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要發表我的文章，有朋友發過來張鶴慈的《高智晟現象分析》，朋友附言說，「張鶴慈的文章充滿共產黨語言方式和思維方式，滿篇共產黨式的帽子和仇恨。張鶴慈竟然到這般歇斯底里的地步。張只能利用一個毫無出處的假貨，利用中共卡住對方喉嚨的時機，乘機捕風捉影地攻擊誣蔑對方，由此可見張鶴慈毫不顧及道德和法理。令人不解的是，高智晟從沒有冒犯過他，即便對民運策略和運作認識不同，張鶴慈不應如此自以為是，更不應語言如此下作。長期生活在自由平等國家，我對這種帶有嚴重歧視的文章已經完全不能接受。」
我只能遺憾地說，張鶴慈老民運資格也好，張鶴慈所提到的丁子霖「天安門母親」稱號的「資源」也好，除了自己自毀形象可以將張鶴慈稱之為「千辛萬苦」積累的「資源」盡情「糟蹋」掉外，沒有任何他人可以糟蹋得了你自己「千辛萬苦」積累的「資源」。
讀過張鶴慈的文章，對黨文化給人的心態和人格造成的危害感到痛心，我下面的正文也正是想同讀者共同認識黨文化是怎樣從小扭曲我們。如果自己不努力自我清除，這種扭曲的心態會跟自己一輩子，且難免不時自我露醜，張鶴慈則是一個絕好的例子。
由於我自己深受黨文化的污染，所以總是自覺地注意自我清除，同時對別人身上的黨文化也異常敏感，與朋友交談時也常觸及到這個話題。兩年來，幾個朋友常與我通話談到高智晟，並且發問，高智晟為什麼比我們乾淨，看不到他身上有我們這麼多的黨文化？
在與德國學者仲維光先生通話中，他也痛心地說過，他總是注意努力去擦自己身上的黨文化，但是並不是那麼容易擦乾淨的。他並在兩次通話中不解地提到，「同是在中國這個黨文化環境，奇怪高智晟受黨文化影響卻不那麼嚴重。」
仲維光先生年輕時是中國科學院許良英教授的研究生，從七十年代就開始關注中國知識份子以及極權主義問題併進行課題研究。一九八八年到德國後，專門從事社會主義文化及其知識份子問題的研究。經過長年的潛心研究，仲維光先生對黨文化比別人有著更深的認識和體會。我相信，對黨文化深有研究的仲維光，對高智晟身上沒有那麼嚴重的黨文化的感覺是對的，他的感覺也具有權威性。
為什麼同樣的黨文化環境卻沒有像污染我們一樣污染高智晟？
我一直沒有去細想這個問題，直到最近網上沸沸揚揚地拋出「高智晟悔罪書」這篇中共自暴醜態的典型黨文化產物後，才使我認真琢磨起這個問題。
我很快便明白，高智晟沒有被黨文化嚴重污染是因為他從始至終兒就沒上過什麼正規學校，他沒受過黨文化的長期教育，所以黨文化在高智晟身上不像從小就浸在黨文化中的我們那樣根深蒂固。
稍微回想一下自己的成長過程，就會清楚，我們從小學就開始被黨文化嚴重扭曲。
在小學，小小年紀，為表現自己不比別人差，我們需要時時表現進步爭取加入少先隊。本應無憂無慮的孩子為此平添了多少的擔心，焦慮，甚至自卑。入隊只是「進步」的開始，把孩子們分成三六九等的班幹部制度進一步使天真無邪的孩子們平添多少爭鬥攀比之心。還有無休無止的各種無聊的紅色經典教育，經常舉行的隆重的隊日，激昂動情的「少年先鋒隊隊歌」，悲情痛心的階級教育課……。這種共產黨營造的早期革命啟蒙教育的文化環境使本應純真溫柔的孩子們變得心紅志堅。共產黨式的愛憎分明，非黑既白的思維方式也從小時建立起來。
我不知道別的農村小學是否像城市小學一樣有如此濃厚的黨文化教育。但我知道，由於極度的貧窮和閉塞，高智晟小時候所在的陝北地區的小學完全沒有這一套煩瑣的黨文化的熏陶。
１９７１年，我在陝北插隊落戶第三年時，正是高智晟七歲入小學一年紀的年齡。從高智晟文章的描述可以看到，他家鄉村子的狀況不比我插隊所在的村子好。我所在的村子由於地處有河的川地（見注），屬於陝北人普遍公認的富裕地段。但是，貧困的村民仍然沒錢為自己的孩子蓋像樣的小學校，更請不起稱職的教員。政府除了不忘年年向陝北農民重稅徵糧外，從不關心當地孩子們的教育。
這個曾經是司馬遷故居的中周文化古地，竟然沒有像樣的小學校。
