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患病
江青患有比較嚴重的植物神經失調病症，對聲音特別敏感。1966年底，她覺得5號樓距離馬路太近，車來人往不夠安靜，就提出搬家的要求。經過認真挑選，她選中了11號樓，很快就搬了過去。11號樓距離馬路較遠，周圍環境也較幽靜。
1968年秋冬之交，江青患了一次重感冒，發高燒，體溫在38℃以上，幾天高燒不退。看得出她非常不舒服，整天坐臥不寧，煩躁不安，出大汗。
病中，江青想見毛主席。
有一天，她叫我打電話給毛主席的秘書徐業夫同志，她說：「讓他立即報告毛主席，就說我現在的病情很嚴重，幾日高燒不退，身體極度虛弱，請主席趕來釣魚臺看看我，否則，就可能見不到主席了。」
徐業夫將江青的請求報告了毛主席，主席既沒有表示去釣魚臺，也沒有表示不去，沒有說活。
江青焦急地等待著，等了兩天，實在忍不住了，叫我再次打電話，「讓徐業夫問問主席何時能來釣魚臺看我」。徐業夫在電話裡說，他不好催促主席，等一等再說吧，並答應過幾天他再提醒一下主席。
大約過了兩週，江青的病完全好了，吃飯、睡覺、工作都恢復正常了，毛主席才從中南海來到釣魚臺看望江青。毛主席雖然來得晚了一些，但是江青還是很高興，從二樓下到一樓迎接毛主席。那個時候主席的身體很好，毫不費力地從一樓上到二樓，他們談了一個多小時，江青高高興興地把主席送到汽車上。
回到樓裡以後，江青又回到二樓，把主席沒有吸完的雪茄煙分給工作人員，叫我們留作紀念，並說：「你們會吸菸的同志可以吸嘛！」她平時最討厭身邊的工作人員吸菸，這一天她一反常態，說：「你們吸吧，今天開戒啦。」
年底，江青患了牙病，牙齦腫脹，發低燒，她把毛主席的保健醫生叫到11號樓。保健醫生與她商量服一種消炎止痛藥，她同意後服下了。可能是藥物過敏，兩個小時以後，大腿內側長了一些小疙瘩，覺得發痒，精神緊張得很，如坐針氈。她發怒了，在走廊裡大聲斥責那個保健醫生：「你給我服的是什麼屁藥！為什麼長了這麼多疙瘩？這樣搔癢？如果這種東西控制不住，再繼續發展的話，我就有生命危險啦！一切後果由你負責！」她停頓了一下，不假思索地嚷嚷：「據說你過去曾經給國民黨的大官看過病？我看你就是國民黨的大特務，你今天是有意殘害我的！你如此對待我，絕沒有好下場！你滾吧！」
三天以後，江青的牙齦消腫了，小疙瘩也沒有了。病雖然好了，但是，江青對保健醫生還是耿耿於懷，將她服藥、長小疙瘩的事報告了毛主席，說她懷疑這個保健醫生是國民黨的特務，請主席警惕他的行動，建議主席把他從身邊趕走。
第二次調樓
1968年下半年，江青看了一份介紹蘇聯情報機關克格勃的資料以後，便懷疑起11號樓也被安裝了竊聽器，於是，她馬上分派她信得過的人在11號樓的裡裡外外、上上下下進行搜查。查了幾天，自然是一無所獲，但江青仍然不放心，再加上秋冬時節她又得了上面說的那場病，就開始討厭11號樓，產生了再次搬家的念頭。
一天，江青對我說：「小楊呀，我不想在這棟樓繼續住下去了，我總懷疑11號樓有竊聽器，覺得不安全，這算是一個原因吧。第二，這棟樓離12號樓太近，如果主席來12號樓辦公或休息的話，我怕影響主席。第三，我看10號樓比11號樓大一些，房間可能多一些，到了10號樓我可住在一層，以後不再費力地爬二層了，況且10號樓離9號樓近，我和春橋、文元同志研究工作也比較方便。你給總理打個電話，把我的想法跟總理說說，如果總理同意我的意見，你再給東興同志打個電話，請他派人到10號樓仔細檢查檢查，看有沒有安全隱患，檢查完了，再用紫外線消消毒。一切都搞完了，我再搬。」
周總理對江青非常瞭解，他接到我的電話，立即就同意，並問：「江青同志還有什麼要求嗎？」我說：「江青同志說要檢查一下樓的安全情況，然後再用紫外線消消毒，別的沒有提什麼要求。」總理說：「請東興同志辦。」
我把總理的意見報告給江青，她非常高興，提出馬上到10號樓去看看。我說：「那棟樓好幾年沒有住人了，可能很髒了，等打掃好了你再去看好嗎？」她說：「不礙事，我現在就去。」我忙說：「請江青同志等一等，我請釣魚臺的領導把10號樓的鑰匙送來，叫他們在那裡等，不然咱們進不去呀。」江青說：「那好，還是你想得週到。」這是江青第一次表揚我。
等釣魚臺管理處的處長張振良和一位對10號樓熟悉的服務員到了那裡，我和警衛員就陪同江青到了10號樓。那位服務員把所有的套間打開，請江青看。江青看後非常滿意。
根據江青的要求，對10號樓全部整理完後，她於1969年春節前就從11號樓搬到了10號樓。
林彪賀新居
