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山雨欲來
一九九九年初，有國內媒體報導法輪功的煉功人已經達到了一億。《轉法輪》也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傳到世界三十個國家和地區。不少西方人甚至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學習中文，就是希望能像中國法輪功學員一樣能夠讀懂《轉法輪》的中文原著。
學法輪功的人越來越多，我的心裏可樂開了花兒，心想這麼多人既可以少受病痛之苦，國家又可以省下大筆醫療開支，而且人人都修心向善，真是「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所以當第一次聽到有人不敢學時，我是一萬個的不解。
這人是我原來的同事，她得了子宮肌瘤，吃藥不管用，又不想做手術，於是我就推薦她煉法輪功。煉後效果很好，小腹不疼了，她很高興。一個週末我帶她到附近的首都體育館前去參加大型集體煉功，那時海淀區的學員每個月都會有一天在首體前集體煉功，有時人多到整個廣場上都站不下。廣場四周懸掛著「法輪大法義務教功」 的醒目條幅，幾千人一起煉功，氣勢恢弘。
我本以為她看到這麼多「同道者」會很高興。沒想到她大驚失色：「天哪，這麼多人煉啊？我要回家去，不煉了。」我愣住了：「你說什麼？」她喃喃道：「這麼多人煉，共產黨不會允許呵！」說完就匆匆離去了。我當時覺的她的想法太奇怪了，法輪功這麼好，越來越多的人來學來煉，她卻逆其道而行之，因為煉功人太多而不煉了。甚至心想：她該不會精神有毛病吧？後來，聽說她不煉功後病痛又回來了，最後還是去醫院做了手術，在家裡躺了很久，才有所恢復。
我也跟學法小組的其他學員交流過這件事，大家也都覺著她因為這樣的理由而錯過這麼好的功法很可惜，只是煉不煉功是她個人的意願，就算我們覺著再好，也不能勉強她，或者代替她。
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星期六，我們像平時一樣下午學法、交流，差不多到要離開的時候，來了一位同修阿姨，告訴我們一個消息。前一天（四月二十三日）天津警察毆打了去某雜誌社編輯部講明真相的法輪功學員，並抓了四十多人。天津公安稱是執行上級命令，讓學員到北京上訪解決問題。
這樣我們就面臨去還是不去的選擇。大家商量了幾句，有幾個人說明天有事去不了，剩下的都說那就去吧，既然天津警察都建議去北京上訪，那我們北京的學員更是責無旁貸了。
就這樣，四月二十五日一早，我們就去了位於中南海西側府右街的國務院信訪辦。當時我們只是覺的有問題需要向政府反映，大家一起去了，也是很正常的事。決沒想到這件事不僅在中國大地掀起了巨大波瀾，在國際上也引起了巨大反響，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中南海「四二五」 和平上訪事件。
記得當天去了很多人，大家都整整齊齊的站在路邊上，還留出了行人走路的地方，所以交通一直很順暢。差不多一整天的時間，大多數學員既沒有喝水，也沒有吃東西，是因為那時北京的公共廁所還不是很方便，如果這麼多人都去上廁所，可能會影響噹地居民使用廁所。等了一白天，都沒有動靜，東偉和我因為第二天一早要上班，所以離開的早些。傍晚時分，傳出消息說情況反映上去了，朱鎔基總理已經要求天津放人，並且答應考慮學員代表提出的保證正常修煉環境的要求，大家都很高興，就陸續離開了。聽說晚上最後一撥學員離開時把地上的垃圾揀的干乾淨淨，地上連一片廢紙也沒有。
這件事讓中央高層某些人很震驚，覺的法輪功組織性、紀律性很高。其實對於修煉者來說，這些事都是很自然的， 是同化「真、善、忍」要求的自覺行為，並不需要特別的組織紀律。
