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窯善後似乎已到高潮。到了高潮，也就接近尾聲了，似乎可以總結一下自己了。
昨天鄢烈山兄寫了篇文章，說他對黑窯事件並不震驚。看了文章，我得承認他的邏輯是對的。冷靜想一想，黑窯事件，原本確實不應在我的意料之外。最早可能是在七八年之前，我就聽說黑窯了。一個河南人告訴我，說他家鄉附近有個磚窯，工人都是拐騙來的，來了之後沒有任何自由，連晚上睡覺，都要把衣服脫光交給工頭看管才能睡，目的很簡單，他們赤身裸體就沒法逃了。他們每天勞動十多個小時，一分錢的工資沒有。還說有幾個想逃的被工頭打死了，屍體拉出去埋在沙地裡，埋的很淺後來還被發現了，但都沒人管。那時我只是一個窮教員，很少與人交往，幾乎沒有任何社會資源。加上那個河南人自己也很恐懼，沒有交代黑窯的具體所在。所以只是跟學法律的同事商量了一下，彼此除了搖頭嘆息，都沒別的法子可想。
這方面我還聽說過更慘的故事。那時收容經濟還挺繁榮的，被收容的「無證人員」，一般的下場是到挖沙場當勞工，實際上就是奴工。據說年老體弱的，沒有壓榨價值的收容對象，就讓鐵路方面押走。鐵路方面把他們押出省界後，往往一腳把他們從正在行駛的火車上踢下去，他們往往因此致殘。
再過幾年，我離開大學去了北京。北京警察找我交流思想，我不勝其煩，曾提示他們，不妨把找我的精力，用來給農民工討公道，比如那些被踢下火車的農民工就很需要他們。但警察聽了只是笑笑，說他們也沒辦法，敢這麼干的都是有背景的，他們去了也對付不了，甚至可能自身難保。
報上的黑窯報導，不是經常，但偶爾看到。那些報導常常神龍見頭不見尾，故事開了頭，再就沒下文了。老實說，我也沒有追問的興趣。為什麼呢？慢慢我就覺得平常了。
這就是說，我已經逐漸麻木了，有了一種審惡疲勞。剛開始出校門，到北京一家雜誌社，那時很衝動。因為到了北京才知道，原來中國那麼多的罪惡，那麼多的苦難。不斷有訪民找到我的雜誌社。於是打抱不平，介紹了幾個冤案給主流媒體，幾個冤案居然也報出來了。但結果我發現，報導用處不大，地方政府開始會緊張一下，但媒體關注的時間總是有限的，只要地方政府拖的起，拖到媒體不再關注，地方政府就可以慢慢翻臉，苦主這時一點轍沒有。這樣一來，非但幫不上苦主，反而可能是誤了苦主。媒體報導給了他們不切實際的幻想，似乎解決問題有希望，事實上他們沒有希望，他們早該撒手。但媒體給了他們幻覺，他們就更來勁了，更不肯收手，因此他們投入的、即浪費的生命成本更高。
經歷的這種事情多了，我就不再有當初的衝動，往往下意識地迴避訪民。迴避不了的，就儘可能把嚴酷的現實告訴他們，讓他們不要有任何幻想，勸他們早收手，早回家，早點恢復正常的生活。解決他們的問題需要無限的時間，但他們的生命是有限的。更可怕的，或者說最可怕的是，他們往往不只浪費他們自己的生命，他們甚至往往拖家帶口，把自己該上小學、該上中學的孩子也帶上，把孩子也完全耽誤了。我曾經幫過的一個農婦，她的幾個孩子就一直跟著她多少年風餐露宿。她的事情見報後，她好多次帶著孩子到我辦公室道謝。第一次見到她的幾個孩子時我真的太震撼了，怎麼可以這樣，怎麼可以把孩子也陪進去？後來她再帶孩子來，我能躲就盡量躲著她了。
講這些是什麼意思呢？講這些主要是想講清楚一點，沒有羅賓漢了。原子式的分散的個人都是卑微的，無力的，無奈的。根除那麼多的罪惡和苦難，這原本不是原子式的分散的個人的責任，原本不是原子式的分散的個人能夠勝任的。
北京幾年，徹底粉碎了我的自大狂。我不再相信自己能幫的上誰了。非但如此，我發現好心幫人有時反而起反作用。這個判斷應該是大致不差的，我的朋友何三畏就正在印證我的這個判斷。他也是熱心快腸地要幫廣州的一個農民工，鼓勵那個農民工要敢於用法律維護自己的權益。人家聽他的，就把老闆告上了法庭。到了法庭才知道，農民工告狀成本巨高，3000多塊錢的訴訟費，對白領可能不算什麼，但對農民工可能就是半年的總收入。那個農民工咬咬牙交了這3000多塊錢，卻什麼結果都沒有，跟老闆的關係卻更激化了，更站不住腳了。