江青搬到10號樓的第二天，林彪和葉群來看望江青。他們來到10號樓以後，沒有進會客廳，也沒有進江青的辦公室。林彪可能是累了，一屁股坐在樓廳的沙發上不動了。江青和葉群見狀就坐在林彪的左右。江青首先開口說：「歡迎林副主席和葉群同志來看我。」林彪坐在那裡只是微笑，默不作聲，葉群卻很活躍，她探過身子，笑著對江青說：「今天林彪同志和我是來祝賀江青同志喬遷新居的。林彪同志知道江青同志搬到新住處非常高興，他祝江青同志身體健康，說江青同志身體健康可以為黨為人民多作貢獻，也是黨和人民的福氣。」林彪還是不說話，只是點點頭。葉群繼續說：「我看這棟樓房很不錯，面積比較大，活動方便，空氣比較好。如果天氣不好，外邊散步不方便，江青同志可以在樓裡散步。江青同志剛搬到這裡來，可能還不太適應，住久了就習慣了。江青同志如果覺得樓房內外有什麼地方需要改造的，我叫邱會作（總後勤部部長）給你辦。」江青說：「謝謝林副主席和葉群同志的關心，林副主席身體也不太好，天氣這樣寒冷，還來看我。請林副主席保重身體。現在樓房不需要修理，以後如果需要的話，再麻煩你們。」葉群說：「請江青同志千萬不要客氣！」
林彪和葉群專程來10號樓向江青賀新居，江青表現得還是蠻高興的。但是，我沒有想到的是，他們剛剛離開10號樓，江青就非常嚴肅地對我說：「小楊，你記住，從今天起，我和毛家灣（林彪住地）的來去電話都要寫出詳細的電話記錄，電話記錄都必須經過我過目，並妥善地保存好，留作證據，否則將來我說不清楚，你也說不清楚。」
那個時候，黨的九大還沒有召開，他們之間正是互相保護、互相吹捧、互相抬舉、互相利用的時候，江青為什麼對毛家灣產生了戒心，直到今日我也沒有搞清楚。
修工事、防地震、學開車
1969年10月中旬，中央發出通知，為了防範蘇聯利用中蘇邊境談判之機對我國進行軍事進攻，立即加強戰備，於l0月20日之前把在北京的老同志全部疏散到外地。留在北京的最高領導人只有周恩來總理。為安全考慮，周總理和其他政治局委員住進了北京西山，江青也一同住進了西山。為了體驗在防空設施裡的感受，江青鑽進防空洞呆了十幾分鐘，就感覺缺氧不舒服。她在西山住煩了，11月7日下午回到釣魚臺，專門看了17號樓的地下室。江青在釣魚臺住了一個晚上，又匆匆回到西山，並叫我打電話讓中辦警衛局二處把17號樓的地下室改建成永久性的堅固的防空設施。中央辦公廳為此寫了專題報告，並做出設計方案，經周總理批准後，修建工程隨即開工。工程竣工後，江青親往檢查，表示很滿意，還陸續就防空設施提了一些要求，例如在防空工事裡存放一些壓縮餅乾、臘肉、臘魚片，急救藥棉、棉簽、紗布、酒精、碘酒、小手術器具和縫補衣服的針線等。
1970 年2月初，江青又提出，在10號樓建一個堅固的防空洞，經請示周總理批准，很快建成了，還在裡面安了床鋪，備了和17號樓地下室一樣的食品、藥品等。江青還鑽下去檢查，凡她不滿意的地方，都進行改動，直到她滿意為止。1970年一二月間，傳來北京周邊地區可能發生地震的情報，江青敏感的神經又緊張起來。有一天，江青嚴肅地對我們說：「保證我的安全是你們的責任，是黨中央、毛主席交給你們的任務，對我的安全問題，不能有任何閃失，要做到萬無一失。如果我的身體、生命受到損害，黨和人民就受到損失。為了防震，保證我的安全，你們要想想辦法，不用我替你們操心吧？我建議，在我的臥室、辦公室、客廳等經常辦公、休息和活動的地方，搭建牢固的防震架，擺上救命的物品。我限你們在三天之內搞好，還不能干擾我的工作、休息和生活。」
我們首先把她的意見報告了汪東興，然後再找人進行研究，準備好材料、車輛和人員，等著她出去開會的時候立即動手。一天晚上，她到人民大會堂參加政治局會議，我們用兩三個小時就把話幹完了。在她的臥室用粗大堅硬的方木搭了大架子，還把四根柱子牢牢固定在地板上；在她的辦公室和大客廳擺放了堅固的桌子和紅木的條案，如果發生地震，她可以立即鑽進去暫避一時。
江青開完會，看了電影回到10號樓，對我們採取的防震措施表示滿意。第二天她起床後又把我叫去，說：「光採取防震措施還不行，如果地震發生了，你們還得把我轉移到安全地方去，你們要練習如何背我、抬我。你把我身邊的工作人員集合起來，我現在就看你們練習。」