星期一早上一進辦公室，大家竟然都在議論「四二五」上訪這件事，聽他們的口氣好像事兒還很大。我跟他們說昨天我也去了，同事們都很吃驚：「啊，你也去了？！以後最好別參與這些事。」我樂了：「我們就是去反映了下情況，沒你們想的那麼嚴重。」一個同事意味深長的看著我說：「你太天真了！以後你就知道，在中國，有些區域是永遠不能碰的，否則倒霉的是自己。」
但任憑他們怎麼大驚小怪，我還是不以為意。在我頭腦裡，二十一世紀的現代社會，去哪個政府反映個情況不都是正常的嗎？何況方式那麼和平。可是年長的同事親身經歷過很多共產黨發起的運動，對共產黨依靠暴力和謊言統治中國人民的方式已經有了一些體驗，多年積累的政治嗅覺讓他們感受到了一些危險的前兆。
接下來的日子，我還是感覺到了一種明顯增加的緊張氣氛。首先，紫竹院公園的煉功點上來了一些很奇怪的人。他們帶著墨鏡站在旁邊，自自始至終的看著我們煉功。有教功的阿姨上去問他們要不要學，他們搖頭，也並不離開。甚至有一天煉到一半下雨了，我們不走，他們也冒雨繼續「觀看」。
接下來不斷有親朋好友打來電話提醒東偉和我：「有內部消息，聽說中央要鎮壓法輪功了，你們要小心呀！」。我聽了還是笑：「鎮壓？什麼叫鎮壓呀？難道警察叔叔會把我們抓起來嗎？嘻嘻！」
我原來一直管警察叫「警察叔叔」，原因是我這個人從小不辨方向，經常分不清東南西北，所以總要找警察問路。那時年紀小，當然要叫「叔叔」。後來養成了習慣，一張口就是「警察叔叔」，甚至有時碰到年輕警察也脫口而出「警察叔叔」。這個習慣直到後來經歷過被警察用電棍戳我的頭、用皮靴碾我的臉才改過來。
一個多月後，單位傳達了一份中央文件《接待部分法輪功上訪人員，中辦國辦信訪局負責人發表談話》。其中提到：「連日來，一些法輪功練習者紛紛傳言，什麼‘公安機關就要對煉功者進行鎮壓了’，‘黨團員、幹部參加煉功就要開除黨（團）籍和公職’……這完全是無中生有、蠱惑人心的謠言……黨和政府對待正常煉功健身活動的態度是十分明確的。……我現在再次重申：對各種正常的煉功健身活動，各級政府從未禁止過；人們既有相信並練習某一種功法的自由，也有不信某種功法的自由……」
看後我鬆了口氣，對同事說：「你們看，沒什麼事嗎？你們太多心了！」可同事們好像並不認同我的想法，還是勸我要小心點。我有一個在中央機關工作的朋友，談及此事時，他更是對我的判斷嗤之以鼻：「虧你還在北京生活了這麼多年，一點政治嗅覺都沒有，這裡面的潛台詞你都聽不出來啊？！」 我嘴上不服氣：「哼，我又不是犬類，當然嗅覺不靈敏。」心裏卻想：「難道真的是我太天真了？」但對於會發生什麼我還是一點概念都沒有。
七月流火，九九年的七月尤其悶熱難當，當年我抵禦炎熱的方法主要是吃冰激凌。東偉每次看見我大塊朵頤的時候，總是說：「小姑娘，努力吧，這輩子估計身高你是沒希望趕上我了（我們倆相差十五公分），但體重還是有希望的！」 快樂的兩人世界繼續著。然而我們都沒有意識到，窗外已是風起雲湧，一場狂風暴雨就要來臨。
(今年三十八歲的卜東偉是總部設在舊金山的美國亞洲基金會北京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他因修煉法輪功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從家中抓捕。後被非法判處勞動教養兩年半，現關押在北京團河勞教所，已經整一年。卜東偉的妻子婁宏偉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自丈夫被抓後，婁宏偉多方呼籲營救，現已得到歐盟、國際大赦等機構及美國、英國、德國等多國議員的聲援和幫助。)
(待續)