我們村的小學校是土坯壘成的只有窗洞的再破舊不過的一間房子，冬天冰冷難忍，夏天炎熱難當，全村所有的孩子不管幾年級都在這一間房子裡上課。老師把孩子們按歲數分成幾個不同程度的組，老師按鐘點分組教孩子，教一組孩子時，其他組的孩子做作業。孩子們買不起課本，課堂上所教的東西全靠老師自己編，村子裡能完成小學學業的孩子為數很少。我們公社其他村子的學校的狀況也是一樣的糟。多年來，我們村只能靠一個全村識字最多卻白字連篇的婆姨做老師。我們知青到村子後，自然就由知青做小學教師了。
村民告訴我們，村子的小學校從來沒有少先隊組織，村子裡的小學校更不需要什麼班幹部，孩子們沒有高低等級之分，相處得自然和諧，這裡的孩子生活在講究厚德勤和的底層民間，養成的是和為貴的柔和的思維方式。
當城市孩子們浸浴在黨文化中，接受著繼承革命傳統，愛黨愛國的革命理想教育時，陝北的小智晟們浸浴在完全截然不同的淳樸的古地民風文化中，接受的是陝北當地千年流傳的古訓，耕讀傳家的教育。當城市孩子們要求進步要實現入隊的願望時，陝北的小智晟們要實現的是下一頓飽飯的願望。黨文化與黃土高原的這些農家孩子無緣。
城市孩子在黨的懷抱中「幸福成長」，繼續上初中、高中、大學，知識愈來愈多，黨文化也愈來愈濃，心理、思想更是愈來愈扭曲僵化。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孩子更在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上滾過，練得志堅思想硬。農村的小智晟們在貧苦生活的切身磨難中，小小年齡就天然地生成了腳踏實地，勤勞隱忍，謀生養家的本能。
高智晟十歲時父親去世，十一歲時即帶著弟弟漫山遍野採集藥材賣錢養家，並自學完成小學。之後，小智晟又以超常的毅力，每天來回走二十里山路到離家十里遠的山上中學讀書，在母親的苦苦支撐和協助下，小智晟三年完成學業，成績年年都在前三名，並以優異成績考上縣重點高中。因為貧困交不起學費，高智晟只好無奈地再次面對人生打擊，於十六歲遠離家鄉去小煤窯打工獨立生活，由此也免受了黨文化的污染。二十一歲時，高智晟終於當兵進入了黨文化的環境裡。
在部隊三年中，高智晟先當司務兵，後做司務長，在這個需要處理許多具體瑣碎事務的崗位上，高智晟勝任有餘。整個童年的苦難承擔，層出不窮的的逆境閱歷，使年輕的高智晟非常嚮往部隊有飽飯吃的穩定的生活。三年努力，高智晟再次遭受打擊，聽到復員消息後，高智晟鼻腔突然出血蹲在地上，高智晟為失去這穩定的生活遺憾不已。這三年部隊生活是一直掙紮在底層，感情、性格和思維方式已定型的高智晟接受的最正規的黨文化教育。
部隊復員後，成年的高智晟從此走上賣菜為生，自學成才的道路。隨著自學成才的知識積累，高智晟的思想日臻深刻成熟，人格日趨完整。這思想性格的奠基歸於高智晟的正直博愛的母親的言傳身教和民間的厚重的文化。
那閉塞的中周古地厚重文化對高智晟的蘊育，積德行善的母親對高智晟的言傳身教實在是刻骨銘心。
陝北高原雖然閉塞，但是這閉塞的環境卻使陝北保留了其文化的厚重，民風的正直質樸。共產黨對陝北文化的破壞是嚴重的，它盜用和禁止陝北民歌，限制百姓只能唱中共盜用製作的陝北民歌，不許唱民間自然產生，長久流傳的農民自己的民歌。共產黨雖然禁了陝北民歌，卻禁不了那中周古地千年形成的語言文化和當地農民為人處世的古老哲學。
７０年代初，我在陝北時，發現當地農民在日常用語中大量使用帶有古代遺風的，正規準確的，文謅謅的，古語化的大詞彙。他們是文盲語不盲，農民的口頭生活用語明顯文字書面化的現象常常把我們這些剛到陝北的北京知青逗得大笑不止。當我把陝北農民的語言現象告訴對古文化深有研究的父親時，他說，陝北那個地方由於閉塞，還大量地保留著中周音和古文化。
記得有一天，我和一個知青站在地頭喊遠處坡上的另一個知青，可是那個知青聽不到。村裡的一個老漢叼著煙袋鍋走過，順便好心地招呼我們說道，「女子，要鼓勁吶喊哩！」我們被這破衣濫衫的老漢嘴裡吐出的「鼓勁吶喊」的文謅謅的詞逗得大笑。老漢不解地看著我們，搖搖頭，又一個書面用詞脫口而出，「不知規程的女子！」
年輕時不能體會那古樸的中周文化語言，現在回想起當時的情景自是回味無窮。聽這些樸實的農民聊天兒就像置身於唐宋年間學府裡的莘莘學子之中，只是沒有了附庸風雅的矯揉造作，有的是陝北民風那種特有的習慣用大詞的文字化口語所產生的莊重滄桑，豪邁大氣。