我把工作人員叫到樓廳，江青坐在沙發上看我們男背女、女背女的練習，練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江青滿意為止，個個累得滿頭大汗，氣喘吁吁。在西山躲避戰爭的一天，江青正在看文件，打鈴叫我。她對我說：「小楊，現在的國際形勢很緊張，蘇聯對我國發動侵略戰爭的可能性隨時都會發生，他們的戰術很可能是首先對我們的首都進行大規模的空襲，然後是裝甲部隊的大舉進攻。我們的軍隊雖然在‘三北地區’（東北、華北、西北）做好了戰爭準備，但是，現在的戰爭是殘酷的。咱們要做好各種準備工作，例如學會急救，包括包紮、塗藥、人工呼吸，對傷者進行轉移等。更重要的是學會開汽車，我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要學會，我自己也要學開車。你今天就召集大家開個會，進行動員。都要行動起來，你首先帶個頭。學開車不能影響工作，你們要在我休息的時候學。咱們都會開車了，如果遇到敵人襲擊，司機被打死了，警衛員開起來就跑了；如果警衛員又被打死了，秘書開起來就跑了；如果秘書又被打死了，護士開起來就跑了；如果你們都被打死了，我自己開起來就跑了。這樣，我們增加了逃生的機會。坐以待斃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我江某的性格。」你們要把學開車當作政治任務去完成。」
我把江青的意見報告汪東興，他也很支持，並告訴警衛局交通科科長曹志秀給我們準備一輛教練車。曹科長很快給了我們一輛蘇制的舊嘎斯六九。兩個月以後，我就拿到了正式的駕駛執照。以後，其他工作人員都相繼學會開車了。
江青正式從西山回到釣魚臺以後，馬上提出也要學開車。這件事，可叫我們犯愁了，怎樣才能保證她的安全呢？我們知道，她想幹的事，非干不可，任何人也攔不住——這就是江青的性格。我就把這件事報告了汪東興，他更瞭解江青的性格，答覆：「那就叫她學吧，你們要想辦法保證她的安全，不能出任何差錯。」
江青要求學開車，組織上又同意了，具體工作還是由我們來辦。用嘎斯六九當她的教練車肯定不行，挂擋、起步、換擋這些活兒她幹不了。只能用自動換擋的紅旗轎車。為了保證安全，我們和警衛局汽車修理廠的技術人員一起研究，想出一個好辦法，就是在副駕駛的位置上安裝一個輔助制動器，在緊急情況下教練員也可以採取剎車措施，以防止碰撞。經過試驗，效果不錯。訓練場地定在釣魚臺院內，因為那裡院子大，車輛少，人員少，道路平坦。
江青學車的教練員是她的司機李子元。江青第一、二次學開車，比較小心謹慎，也能夠聽從教練員的指揮，沒有發生任何問題。
第三次開車，她的膽子比第一次大多了，油門也加大了，車速快了。教練員幾次提醒她開慢點，她可就不怎麼聽了。在17號樓西側由北向南行駛到10號樓路口時，向右打輪往西拐彎，她既沒有減速，也沒有收油門，拐過去後來不及回輪。這時，她慌了神，手忙腳亂地加大了油門。教練員一邊踩輔助制動器，一邊幫她回輪。一個手不能提籃、肩不能挑擔的柔弱女人，不知道那時從哪兒來了那麼大的勁兒，李子元硬是沒有把方向盤轉過來。汽車一下子就上了30度的土坡，撞到一棵楊樹上才停下來。車前的大燈、小燈全撞壞了，機器蓋也鼓起來了。一輛很好的大紅旗轎車撞成那個樣子，她毫不心疼，從車上下來，看了一眼說：「不礙事，沒有關係，我還學。」嘴上雖然說得輕鬆，但事實上她害怕了，從此以後再也不提學開車的事了。
「看電影」風波
1973年6月11日晚上，江青叫我請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陪她到17號樓看南斯拉夫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王洪文說晚上有事不去看了，張春橋、姚文元說這部電影看過了，也不去了。
當我把他們的回話報告給江青時，她就不高興了。帶著一肚子氣，她獨自看了大約半個小時。她越想越有氣，越想越覺得不是滋味，就霍地站起來，氣沖沖地跑到9號樓質問張春橋、姚文元到底看沒看過那部電影。老姦巨猾的張春橋看到江青來勢不對，就撒謊說：「我沒有看過呀。」姚文元也見風使舵說：「看沒看過我不記得了。」
江青對他們的回話半信半疑，於是就命令她的警衛員到放映室查看登記本，查的結果是張春橋、姚文元均已看過，江青知道他們撒了謊，但當著大家的面，她對張、姚又能說什麼呢？雖然不高興，又不能對他們怎麼樣。於是，她惱羞成怒，大發雷霆，遷怒於我和警衛員，誣蔑我們謊報軍情，犯了「欺君之罪」，有意挑撥他們之間的關係，是「現行反革命分子」。他們三個人跑到中南海西花廳，逼著周總理把我們立即關進監獄。
所謂傅崇碧「衝擊釣魚臺」事件
1968年3月初，北京魯迅博物館的群眾組織，請求魯迅的夫人許廣平寫信給黨中央，稱收藏在館內的部分魯迅手稿不見了，並提到戚本禹曾從文化部取走這部分手稿。3月5日晚，江青要傅崇碧過問此事。
傅崇碧經過周密調查，查清楚了結果：江青於1967年1月，派戚本禹和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員韓樹信取走了魯迅手稿，當時還開了收條，將4箱手稿交給了文革小組保密員卜信榮保管。