維權就是走媒體路線，就是走法律渠道，鬥爭，對抗，這是我們很多知識份子固有的理念。不排除群體性事件這一套可能管用。但個體遭遇的不平，這一套基本無用則是可以大致確認的。基於這種認識，我漸漸的就生長出一種審惡疲勞，能不介入的苦難和不平，儘可能不介入。
正是因為這種心態，當媒體最初報導山西黑窯事件時，我沒太在意。新京報第一時間向我約稿，要我點評山西黑窯，我拒絕了，這種事早就不新鮮，我能說些什麼？這就是我當時拒絕新京報的理由。但最終這件事還是激怒了我，我最終還是不能不發飆了。
最早激怒我的是新京報的跟進報導，報導說，窯主僅僅被判15天拘留。直覺告訴我那是嚴重的刑事犯罪，起碼涉及非法拘禁，強迫勞動，故意傷害，甚至故意殺人，怎麼15天拘留就算了結了？當時我就把這則報導貼到了報社內部網，建議編輯部做頭版，建議記者追蹤報導——其實我這是馬後炮，編輯部已經做了頭版安排，記者也已經在火線了——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我當時還承諾，如果本報報導出來，我力爭做社評。
很快本報頭版就報導出來了。一氣讀完報導，一股血直往我腦門湧。奴工也就罷了，在我意料之中，我沒想到居然還役使童奴。連幾歲十來歲的孩子都下的了手，還有什麼下不了手的？這種人不是畜生是什麼？
盛怒之下，當晚就寫了《山西奴工事件本質上是一場叛亂》的檄文，可以說是一揮而就，從開筆到結稿也就半個多小時。寫完了關機睡覺，打算次日投給南都評論版。但在床上睡不著，想來想去，南都再生猛也不可能發我這篇文章。既然紙媒發不出來，何不如乾脆第一時間上網？
因此從第二天起，幾個大網站都有了我那篇檄文。我希望網上瘋狂轉載，我要首先把山西奴工事件的性質確認下來，那不是普通的事件，居然在文明時代還要復辟奴隸制，而且是比奴隸制更殘忍的地下奴隸制，完全把人當牲口的地下奴隸制。這難道不是反文明，反人類的顛覆性事件嗎？難道不是對我們的公共安全的最高級別的威脅嗎？所以我把它定義為一場叛亂。我希望儘可能多的網友讀到我的這篇檄文，清楚事件的嚴重性。
現在看來，我的目的是達到了。那篇檄文，以及我後來呼籲軍管洪洞縣的另一篇檄文，幾個網站的直接點擊量加起來大概有50到60萬，還不算大量的轉貼。接下來的作用當然跟我這兩篇檄文就沒啥關係了，而只能歸功於整個公共輿論。從定性為非法用工、勞資糾紛，到現在終於不能不承認是黑惡勢力作姦犯科，不能不承認是嚴重的刑事犯罪，並且承認需要全國普查，這向前邁進的每一步，都是靠強大的民意、靠強大的公共輿論的直接推動。事件的真相不能說已經都揭示出來，真相或許還很遠。但就我們已經知道的來看，事件的性質已經是不容爭辯了。山呼海嘯的公共輿論尤其是網路輿論，已經擺明：誰要想在事件的性質上搞走私，玩花樣，肯定無法完全得逞。非要一意孤行，很可能要把整個的信用賠進來。這個風險成本太高，所以，僅僅定性為非法用工、勞資糾紛的嘗試，最終還是不能不放棄了。
這麼長時間輿論一浪高過一浪，總也平息不下去，這種景觀是近幾年少見的。以往每當輿論達到高潮，相應的管制措施馬上會跟上來，輿論高潮馬上就會平息。但這次不同。這次民憤確實太大了，是個人都不會容忍。這種情況下，赤裸裸的封殺誰都不好意思，是個人都不敢赤裸裸地直接封殺。所以直到現在，最高級別的管制措施，也不過是要引導，不要炒作，如此這般，大意無非是你們可以說，但你們能不能有話好好說？