一九九九年初，有國內媒體報導法輪功的煉功人已經達到了一億。《轉法輪》也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傳到世界三十個國家和地區。不少西方人甚至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學習中文，就是希望能像中國法輪功學員一樣能夠讀懂《轉法輪》的中文原著。
學法輪功的人越來越多，我的心裏可樂開了花兒，心想這麼多人既可以少受病痛之苦，國家又可以省下大筆醫療開支，而且人人都修心向善，真是「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所以當第一次聽到有人不敢學時，我是一萬個的不解。
這人是我原來的同事，她得了子宮肌瘤，吃藥不管用，又不想做手術，於是我就推薦她煉法輪功。煉後效果很好，小腹不疼了，她很高興。一個週末我帶她到附近的首都體育館前去參加大型集體煉功，那時海淀區的學員每個月都會有一天在首體前集體煉功，有時人多到整個廣場上都站不下。廣場四周懸掛著「法輪大法義務教功」 的醒目條幅，幾千人一起煉功，氣勢恢弘。
一九九九年初，已有上億的人在煉法輪功。
我本以為她看到這麼多「同道者」會很高興。沒想到她大驚失色：「天哪，這麼多人煉啊？我要回家去，不煉了。」我愣住了：「你說什麼？」她喃喃道：「這麼多人煉，共產黨不會允許呵！」說完就匆匆離去了。我當時覺的她的想法太奇怪了，法輪功這麼好，越來越多的人來學來煉，她卻逆其道而行之，因為煉功人太多而不煉了。甚至心想：她該不會精神有毛病吧？後來，聽說她不煉功後病痛又回來了，最後還是去醫院做了手術，在家裡躺了很久，才有所恢復。
我也跟學法小組的其他學員交流過這件事，大家也都覺著她因為這樣的理由而錯過這麼好的功法很可惜，只是煉不煉功是她個人的意願，就算我們覺著再好，也不能勉強她，或者代替她。
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星期六，我們像平時一樣下午學法、交流，差不多到要離開的時候，來了一位同修阿姨，告訴我們一個消息。前一天（四月二十三日）天津警察毆打了去某雜誌社編輯部講明真相的法輪功學員，並抓了四十多人。天津公安稱是執行上級命令，讓學員到北京上訪解決問題。
這樣我們就面臨去還是不去的選擇。大家商量了幾句，有幾個人說明天有事去不了，剩下的都說那就去吧，既然天津警察都建議去北京上訪，那我們北京的學員更是責無旁貸了。
就這樣，四月二十五日一早，我們就去了位於中南海西側府右街的國務院信訪辦。當時我們只是覺的有問題需要向政府反映，大家一起去了，也是很正常的事。決沒想到這件事不僅在中國大地掀起了巨大波瀾，在國際上也引起了巨大反響，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中南海「四二五」 和平上訪事件。
我們參加了震驚中外的中南海「四二五」 和平上訪事件
記得當天去了很多人，大家都整整齊齊的站在路邊上，還留出了行人走路的地方，所以交通一直很順暢。差不多一整天的時間，大多數學員既沒有喝水，也沒有吃東西，是因為那時北京的公共廁所還不是很方便，如果這麼多人都去上廁所，可能會影響噹地居民使用廁所。等了一白天，都沒有動靜，東偉和我因為第二天一早要上班，所以離開的早些。傍晚時分，傳出消息說情況反映上去了，朱鎔基總理已經要求天津放人，並且答應考慮學員代表提出的保證正常修煉環境的要求，大家都很高興，就陸續離開了。聽說晚上最後一撥學員離開時把地上的垃圾揀的干乾淨淨，地上連一片廢紙也沒有。
這件事讓中央高層某些人很震驚，覺的法輪功組織性、紀律性很高。其實對於修煉者來說，這些事都是很自然的， 是同化「真、善、忍」要求的自覺行為，並不需要特別的組織紀律。
