、安徽的市民、安徽的工人和安徽的廣大職工幹部，我想在經歷多年的消極沉默之後，他們應當再一次的積極起來，為了國家、為了民族、也同時是為了自己勇敢地挑起中國改革的重擔！
我在寫作這一篇文章的時候，不知道安徽的大學生們對此作何反映？但是，如果我沒有說錯的話，1989年中國偉大的「學生運動」最早醞釀於安徽科技大學的歷史就不應當被人們忘記，而影響了學生運動的方勵之先生也執教於此大學──這都是一部有待於我們中國後人深入研究的歷史；就著這一部歷史而言，我認為，安徽科技大學的學生們響應汪兆均先生和安徽商界的號召，再一次地舉起要求民主的旗幟，也是可以期盼的事情。不是許多人都認為，傳統總是具有一種在人們自覺或不自覺的場合中發揮作用的功能嗎？
安徽的農民：你們當年作了那麼偉大的事情，怎麼今天就這樣的沉默下來了呢？難道你們沒有看到你們的血書所引導出了的「改革」已經嚴重地偏離了你們利益的方向，到今天這種「改革」已經把你們弄得一無所有了，難道30多年前你們冒著生命危險所啟動的「改革」的目的，是要讓「0.4%的家庭佔有70%的財富」嗎（見2006年10月18日《搜狐》網《中國成為財富高度集中的國家，150萬家庭，坐擁70%財富》一文）？難道你們在啟動「改革」的那一天所流的血就是要使你們變成「血農」（賣血的農民）嗎？若不是這樣的話，那麼由你們鬧起來的改革，歸你們自己「領導」──這不就是世界上天經地義的事情嗎？安徽的農民朋友們：你們應該在汪兆均先生的《公開信》發表之後，也寫出你們農民自己的《公開信》！這一次你們不需要用血寫，用墨就行了！我相信：如果安徽的廣大農民再一次地站出來，要奪回改革的「主導權」，使改革沿著他們自己利益、權益的方向前進，那麼，這樣的改革就一定能夠最後的成功！
中國的希望在安徽，安徽的曙光就是中國的曙光！(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引自《民主論壇》11月2日《探索道路》），但是，在安徽省政協常委汪兆均的《公開信》發表之後，人們對政協人物的看法不是就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嗎？原來和人們的想像有一點不同：在政協中，也存在著像汪兆均這樣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感、敢愛敢狠、敢說敢言的人，他不但是一個傑出的民營企業家，而且也抱著一種連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裡的人都不能望其項背的政治見解和政治主張，讀著它，把一個剛剛出了籠的墨跡還沒有干的中共中央十七大文件（包括胡錦濤所讀的《政治報告》）」
比得如同廢紙一般，沒有一點色彩。
在這一篇文章中，我要說一句公道的話，在前不久召開的中共十七大的2,217名代表中間，我們根本就沒有發現一個在政治上可以與汪兆均媲美的人物，所有參加會議的代表，無不是拍馬流須之輩，他們之中的哪一個說出了如汪兆均那樣的代表人民的話呢？哪一個又對於岌岌可危的中國政治、經濟形勢作了真實的表達呢？又有哪一個人能夠對此提出「改革」的良策呢？但是，他們這些代表沒有作的事情，一個不是共產黨員的汪兆均卻作了，並且作得那麼的好，他超越了黨派利益，站在公民立場上為我們民族、國家、人民的安危大聲吶喊，其吶喊聲像晴天霹靂那樣地振聾發聵，使十七大剛剛發出的政治催眠曲一下子就失去了魔力。