我們曾經是原子式的分散的個人，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處於分散之中，所以我們才卑微，才無力，才無奈。但是現在不一樣了，現在網際網路成了最強大的粘合劑，正在把我們黏合在一起，把我們的現實生活也變成每個人可以互通互聯的巨大網路。我們終於可以開始形成合力，我們終於開始有力量，我們終於可以影響我們自己的生活，可以部分地改變我們自己的生活了。
但是，有了力量，還需要理性地運用力量。盲目的力量是嚇人的，會把人家也嚇得盲目起來。畢竟，中國還沒有完全告別國家主義時代，最強大的資源，還是在國家機器掌握之中。所以，既要顯示力量，保持足夠的壓力，使其不能不有所忌憚，有所節制，但也不可過分激越，不要刺激野性。野性真要爆發出來，還是非常恐怖的，甚至可以說是毀滅性的。那種只求一時痛快，要衝決一切，打倒一切的狂飆做法，看起來似乎很徹底，很英勇，其實要麼是天真爛漫，要麼是別有用心。一方面，一點點地擴張我們現實生活中的網際網路，讓儘可能多的人互通互聯，一點點地為社會積攢力量；另一方面保持足夠的理性和克制，既要爭取儘可能多的讓步，又不要指望自己全贏，而是要留一點空間，要給一點辦法，要給一點退路，不要把人逼急了，不要撩撥野性。這方面，我們過去的代價已經夠沈重的，該變得聰明一點。
不放過任何博弈的機會，但每次博弈都應該是恰到好處。就這樣穩健地博弈下去，不僅能博弈出規則，而且能博弈出價值。比如要把人當人，不可以把人當牲口，把人當牲口最終要付代價，這樣的常識，就會因著此次黑窯事件而最大限度地深入人心，並直接反映到以後的規則修改之中。博弈不僅可以推動規則上的進步，更可以推動價值上的進步。而價值是什麼？價值就是方向，價值就是靈魂。過度物化的當下中國，最缺的就是價值，最缺的就是方向，最缺的就是靈魂。而要補救這一切，端賴博弈。
博弈在黑窯事件善後的全過程中，一直在推動進步。這麼說不是慶功，不是喪事當喜事辦。的確，博弈推動的這點進步是很可憐。不能把人當牲口，不能搞地下奴隸制，到了21世紀我們還竟然需要討論這樣的問題。但沒辦法，現實就是如此，甚至還要嚴峻。黑磚窯可怕，黑煤窯不可怕？黑作坊不可怕？在各個中心城市隨處可見的，把拐騙到手的小孩當乞討道具不可怕？其中還不乏故意把健康小孩弄殘的。我們與這些日常生活中的罪惡和苦難其實一直朝夕相處，我們與這些日常生活中的罪惡和苦難常常擦肩而過。還有很多更可怕的罪惡和苦難，甚至是我們明明知道卻現在根本無法討論的。我們的這個世界並不是更壞，它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它一直就是這個樣子，只不過我們已經習而不察。山西黑窯事件不過是以一種極端的形式刺激了我們，驚醒了我們，讓我們明白了我們真正的處境。
所以我才同意鄢烈山兄的判斷，我們的確沒有什麼好震驚的。當初的震驚，現在冷靜的回顧起來，的確顯得有些可笑。我們的進步就是基於這樣的一個起點。這很無情，但這就是現實。我們不是從零開始，我們根本就是從負數開始，我們的最低綱領因此只能是首先怎樣消滅負數。這就注定了，我們現在的所有進步，都只能是一種可憐的進步，一種悲哀的進步，一種讓人心酸的進步。但我們別無選擇，我們只能有這樣的進步，所以即便是這樣的進步，我們也需要，也必須花大力氣去爭取，一頂點點這樣的進步也不可以放棄。