3月8日，傅崇碧帶著衛戍區的副政委周樹青、秘書馮正午到釣魚臺向江青報告手稿的調查情況。兩輛汽車到釣魚臺東門，傅崇碧找江青沒有找到，就和文革小組值班室聯繫，值班室報告辦事組組長李訥，李訥沒有明確表示。於是，他們就給陳伯達的秘書王保春打電話，得到同意後進入釣魚臺。在16號樓前恰遇姚文元，他們便一起進了樓。
不知江青怎麼知道的，叫上我，就從11號樓風風火火地趕到了16號樓。
江青一進門就大聲吼道：「傅崇碧，誰叫你進來的？你帶這麼多人到這裡來幹什麼？你到這裡來要抓人嗎？你懂不懂紀律？……」
當傅崇碧解釋是陳伯達辦公室批准進來的時候，江青質問：「陳伯達在哪兒？陳伯達批准的也不行，因為這件事是我叫你調查的，你為什麼不請示我？你身為衛戍區司令，不經我允許就進來，這是嚴重的政治事件！」
傅的秘書馮正午，沒有見過這種陣勢，一刺激，緊張得暈過去了，手中的公文包隨即掉到地上。
這時，江青高喊，「他拿皮包打我！」當時，傅崇碧很冷靜地說：「江青同志，我是來匯報魯迅手稿的事情的，這是你交辦的，現在已經查清，手稿和保管手稿的人，都在中央文革小組。」
江青故作驚訝地說：「叫什麼？這不可能！」周樹春當即從皮包裡找出寫有收管手稿人簽字的條子，交給江青。江青接過條子看了以後，立刻把卜信榮找來，同時搬來裝有手稿的4個箱子，打開箱子，江青親自翻檢後，對卜信榮喊道：「你是個大壞蛋，不是毛主席的兵，把他抓起來！」卜信榮急得滿臉通紅，連聲高喊：「冤枉！我冤枉啊！」江青根本不想聽卜信榮再解釋什麼，只是重複一句話：「把他抓起來！」就這樣，卜信榮就被莫名其妙地逮捕了。她又硬逼著陳伯達把秘書王保春調離釣魚臺。其實，按規定，中央領導人的秘書是有權批准有關人員進入領導人住地的。
3月9日晚上，江青在釣魚臺16號樓召開會議時說：「傅崇碧帶人、帶槍闖釣魚臺16號樓中央文革小組，行為可疑！他的秘書皮包裡裝了幾支手槍，並用皮包擊打我的腰部，企圖打斷我的脊樑骨！」姚文元在一旁隨聲附和作偽證。
江青不愧是一個名演員，會演戲，越演越像。我是在場的見證人之一，事情根本不像江青說的。
3月10日，謝富治、楊成武、吳法憲、汪東興召集會議，參加會議的單位有北京軍區、中辦警衛局等。會上又講了傅崇碧進釣魚臺的問題，並規定了七條：一、任何人進中南海、人民大會堂、釣魚臺、京西賓館、國防部大樓都要事先打電話報告，經批准後方可放行，而且必須是首長批准，秘書和侍衛批准不算數、；二、被批准進去的人只能是本人，其隨員不得進到院裡樓內；三、被批准進去者到指定的會客地點等候，不得亂竄；四、送文件的通訊人員，不得直接送到首長住房(辦公室)，信件要經過中辦秘書局轉遞；五、不管任何人的汽車，進入這五個地方時，哨兵不僅要認車，而且要認人；六、任何人進入首長住地時，不准攜帶武器和危險物品；七、今後中央開會時，不准送文件到會場。這七條規定是楊成武代表與會領導歸納並宣布的。
釣魚臺的霸主
那個時候，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凡是江青經常用的東西，別的中央領導人就不好用、不能用、不敢用。如果用了，叫她知道，她就會不高興，甚至發作出來，弄得大家都很不愉快。
釣魚臺當時共有18棟樓，其中兩棟是工作人員用房，一棟是綜合活動樓，其餘的15棟是接待樓。江青一個人就住過三棟接待樓，還霸佔著綜合活動樓，再加上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住在裡面，所以有人說，釣魚臺的南半部是一個禁區，江青是釣魚臺的霸主。我認為這種說法是貼切的。
江青不但長期獨佔著兩棟樓，還有4匹軍馬長期供她獨用，即使是到北戴河休息，去八達嶺遊玩，馬匹也上專列與她一同前往。放映廳的近百部電影，由她一個人霸佔著，沒有她同意誰也不敢拿出去看，包括周總理、陳伯達、康生和葉劍英在內。
江青在釣魚臺散步時，如果有汽車經過，司機在很遠的地方看到江青散步，就會立即停車、熄火，靜靜地等江青走過去；如果行人發現江青，會立即繞道避開，如果無道可避，就會往回走，不能也不敢和江青碰面。
江青處處以毛主席夫人自居，總想自己說了算。她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陳伯達是組長，她卻高居於組長之上。討論起草九大的政治報告時，有一次江青公開跟陳伯達大吵，當著「中央文革」碰頭會其他成員的面，對陳說「我看不起你」，並在陳的面前狠狠摔了一個水杯。在那次會上，張春橋、姚文元沒有說話。會後，她把張春橋、姚文元叫到10號樓，批評了他們在關鍵時刻不堅持原則立場，不幫她說話。他們回去以後，給江青寫了檢討並恭恭敬敬地到10號樓遞給江青。