如果上述的事情告訴人們：中國「政治」上的人物不是出在共產黨內，而是出現在政協，那麼，政協「幾十年的恥辱」因著汪兆均的出現而被「洗刷」一事當在情理之中啊！汪兆均是安徽人，安徽出了個汪兆均是安徽人民的光榮，是安徽這一塊地方的光榮！的確，就在我寫這一篇文章的今天（11月3日），在《博訊》上讀到一則新聞：「安徽商界人士致胡溫公開信」第二彈「──立即啟動縣市級別的政治體制改革」。安徽商界的這一封《公開信》，的確可以稱為汪兆均之後的「第二彈」，有了它，深化中國政治改革的這新一輪潮流又首先出現在安徽；分析它，人們不僅要問：這樣的事件難道是偶然的嗎？如果我們大家對於目前中國改革的啟動事件──農村責任制── 有著記憶的話，那麼，鳳陽農民冒著巨大危險，以寫血書的方式打響改革的第一炮的事情，就是我目前論證著的事情的前奏！正因為有著這個「前奏」，我的本篇文章題目的意思就可以非常明確地體現出來了。
在我昨天寫在的《向汪兆均學習，告別裝聾作啞的時代》的文章中，我說「好戲還在後頭」……，看樣子又沒有說錯，但儘管是這樣，我卻沒有想到這「第二彈」卻是由安徽商界「放」的，我當時怎麼就沒有考慮安徽商界有著「偉大」傳統這樣的事情呢？議論至此，我們如果可以回想起在二個世紀前徽商的偉大而又光榮的歷史的話，那麼，新一代徽商要求深化政治改革，立志作中國政治改革的積極推進者的事情就告訴中國和世界人民：中國共產黨人不能夠推進中國改革，徽商奮起而繼之──這是天下至公的事情了。中國人常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現在中國共產黨當權派因為自身腐化墮落，無力擔當民族改革之大任，普通公民和普通商人起而代之，就是世界進步潮流發展的必然一步。
議論至此，我想安徽省的人民在汪兆均和徽商的帶動下，又一次地發揚鳳陽農民寫血書的那種精神，中國新一輪的政治改革首先在安徽形成氣候──就是我們可以期待的事情了。因此，在這一篇文章中，我寄希望於安徽的大學生們，寄希望於安徽的農民、安徽的市民、安徽的工人和安徽的廣大職工幹部，我想在經歷多年的消極沉默之後，他們應當再一次的積極起來，為了國家、為了民族、也同時是為了自己勇敢地挑起中國改革的重擔！
我在寫作這一篇文章的時候，不知道安徽的大學生們對此作何反映？但是，如果我沒有說錯的話，1989年中國偉大的「學生運動」最早醞釀於安徽科技大學的歷史就不應當被人們忘記，而影響了學生運動的方勵之先生也執教於此大學──這都是一部有待於我們中國後人深入研究的歷史；就著這一部歷史而言，我認為，安徽科技大學的學生們響應汪兆均先生和安徽商界的號召，再一次地舉起要求民主的旗幟，也是可以期盼的事情。不是許多人都認為，傳統總是具有一種在人們自覺或不自覺的場合中發揮作用的功能嗎？
安徽的農民：你們當年作了那麼偉大的事情，怎麼今天就這樣的沉默下來了呢？難道你們沒有看到你們的血書所引導出了的「改革」已經嚴重地偏離了你們利益的方向，到今天這種「改革」已經把你們弄得一無所有了，難道30多年前你們冒著生命危險所啟動的「改革」的目的，是要讓「0.4%的家庭佔有70%的財富」嗎（見2006年10月18日《搜狐》網《中國成為財富高度集中的國家，150萬家庭，坐擁70%財富》一文）？難道你們在啟動「改革」的那一天所流的血就是要使你們變成「血農」（賣血的農民）嗎？若不是這樣的話，那麼由你們鬧起來的改革，歸你們自己「領導」──這不就是世界上天經地義的事情嗎？安徽的農民朋友們：你們應該在汪兆均先生的《公開信》發表之後，也寫出你們農民自己的《公開信》！這一次你們不需要用血寫，用墨就行了！我相信：如果安徽的廣大農民再一次地站出來，要奪回改革的「主導權」，使改革沿著他們自己利益、權益的方向前進，那麼，這樣的改革就一定能夠最後的成功！
中國的希望在安徽，安徽的曙光就是中國的曙光！(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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