看透了這一層，就知道怎麼給自己定位了。不求一定要達到一個什麼目標，只求不斷地推動，有一點點推動都是成就，都該高興。用伯恩斯坦的話說，即運動就是一切，目標是無所謂的。無所謂目標，也就不容易失望，更不至於絕望了。就這樣做一頭老黃牛，不急不躁地堅韌地拉車，拉這輛有著幾千年專制歷史的老牛車。或許這輩子根本到不了終點，那沒關係，那就慢慢享受過程吧，拉著，並且快樂著。(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昨天鄢烈山兄寫了篇文章，說他對黑窯事件並不震驚。看了文章，我得承認他的邏輯是對的。冷靜想一想，黑窯事件，原本確實不應在我的意料之外。最早可能是在七八年之前，我就聽說黑窯了。一個河南人告訴我，說他家鄉附近有個磚窯，工人都是拐騙來的，來了之後沒有任何自由，連晚上睡覺，都要把衣服脫光交給工頭看管才能睡，目的很簡單，他們赤身裸體就沒法逃了。他們每天勞動十多個小時，一分錢的工資沒有。還說有幾個想逃的被工頭打死了，屍體拉出去埋在沙地裡，埋的很淺後來還被發現了，但都沒人管。那時我只是一個窮教員，很少與人交往，幾乎沒有任何社會資源。加上那個河南人自己也很恐懼，沒有交代黑窯的具體所在。所以只是跟學法律的同事商量了一下，彼此除了搖頭嘆息，都沒別的法子可想。
這方面我還聽說過更慘的故事。那時收容經濟還挺繁榮的，被收容的「無證人員」，一般的下場是到挖沙場當勞工，實際上就是奴工。據說年老體弱的，沒有壓榨價值的收容對象，就讓鐵路方面押走。鐵路方面把他們押出省界後，往往一腳把他們從正在行駛的火車上踢下去，他們往往因此致殘。
再過幾年，我離開大學去了北京。北京警察找我交流思想，我不勝其煩，曾提示他們，不妨把找我的精力，用來給農民工討公道，比如那些被踢下火車的農民工就很需要他們。但警察聽了只是笑笑，說他們也沒辦法，敢這麼干的都是有背景的，他們去了也對付不了，甚至可能自身難保。
報上的黑窯報導，不是經常，但偶爾看到。那些報導常常神龍見頭不見尾，故事開了頭，再就沒下文了。老實說，我也沒有追問的興趣。為什麼呢？慢慢我就覺得平常了。
這就是說，我已經逐漸麻木了，有了一種審惡疲勞。剛開始出校門，到北京一家雜誌社，那時很衝動。因為到了北京才知道，原來中國那麼多的罪惡，那麼多的苦難。不斷有訪民找到我的雜誌社。於是打抱不平，介紹了幾個冤案給主流媒體，幾個冤案居然也報出來了。但結果我發現，報導用處不大，地方政府開始會緊張一下，但媒體關注的時間總是有限的，只要地方政府拖的起，拖到媒體不再關注，地方政府就可以慢慢翻臉，苦主這時一點轍沒有。這樣一來，非但幫不上苦主，反而可能是誤了苦主。媒體報導給了他們不切實際的幻想，似乎解決問題有希望，事實上他們沒有希望，他們早該撒手。但媒體給了他們幻覺，他們就更來勁了，更不肯收手，因此他們投入的、即浪費的生命成本更高。
經歷的這種事情多了，我就不再有當初的衝動，往往下意識地迴避訪民。迴避不了的，就儘可能把嚴酷的現實告訴他們，讓他們不要有任何幻想，勸他們早收手，早回家，早點恢復正常的生活。解決他們的問題需要無限的時間，但他們的生命是有限的。更可怕的，或者說最可怕的是，他們往往不只浪費他們自己的生命，他們甚至往往拖家帶口，把自己該上小學、該上中學的孩子也帶上，把孩子也完全耽誤了。我曾經幫過的一個農婦，她的幾個孩子就一直跟著她多少年風餐露宿。她的事情見報後，她好多次帶著孩子到我辦公室道謝。第一次見到她的幾個孩子時我真的太震撼了，怎麼可以這樣，怎麼可以把孩子也陪進去？後來她再帶孩子來，我能躲就盡量躲著她了。
講這些是什麼意思呢？講這些主要是想講清楚一點，沒有羅賓漢了。原子式的分散的個人都是卑微的，無力的，無奈的。根除那麼多的罪惡和苦難，這原本不是原子式的分散的個人的責任，原本不是原子式的分散的個人能夠勝任的。
北京幾年，徹底粉碎了我的自大狂。我不再相信自己能幫的上誰了。非但如此，我發現好心幫人有時反而起反作用。這個判斷應該是大致不差的，我的朋友何三畏就正在印證我的這個判斷。他也是熱心快腸地要幫廣州的一個農民工，鼓勵那個農民工要敢於用法律維護自己的權益。人家聽他的，就把老闆告上了法庭。到了法庭才知道，農民工告狀成本巨高，3000多塊錢的訴訟費，對白領可能不算什麼，但對農民工可能就是半年的總收入。那個農民工咬咬牙交了這3000多塊錢，卻什麼結果都沒有，跟老闆的關係卻更激化了，更站不住腳了。