江青患有比較嚴重的植物神經失調病症，對聲音特別敏感。1966年底，她覺得5號樓距離馬路太近，車來人往不夠安靜，就提出搬家的要求。經過認真挑選，她選中了11號樓，很快就搬了過去。11號樓距離馬路較遠，周圍環境也較幽靜。
1968年秋冬之交，江青患了一次重感冒，發高燒，體溫在38℃以上，幾天高燒不退。看得出她非常不舒服，整天坐臥不寧，煩躁不安，出大汗。
病中，江青想見毛主席。
有一天，她叫我打電話給毛主席的秘書徐業夫同志，她說：「讓他立即報告毛主席，就說我現在的病情很嚴重，幾日高燒不退，身體極度虛弱，請主席趕來釣魚臺看看我，否則，就可能見不到主席了。」
徐業夫將江青的請求報告了毛主席，主席既沒有表示去釣魚臺，也沒有表示不去，沒有說活。
江青焦急地等待著，等了兩天，實在忍不住了，叫我再次打電話，「讓徐業夫問問主席何時能來釣魚臺看我」。徐業夫在電話裡說，他不好催促主席，等一等再說吧，並答應過幾天他再提醒一下主席。
大約過了兩週，江青的病完全好了，吃飯、睡覺、工作都恢復正常了，毛主席才從中南海來到釣魚臺看望江青。毛主席雖然來得晚了一些，但是江青還是很高興，從二樓下到一樓迎接毛主席。那個時候主席的身體很好，毫不費力地從一樓上到二樓，他們談了一個多小時，江青高高興興地把主席送到汽車上。
回到樓裡以後，江青又回到二樓，把主席沒有吸完的雪茄煙分給工作人員，叫我們留作紀念，並說：「你們會吸菸的同志可以吸嘛！」她平時最討厭身邊的工作人員吸菸，這一天她一反常態，說：「你們吸吧，今天開戒啦。」
年底，江青患了牙病，牙齦腫脹，發低燒，她把毛主席的保健醫生叫到11號樓。保健醫生與她商量服一種消炎止痛藥，她同意後服下了。可能是藥物過敏，兩個小時以後，大腿內側長了一些小疙瘩，覺得發痒，精神緊張得很，如坐針氈。她發怒了，在走廊裡大聲斥責那個保健醫生：「你給我服的是什麼屁藥！為什麼長了這麼多疙瘩？這樣搔癢？如果這種東西控制不住，再繼續發展的話，我就有生命危險啦！一切後果由你負責！」她停頓了一下，不假思索地嚷嚷：「據說你過去曾經給國民黨的大官看過病？我看你就是國民黨的大特務，你今天是有意殘害我的！你如此對待我，絕沒有好下場！你滾吧！」
三天以後，江青的牙齦消腫了，小疙瘩也沒有了。病雖然好了，但是，江青對保健醫生還是耿耿於懷，將她服藥、長小疙瘩的事報告了毛主席，說她懷疑這個保健醫生是國民黨的特務，請主席警惕他的行動，建議主席把他從身邊趕走。
第二次調樓
1968年下半年，江青看了一份介紹蘇聯情報機關克格勃的資料以後，便懷疑起11號樓也被安裝了竊聽器，於是，她馬上分派她信得過的人在11號樓的裡裡外外、上上下下進行搜查。查了幾天，自然是一無所獲，但江青仍然不放心，再加上秋冬時節她又得了上面說的那場病，就開始討厭11號樓，產生了再次搬家的念頭。
一天，江青對我說：「小楊呀，我不想在這棟樓繼續住下去了，我總懷疑11號樓有竊聽器，覺得不安全，這算是一個原因吧。第二，這棟樓離12號樓太近，如果主席來12號樓辦公或休息的話，我怕影響主席。第三，我看10號樓比11號樓大一些，房間可能多一些，到了10號樓我可住在一層，以後不再費力地爬二層了，況且10號樓離9號樓近，我和春橋、文元同志研究工作也比較方便。你給總理打個電話，把我的想法跟總理說說，如果總理同意我的意見，你再給東興同志打個電話，請他派人到10號樓仔細檢查檢查，看有沒有安全隱患，檢查完了，再用紫外線消消毒。一切都搞完了，我再搬。」
周總理對江青非常瞭解，他接到我的電話，立即就同意，並問：「江青同志還有什麼要求嗎？」我說：「江青同志說要檢查一下樓的安全情況，然後再用紫外線消消毒，別的沒有提什麼要求。」總理說：「請東興同志辦。」
我把總理的意見報告給江青，她非常高興，提出馬上到10號樓去看看。我說：「那棟樓好幾年沒有住人了，可能很髒了，等打掃好了你再去看好嗎？」她說：「不礙事，我現在就去。」我忙說：「請江青同志等一等，我請釣魚臺的領導把10號樓的鑰匙送來，叫他們在那裡等，不然咱們進不去呀。」江青說：「那好，還是你想得週到。」這是江青第一次表揚我。
等釣魚臺管理處的處長張振良和一位對10號樓熟悉的服務員到了那裡，我和警衛員就陪同江青到了10號樓。那位服務員把所有的套間打開，請江青看。江青看後非常滿意。
根據江青的要求，對10號樓全部整理完後，她於1969年春節前就從11號樓搬到了10號樓。
林彪賀新居
