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我的一位小學老師

2007年4月22日，晴，燥熱。
　　
下午參加「經典的不同讀法」暨李零先生作品討論會結束後，主辦方約請幾位參會者共進晚餐。席間，幾乎就說了一個話題，「文革」時期的暴力，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退休教授關於語言暴力是如何演變成現實暴力的論點。他舉了幾個例子，比如姚文元有過一文，提出對階級敵人，應該將其打入十八層地獄，並踏上一隻腳。果然，「文革」期間的中學生，不止拿皮帶抽他們的老師，剃陰陽頭，左右開弓打老師嘴巴，直至把老師、同學打翻在地，踏上不止一隻腳，更厲害的是私設刑訊室，以各種方法殘害同類，到死為止。比如，那個被稱為「雷鋒同志」的說過一句名言，對待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果然，豈止「掃落葉」。席間一位教授講了他親歷的一件事。他班上有一位原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孫女兒，同學知道她的身份後，讓她與家庭劃清界限，並強迫她對奶奶「掃落葉」，她不肯，同學們衝到她家裡，將她奶奶活活打死並吊在門前的樹上。「文革」期間，流行順口溜「好人打好人是好人間的誤會，好人打壞人是被打者的幸福，壞人打好人那是犯極大的罪。」結果呢，人人間大打出手，都把對方當壞人。

　　我無法聽下去這樣的故事，雖然我也從「文革」走過來。尤其聽不得好些打人的小將們，今天在各種位置上，當著國營企業的總裁、董事長，在省部級的官位上「從著政」，在學壇教壇上為人師表、高談闊論……瀟灑著，游刃有餘著，酒足飯飽著，睡眠滋潤著——不僅不懺悔自己的罪過，還痛說自己「文革」所受到的迫害！
　　
     回書店的路上，夜色中，我想起了我小學的老師。她姓陳，名字給忘記了。其實，幾十年來，陳老師的影子總是一有機會就晃在我眼前，她微胖，梳短髮（那時俗稱「五號頭」），下巴有顆痣，南方口音。我到死都不會忘記她的眼神兒，淒苦而無奈，略帶憤恨。她從無笑容。

     就是我上一年級前一點點，她「犯」了當時天大的「罪過」——鬼使神差地把一滴墨水濺在毛像的右眼。我們一入學，就看到她略微駝背的身影，給全校教室生爐子。將近三十個教室啊。我們七點到校，爐子生好了，我算過，生一隻爐子要用十分鐘左右。她得幾點起床、用怎樣的方法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生好全部的爐子。不止如此，她每天還要負責給爐子添火（加煤）、打掃學校奇大無比的校園，晚上學生放學後，他還要負責清理爐灰。不止如此，她每天還要受到小學生的打罵，隨便誰就可以讓她站在毛的像前低頭認罪。我甚至還見過有人向她撇石子、潑水。不止如此，每週，陳老師要輪流到各班接受批鬥，腰彎得低低的，認罪，教室裡迴盪著「打倒陳**」的口號。

　　我入校第三個冬季，再未見到過陳老師。
　　
     我六歲半入學。我完全不記得，我對陳老師的處境，投過同情。我沒幫過她任何事情，哪怕是抱柴火的小事。我不記得，望著陳老師的眼神兒，我有過一絲哪怕是憐憫。我自己就是黑五類子女，我那七品芝麻官的父親剛剛走出監獄，還在蹲牛棚。我見過我父親跟陳老師幾乎一樣的眼神兒，我對父親有同情，甚至還不止同情。可我當見到陳老師時，怎就如此無動於衷？
　　
　　我肯定在批鬥陳老師的會上喊過口號。但我肯定，我沒侮辱過陳老師，更沒打過她。但今天想起來，這些都不是我可以躲避懺悔的理由。當我的老師身心受到殘害的時候，我沒幫過她，甚至沒同情過她。當我的老師非人般活著的時候，當我自己同時也是黑五類的「狗崽子」的時候，我沒有她是我同類的感覺。陳老師的身影四十年揮之不去，我分不清是什麼在「作怪」——其實，我根本就不認識陳老師，她既未教過我，也沒帶過我。可我怎麼就忘不了她呢？是我稍長成人，人性慢慢復甦，而覺得對不起陳老師吧。或正是陳老師的遭遇，才啟發我慢慢復甦人性中那些無論如何不可喪失的東西，同情心，愛，正義感等等吧。我說不清楚。今天說起 「文革」，我又想起陳老師，也還是說不清楚我到底「欠」了她什麼。

　　只那麼連猜帶蒙地找理由去搞什麼「懺悔」，我自己都覺得不那麼真誠，有做作的成分。為什麼？因為我的「懺悔」不是對著陳老師本人的。如果有一天，我能見到陳老師，到那時，我還能有向陳老師懺悔之心，並向她當面說出我的心願，我想，陳老師的影子即使還會讓我記起，那性質肯定是變了。她見到我肯定會有笑容。她再留給我的印象，是有笑容的。
　　
　　陳老師要是還健在，該八十幾歲了。陳老師曾留學蘇聯，學什麼，我不知道。
　　
　　誰又能肯定我一定還會見到陳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