維權就是走媒體路線，就是走法律渠道，鬥爭，對抗，這是我們很多知識份子固有的理念。不排除群體性事件這一套可能管用。但個體遭遇的不平，這一套基本無用則是可以大致確認的。基於這種認識，我漸漸的就生長出一種審惡疲勞，能不介入的苦難和不平，儘可能不介入。
正是因為這種心態，當媒體最初報導山西黑窯事件時，我沒太在意。新京報第一時間向我約稿，要我點評山西黑窯，我拒絕了，這種事早就不新鮮，我能說些什麼？這就是我當時拒絕新京報的理由。但最終這件事還是激怒了我，我最終還是不能不發飆了。
最早激怒我的是新京報的跟進報導，報導說，窯主僅僅被判15天拘留。直覺告訴我那是嚴重的刑事犯罪，起碼涉及非法拘禁，強迫勞動，故意傷害，甚至故意殺人，怎麼15天拘留就算了結了？當時我就把這則報導貼到了報社內部網，建議編輯部做頭版，建議記者追蹤報導——其實我這是馬後炮，編輯部已經做了頭版安排，記者也已經在火線了——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我當時還承諾，如果本報報導出來，我力爭做社評。
很快本報頭版就報導出來了。一氣讀完報導，一股血直往我腦門湧。奴工也就罷了，在我意料之中，我沒想到居然還役使童奴。連幾歲十來歲的孩子都下的了手，還有什麼下不了手的？這種人不是畜生是什麼？
盛怒之下，當晚就寫了《山西奴工事件本質上是一場叛亂》的檄文，可以說是一揮而就，從開筆到結稿也就半個多小時。寫完了關機睡覺，打算次日投給南都評論版。但在床上睡不著，想來想去，南都再生猛也不可能發我這篇文章。既然紙媒發不出來，何不如乾脆第一時間上網？
因此從第二天起，幾個大網站都有了我那篇檄文。我希望網上瘋狂轉載，我要首先把山西奴工事件的性質確認下來，那不是普通的事件，居然在文明時代還要復辟奴隸制，而且是比奴隸制更殘忍的地下奴隸制，完全把人當牲口的地下奴隸制。這難道不是反文明，反人類的顛覆性事件嗎？難道不是對我們的公共安全的最高級別的威脅嗎？所以我把它定義為一場叛亂。我希望儘可能多的網友讀到我的這篇檄文，清楚事件的嚴重性。
現在看來，我的目的是達到了。那篇檄文，以及我後來呼籲軍管洪洞縣的另一篇檄文，幾個網站的直接點擊量加起來大概有50到60萬，還不算大量的轉貼。接下來的作用當然跟我這兩篇檄文就沒啥關係了，而只能歸功於整個公共輿論。從定性為非法用工、勞資糾紛，到現在終於不能不承認是黑惡勢力作姦犯科，不能不承認是嚴重的刑事犯罪，並且承認需要全國普查，這向前邁進的每一步，都是靠強大的民意、靠強大的公共輿論的直接推動。事件的真相不能說已經都揭示出來，真相或許還很遠。但就我們已經知道的來看，事件的性質已經是不容爭辯了。山呼海嘯的公共輿論尤其是網路輿論，已經擺明：誰要想在事件的性質上搞走私，玩花樣，肯定無法完全得逞。非要一意孤行，很可能要把整個的信用賠進來。這個風險成本太高，所以，僅僅定性為非法用工、勞資糾紛的嘗試，最終還是不能不放棄了。
這麼長時間輿論一浪高過一浪，總也平息不下去，這種景觀是近幾年少見的。以往每當輿論達到高潮，相應的管制措施馬上會跟上來，輿論高潮馬上就會平息。但這次不同。這次民憤確實太大了，是個人都不會容忍。這種情況下，赤裸裸的封殺誰都不好意思，是個人都不敢赤裸裸地直接封殺。所以直到現在，最高級別的管制措施，也不過是要引導，不要炒作，如此這般，大意無非是你們可以說，但你們能不能有話好好說？
我們曾經是原子式的分散的個人，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處於分散之中，所以我們才卑微，才無力，才無奈。但是現在不一樣了，現在網際網路成了最強大的粘合劑，正在把我們黏合在一起，把我們的現實生活也變成每個人可以互通互聯的巨大網路。我們終於可以開始形成合力，我們終於開始有力量，我們終於可以影響我們自己的生活，可以部分地改變我們自己的生活了。