江青搬到10號樓的第二天，林彪和葉群來看望江青。他們來到10號樓以後，沒有進會客廳，也沒有進江青的辦公室。林彪可能是累了，一屁股坐在樓廳的沙發上不動了。江青和葉群見狀就坐在林彪的左右。江青首先開口說：「歡迎林副主席和葉群同志來看我。」林彪坐在那裡只是微笑，默不作聲，葉群卻很活躍，她探過身子，笑著對江青說：「今天林彪同志和我是來祝賀江青同志喬遷新居的。林彪同志知道江青同志搬到新住處非常高興，他祝江青同志身體健康，說江青同志身體健康可以為黨為人民多作貢獻，也是黨和人民的福氣。」林彪還是不說話，只是點點頭。葉群繼續說：「我看這棟樓房很不錯，面積比較大，活動方便，空氣比較好。如果天氣不好，外邊散步不方便，江青同志可以在樓裡散步。江青同志剛搬到這裡來，可能還不太適應，住久了就習慣了。江青同志如果覺得樓房內外有什麼地方需要改造的，我叫邱會作（總後勤部部長）給你辦。」江青說：「謝謝林副主席和葉群同志的關心，林副主席身體也不太好，天氣這樣寒冷，還來看我。請林副主席保重身體。現在樓房不需要修理，以後如果需要的話，再麻煩你們。」葉群說：「請江青同志千萬不要客氣！」
林彪和葉群專程來10號樓向江青賀新居，江青表現得還是蠻高興的。但是，我沒有想到的是，他們剛剛離開10號樓，江青就非常嚴肅地對我說：「小楊，你記住，從今天起，我和毛家灣（林彪住地）的來去電話都要寫出詳細的電話記錄，電話記錄都必須經過我過目，並妥善地保存好，留作證據，否則將來我說不清楚，你也說不清楚。」
那個時候，黨的九大還沒有召開，他們之間正是互相保護、互相吹捧、互相抬舉、互相利用的時候，江青為什麼對毛家灣產生了戒心，直到今日我也沒有搞清楚。
修工事、防地震、學開車
1969年10月中旬，中央發出通知，為了防範蘇聯利用中蘇邊境談判之機對我國進行軍事進攻，立即加強戰備，於l0月20日之前把在北京的老同志全部疏散到外地。留在北京的最高領導人只有周恩來總理。為安全考慮，周總理和其他政治局委員住進了北京西山，江青也一同住進了西山。為了體驗在防空設施裡的感受，江青鑽進防空洞呆了十幾分鐘，就感覺缺氧不舒服。她在西山住煩了，11月7日下午回到釣魚臺，專門看了17號樓的地下室。江青在釣魚臺住了一個晚上，又匆匆回到西山，並叫我打電話讓中辦警衛局二處把17號樓的地下室改建成永久性的堅固的防空設施。中央辦公廳為此寫了專題報告，並做出設計方案，經周總理批准後，修建工程隨即開工。工程竣工後，江青親往檢查，表示很滿意，還陸續就防空設施提了一些要求，例如在防空工事裡存放一些壓縮餅乾、臘肉、臘魚片，急救藥棉、棉簽、紗布、酒精、碘酒、小手術器具和縫補衣服的針線等。
1970 年2月初，江青又提出，在10號樓建一個堅固的防空洞，經請示周總理批准，很快建成了，還在裡面安了床鋪，備了和17號樓地下室一樣的食品、藥品等。江青還鑽下去檢查，凡她不滿意的地方，都進行改動，直到她滿意為止。1970年一二月間，傳來北京周邊地區可能發生地震的情報，江青敏感的神經又緊張起來。有一天，江青嚴肅地對我們說：「保證我的安全是你們的責任，是黨中央、毛主席交給你們的任務，對我的安全問題，不能有任何閃失，要做到萬無一失。如果我的身體、生命受到損害，黨和人民就受到損失。為了防震，保證我的安全，你們要想想辦法，不用我替你們操心吧？我建議，在我的臥室、辦公室、客廳等經常辦公、休息和活動的地方，搭建牢固的防震架，擺上救命的物品。我限你們在三天之內搞好，還不能干擾我的工作、休息和生活。」
我們首先把她的意見報告了汪東興，然後再找人進行研究，準備好材料、車輛和人員，等著她出去開會的時候立即動手。一天晚上，她到人民大會堂參加政治局會議，我們用兩三個小時就把話幹完了。在她的臥室用粗大堅硬的方木搭了大架子，還把四根柱子牢牢固定在地板上；在她的辦公室和大客廳擺放了堅固的桌子和紅木的條案，如果發生地震，她可以立即鑽進去暫避一時。
江青開完會，看了電影回到10號樓，對我們採取的防震措施表示滿意。第二天她起床後又把我叫去，說：「光採取防震措施還不行，如果地震發生了，你們還得把我轉移到安全地方去，你們要練習如何背我、抬我。你把我身邊的工作人員集合起來，我現在就看你們練習。」
我把工作人員叫到樓廳，江青坐在沙發上看我們男背女、女背女的練習，練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江青滿意為止，個個累得滿頭大汗，氣喘吁吁。在西山躲避戰爭的一天，江青正在看文件，打鈴叫我。她對我說：「小楊，現在的國際形勢很緊張，蘇聯對我國發動侵略戰爭的可能性隨時都會發生，他們的戰術很可能是首先對我們的首都進行大規模的空襲，然後是裝甲部隊的大舉進攻。我們的軍隊雖然在‘三北地區’（東北、華北、西北）做好了戰爭準備，但是，現在的戰爭是殘酷的。咱們要做好各種準備工作，例如學會急救，包括包紮、塗藥、人工呼吸，對傷者進行轉移等。更重要的是學會開汽車，我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要學會，我自己也要學開車。你今天就召集大家開個會，進行動員。都要行動起來，你首先帶個頭。學開車不能影響工作，你們要在我休息的時候學。咱們都會開車了，如果遇到敵人襲擊，司機被打死了，警衛員開起來就跑了；如果警衛員又被打死了，秘書開起來就跑了；如果秘書又被打死了，護士開起來就跑了；如果你們都被打死了，我自己開起來就跑了。這樣，我們增加了逃生的機會。坐以待斃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我江某的性格。」你們要把學開車當作政治任務去完成。」