星期一早上一進辦公室，大家竟然都在議論「四二五」上訪這件事，聽他們的口氣好像事兒還很大。我跟他們說昨天我也去了，同事們都很吃驚：「啊，你也去了？！以後最好別參與這些事。」我樂了：「我們就是去反映了下情況，沒你們想的那麼嚴重。」一個同事意味深長的看著我說：「你太天真了！以後你就知道，在中國，有些區域是永遠不能碰的，否則倒霉的是自己。」
但任憑他們怎麼大驚小怪，我還是不以為意。在我頭腦裡，二十一世紀的現代社會，去哪個政府反映個情況不都是正常的嗎？何況方式那麼和平。可是年長的同事親身經歷過很多共產黨發起的運動，對共產黨依靠暴力和謊言統治中國人民的方式已經有了一些體驗，多年積累的政治嗅覺讓他們感受到了一些危險的前兆。
接下來的日子，我還是感覺到了一種明顯增加的緊張氣氛。首先，紫竹院公園的煉功點上來了一些很奇怪的人。他們帶著墨鏡站在旁邊，自自始至終的看著我們煉功。有教功的阿姨上去問他們要不要學，他們搖頭，也並不離開。甚至有一天煉到一半下雨了，我們不走，他們也冒雨繼續「觀看」。
接下來不斷有親朋好友打來電話提醒東偉和我：「有內部消息，聽說中央要鎮壓法輪功了，你們要小心呀！」。我聽了還是笑：「鎮壓？什麼叫鎮壓呀？難道警察叔叔會把我們抓起來嗎？嘻嘻！」
我原來一直管警察叫「警察叔叔」，原因是我這個人從小不辨方向，經常分不清東南西北，所以總要找警察問路。那時年紀小，當然要叫「叔叔」。後來養成了習慣，一張口就是「警察叔叔」，甚至有時碰到年輕警察也脫口而出「警察叔叔」。這個習慣直到後來經歷過被警察用電棍戳我的頭、用皮靴碾我的臉才改過來。
一個多月後，單位傳達了一份中央文件《接待部分法輪功上訪人員，中辦國辦信訪局負責人發表談話》。其中提到：「連日來，一些法輪功練習者紛紛傳言，什麼‘公安機關就要對煉功者進行鎮壓了’，‘黨團員、幹部參加煉功就要開除黨（團）籍和公職’……這完全是無中生有、蠱惑人心的謠言……黨和政府對待正常煉功健身活動的態度是十分明確的。……我現在再次重申：對各種正常的煉功健身活動，各級政府從未禁止過；人們既有相信並練習某一種功法的自由，也有不信某種功法的自由……」
看後我鬆了口氣，對同事說：「你們看，沒什麼事嗎？你們太多心了！」可同事們好像並不認同我的想法，還是勸我要小心點。我有一個在中央機關工作的朋友，談及此事時，他更是對我的判斷嗤之以鼻：「虧你還在北京生活了這麼多年，一點政治嗅覺都沒有，這裡面的潛台詞你都聽不出來啊？！」 我嘴上不服氣：「哼，我又不是犬類，當然嗅覺不靈敏。」心裏卻想：「難道真的是我太天真了？」但對於會發生什麼我還是一點概念都沒有。
我們都沒有意識到，一場狂風暴雨就要來臨。
七月流火，九九年的七月尤其悶熱難當，當年我抵禦炎熱的方法主要是吃冰激凌。東偉每次看見我大塊朵頤的時候，總是說：「小姑娘，努力吧，這輩子估計身高你是沒希望趕上我了（我們倆相差十五公分），但體重還是有希望的！」 快樂的兩人世界繼續著。然而我們都沒有意識到，窗外已是風起雲湧，一場狂風暴雨就要來臨。
(今年三十八歲的卜東偉是總部設在舊金山的美國亞洲基金會北京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他因修煉法輪功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從家中抓捕。後被非法判處勞動教養兩年半，現關押在北京團河勞教所，已經整一年。卜東偉的妻子婁宏偉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自丈夫被抓後，婁宏偉多方呼籲營救，現已得到歐盟、國際大赦等機構及美國、英國、德國等多國議員的聲援和幫助。)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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