但是，有了力量，還需要理性地運用力量。盲目的力量是嚇人的，會把人家也嚇得盲目起來。畢竟，中國還沒有完全告別國家主義時代，最強大的資源，還是在國家機器掌握之中。所以，既要顯示力量，保持足夠的壓力，使其不能不有所忌憚，有所節制，但也不可過分激越，不要刺激野性。野性真要爆發出來，還是非常恐怖的，甚至可以說是毀滅性的。那種只求一時痛快，要衝決一切，打倒一切的狂飆做法，看起來似乎很徹底，很英勇，其實要麼是天真爛漫，要麼是別有用心。一方面，一點點地擴張我們現實生活中的網際網路，讓儘可能多的人互通互聯，一點點地為社會積攢力量；另一方面保持足夠的理性和克制，既要爭取儘可能多的讓步，又不要指望自己全贏，而是要留一點空間，要給一點辦法，要給一點退路，不要把人逼急了，不要撩撥野性。這方面，我們過去的代價已經夠沈重的，該變得聰明一點。
不放過任何博弈的機會，但每次博弈都應該是恰到好處。就這樣穩健地博弈下去，不僅能博弈出規則，而且能博弈出價值。比如要把人當人，不可以把人當牲口，把人當牲口最終要付代價，這樣的常識，就會因著此次黑窯事件而最大限度地深入人心，並直接反映到以後的規則修改之中。博弈不僅可以推動規則上的進步，更可以推動價值上的進步。而價值是什麼？價值就是方向，價值就是靈魂。過度物化的當下中國，最缺的就是價值，最缺的就是方向，最缺的就是靈魂。而要補救這一切，端賴博弈。
博弈在黑窯事件善後的全過程中，一直在推動進步。這麼說不是慶功，不是喪事當喜事辦。的確，博弈推動的這點進步是很可憐。不能把人當牲口，不能搞地下奴隸制，到了21世紀我們還竟然需要討論這樣的問題。但沒辦法，現實就是如此，甚至還要嚴峻。黑磚窯可怕，黑煤窯不可怕？黑作坊不可怕？在各個中心城市隨處可見的，把拐騙到手的小孩當乞討道具不可怕？其中還不乏故意把健康小孩弄殘的。我們與這些日常生活中的罪惡和苦難其實一直朝夕相處，我們與這些日常生活中的罪惡和苦難常常擦肩而過。還有很多更可怕的罪惡和苦難，甚至是我們明明知道卻現在根本無法討論的。我們的這個世界並不是更壞，它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它一直就是這個樣子，只不過我們已經習而不察。山西黑窯事件不過是以一種極端的形式刺激了我們，驚醒了我們，讓我們明白了我們真正的處境。
所以我才同意鄢烈山兄的判斷，我們的確沒有什麼好震驚的。當初的震驚，現在冷靜的回顧起來，的確顯得有些可笑。我們的進步就是基於這樣的一個起點。這很無情，但這就是現實。我們不是從零開始，我們根本就是從負數開始，我們的最低綱領因此只能是首先怎樣消滅負數。這就注定了，我們現在的所有進步，都只能是一種可憐的進步，一種悲哀的進步，一種讓人心酸的進步。但我們別無選擇，我們只能有這樣的進步，所以即便是這樣的進步，我們也需要，也必須花大力氣去爭取，一頂點點這樣的進步也不可以放棄。
看透了這一層，就知道怎麼給自己定位了。不求一定要達到一個什麼目標，只求不斷地推動，有一點點推動都是成就，都該高興。用伯恩斯坦的話說，即運動就是一切，目標是無所謂的。無所謂目標，也就不容易失望，更不至於絕望了。就這樣做一頭老黃牛，不急不躁地堅韌地拉車，拉這輛有著幾千年專制歷史的老牛車。或許這輩子根本到不了終點，那沒關係，那就慢慢享受過程吧，拉著，並且快樂著。(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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