我把江青的意見報告汪東興，他也很支持，並告訴警衛局交通科科長曹志秀給我們準備一輛教練車。曹科長很快給了我們一輛蘇制的舊嘎斯六九。兩個月以後，我就拿到了正式的駕駛執照。以後，其他工作人員都相繼學會開車了。
江青正式從西山回到釣魚臺以後，馬上提出也要學開車。這件事，可叫我們犯愁了，怎樣才能保證她的安全呢？我們知道，她想幹的事，非干不可，任何人也攔不住——這就是江青的性格。我就把這件事報告了汪東興，他更瞭解江青的性格，答覆：「那就叫她學吧，你們要想辦法保證她的安全，不能出任何差錯。」
江青要求學開車，組織上又同意了，具體工作還是由我們來辦。用嘎斯六九當她的教練車肯定不行，挂擋、起步、換擋這些活兒她幹不了。只能用自動換擋的紅旗轎車。為了保證安全，我們和警衛局汽車修理廠的技術人員一起研究，想出一個好辦法，就是在副駕駛的位置上安裝一個輔助制動器，在緊急情況下教練員也可以採取剎車措施，以防止碰撞。經過試驗，效果不錯。訓練場地定在釣魚臺院內，因為那裡院子大，車輛少，人員少，道路平坦。
江青學車的教練員是她的司機李子元。江青第一、二次學開車，比較小心謹慎，也能夠聽從教練員的指揮，沒有發生任何問題。
第三次開車，她的膽子比第一次大多了，油門也加大了，車速快了。教練員幾次提醒她開慢點，她可就不怎麼聽了。在17號樓西側由北向南行駛到10號樓路口時，向右打輪往西拐彎，她既沒有減速，也沒有收油門，拐過去後來不及回輪。這時，她慌了神，手忙腳亂地加大了油門。教練員一邊踩輔助制動器，一邊幫她回輪。一個手不能提籃、肩不能挑擔的柔弱女人，不知道那時從哪兒來了那麼大的勁兒，李子元硬是沒有把方向盤轉過來。汽車一下子就上了30度的土坡，撞到一棵楊樹上才停下來。車前的大燈、小燈全撞壞了，機器蓋也鼓起來了。一輛很好的大紅旗轎車撞成那個樣子，她毫不心疼，從車上下來，看了一眼說：「不礙事，沒有關係，我還學。」嘴上雖然說得輕鬆，但事實上她害怕了，從此以後再也不提學開車的事了。
「看電影」風波
1973年6月11日晚上，江青叫我請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陪她到17號樓看南斯拉夫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王洪文說晚上有事不去看了，張春橋、姚文元說這部電影看過了，也不去了。
當我把他們的回話報告給江青時，她就不高興了。帶著一肚子氣，她獨自看了大約半個小時。她越想越有氣，越想越覺得不是滋味，就霍地站起來，氣沖沖地跑到9號樓質問張春橋、姚文元到底看沒看過那部電影。老姦巨猾的張春橋看到江青來勢不對，就撒謊說：「我沒有看過呀。」姚文元也見風使舵說：「看沒看過我不記得了。」
江青對他們的回話半信半疑，於是就命令她的警衛員到放映室查看登記本，查的結果是張春橋、姚文元均已看過，江青知道他們撒了謊，但當著大家的面，她對張、姚又能說什麼呢？雖然不高興，又不能對他們怎麼樣。於是，她惱羞成怒，大發雷霆，遷怒於我和警衛員，誣蔑我們謊報軍情，犯了「欺君之罪」，有意挑撥他們之間的關係，是「現行反革命分子」。他們三個人跑到中南海西花廳，逼著周總理把我們立即關進監獄。
所謂傅崇碧「衝擊釣魚臺」事件
1968年3月初，北京魯迅博物館的群眾組織，請求魯迅的夫人許廣平寫信給黨中央，稱收藏在館內的部分魯迅手稿不見了，並提到戚本禹曾從文化部取走這部分手稿。3月5日晚，江青要傅崇碧過問此事。
傅崇碧經過周密調查，查清楚了結果：江青於1967年1月，派戚本禹和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員韓樹信取走了魯迅手稿，當時還開了收條，將4箱手稿交給了文革小組保密員卜信榮保管。
3月8日，傅崇碧帶著衛戍區的副政委周樹青、秘書馮正午到釣魚臺向江青報告手稿的調查情況。兩輛汽車到釣魚臺東門，傅崇碧找江青沒有找到，就和文革小組值班室聯繫，值班室報告辦事組組長李訥，李訥沒有明確表示。於是，他們就給陳伯達的秘書王保春打電話，得到同意後進入釣魚臺。在16號樓前恰遇姚文元，他們便一起進了樓。
不知江青怎麼知道的，叫上我，就從11號樓風風火火地趕到了16號樓。
江青一進門就大聲吼道：「傅崇碧，誰叫你進來的？你帶這麼多人到這裡來幹什麼？你到這裡來要抓人嗎？你懂不懂紀律？……」
當傅崇碧解釋是陳伯達辦公室批准進來的時候，江青質問：「陳伯達在哪兒？陳伯達批准的也不行，因為這件事是我叫你調查的，你為什麼不請示我？你身為衛戍區司令，不經我允許就進來，這是嚴重的政治事件！」
傅的秘書馮正午，沒有見過這種陣勢，一刺激，緊張得暈過去了，手中的公文包隨即掉到地上。
這時，江青高喊，「他拿皮包打我！」當時，傅崇碧很冷靜地說：「江青同志，我是來匯報魯迅手稿的事情的，這是你交辦的，現在已經查清，手稿和保管手稿的人，都在中央文革小組。」
江青故作驚訝地說：「叫什麼？這不可能！」周樹春當即從皮包裡找出寫有收管手稿人簽字的條子，交給江青。江青接過條子看了以後，立刻把卜信榮找來，同時搬來裝有手稿的4個箱子，打開箱子，江青親自翻檢後，對卜信榮喊道：「你是個大壞蛋，不是毛主席的兵，把他抓起來！」卜信榮急得滿臉通紅，連聲高喊：「冤枉！我冤枉啊！」江青根本不想聽卜信榮再解釋什麼，只是重複一句話：「把他抓起來！」就這樣，卜信榮就被莫名其妙地逮捕了。她又硬逼著陳伯達把秘書王保春調離釣魚臺。其實，按規定，中央領導人的秘書是有權批准有關人員進入領導人住地的。
3月9日晚上，江青在釣魚臺16號樓召開會議時說：「傅崇碧帶人、帶槍闖釣魚臺16號樓中央文革小組，行為可疑！他的秘書皮包裡裝了幾支手槍，並用皮包擊打我的腰部，企圖打斷我的脊樑骨！」姚文元在一旁隨聲附和作偽證。
江青不愧是一個名演員，會演戲，越演越像。我是在場的見證人之一，事情根本不像江青說的。
3月10日，謝富治、楊成武、吳法憲、汪東興召集會議，參加會議的單位有北京軍區、中辦警衛局等。會上又講了傅崇碧進釣魚臺的問題，並規定了七條：一、任何人進中南海、人民大會堂、釣魚臺、京西賓館、國防部大樓都要事先打電話報告，經批准後方可放行，而且必須是首長批准，秘書和侍衛批准不算數、；二、被批准進去的人只能是本人，其隨員不得進到院裡樓內；三、被批准進去者到指定的會客地點等候，不得亂竄；四、送文件的通訊人員，不得直接送到首長住房(辦公室)，信件要經過中辦秘書局轉遞；五、不管任何人的汽車，進入這五個地方時，哨兵不僅要認車，而且要認人；六、任何人進入首長住地時，不准攜帶武器和危險物品；七、今後中央開會時，不准送文件到會場。這七條規定是楊成武代表與會領導歸納並宣布的。
釣魚臺的霸主
那個時候，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凡是江青經常用的東西，別的中央領導人就不好用、不能用、不敢用。如果用了，叫她知道，她就會不高興，甚至發作出來，弄得大家都很不愉快。
釣魚臺當時共有18棟樓，其中兩棟是工作人員用房，一棟是綜合活動樓，其餘的15棟是接待樓。江青一個人就住過三棟接待樓，還霸佔著綜合活動樓，再加上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住在裡面，所以有人說，釣魚臺的南半部是一個禁區，江青是釣魚臺的霸主。我認為這種說法是貼切的。
江青不但長期獨佔著兩棟樓，還有4匹軍馬長期供她獨用，即使是到北戴河休息，去八達嶺遊玩，馬匹也上專列與她一同前往。放映廳的近百部電影，由她一個人霸佔著，沒有她同意誰也不敢拿出去看，包括周總理、陳伯達、康生和葉劍英在內。
江青在釣魚臺散步時，如果有汽車經過，司機在很遠的地方看到江青散步，就會立即停車、熄火，靜靜地等江青走過去；如果行人發現江青，會立即繞道避開，如果無道可避，就會往回走，不能也不敢和江青碰面。
江青處處以毛主席夫人自居，總想自己說了算。她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陳伯達是組長，她卻高居於組長之上。討論起草九大的政治報告時，有一次江青公開跟陳伯達大吵，當著「中央文革」碰頭會其他成員的面，對陳說「我看不起你」，並在陳的面前狠狠摔了一個水杯。在那次會上，張春橋、姚文元沒有說話。會後，她把張春橋、姚文元叫到10號樓，批評了他們在關鍵時刻不堅持原則立場，不幫她說話。他們回去以後，給江青寫了檢討並恭恭敬敬地到10號樓遞給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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