北京知青說「特喜歡」，村民說「酷愛」。北京知青丟了東西說「丟」，村民說「遺」，北京知青說演員「演」的角色，村民說「飾」（發音Ｓｉ）。「看」場院農民叫「照」。北京知青認為應說「照相」時，村民說「攝影」。農民稱老玉米為苞谷，土豆為洋芋，香菜為芫荽。隊裡的錢糧帳務叫「經濟」。家裡蓋房叫「建設」房子。半導體收音機出了毛病，我們說「修修」，農民說「配置配置」。給下鄉幹部派飯，隊長說，「我給你動員飯去。」就連稱呼未婚的女孩為女子，結婚的女人為婆姨也是古代遺留下來的稱呼。
我們知青和村民雙方用詞的巨大差別使農民不耐煩地說，「這些北京娃滿是些生葫蘆，說話草得一句都解（發音ｈａｉ）不下（發音ｈａ）。」
還有村民那些日常處事、立身的準則，重義講德的做人道理也是那麼古老厚重。那些至理名言在這些貧窮的，不識字的農民中間口口相傳，使他們的語言更加莊重滄桑，豪邁大氣。「厚德載福」；「勤和家興」；「家聲益振」；「讀書明理」；「做無品官，行有品事」。這些代代相傳的古語名言表達了當地農民對道德家庭的重視和對男耕女織、耕讀傳家、讀書明理的簡單生活的嚮往。
陝北幾千年形成的古老文化生動地體現在村民的語言表達上和行為準則中，這些古老文化蘊育出了高智晟的人格魅力。
高智晟的講話和文章中散發的民間才有的柔和人性，以及陝北民風文化的莊重滄桑，豪邁大氣，使我們這些厭惡黨文化的人們耳目一新，同時對高智晟沒那麼多黨文化驚奇不已。
是陝北的古老質樸的民風，是陝北百姓的正直樸實的立身處事的哲理，是陝北的厚重文化的浸浴，是高智晟敬佛行善的樸實博愛的母親的言傳身教，蘊育出了高智晟這位具有人格魅力的維權運動領袖。
但是，重義厚德的高智晟的思想真正地深化是他成為律師後，當他看到並切身體驗到中國黑暗的司法機構，腐敗的，胡作非為的政府官員，黑社會化的警察行為之時，高智晟這時才真正對中國的社會黑暗有了深刻的理性認識。特別是他接觸到法輪功的案子，他的震驚更是難以言表。原本沒受過黨文化嚴重污染的高智晟這時才從一個普通的有良知的為百姓維權的律師成為一個思想深刻，大義大德的維權領袖。
高智晟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表達了自己對民主、自由、人權的嚮往，對獨裁政府殺人惡行的憤怒，同時，高智晟用他的精湛的法律知識通俗地對政府正當行為進行正確詮釋。高智晟的這些文章帶給人們深思和共鳴，「政府不做事是對公民最大的善舉」；「‘中央批准的’是個什麼判斷標準」；「有誰戰勝過人性」；「如此對待納稅人禽獸不如」；「這個政府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殺人」；「每個案件背後的制度問題」；「中國律師的悲哀」；「律師的使命」；……。
我們從高智晟律師近兩年來的近三百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他思想的飛速深化，看到他完整人格的形成。
高智晟的摯友，被國保非法拘留了五個月的趙昕於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３日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對高智晟的人品做了非常貼切的描述，他說，「高智晟是一個心地非常柔軟、善良的人，……他是心地很善良、高貴的人。」
柔軟、善良的人格正是沒被共產黨扭曲僵化的百姓原有的本性。在中共五十年鋪天蓋地的宣傳誤導和狼性教育下，在黨文化無處不在的環境中，在人人被黨文化污染的人群中，人們份外喜愛高智晟這樣有著柔軟、善良、高貴的自然本性的人，因為人們渴望乾淨，人們既渴望乾淨的環境，又渴望乾淨的人。
然而，高智晟對朋友、親人、百姓的柔軟、善良，並不等於高智晟對邪惡的強權勢力軟弱依附。相反，在普遍奴性的環境中，高智晟對橫徵暴斂，巧取豪奪的政府和殺人的中共獨裁政黨表現了超強的的對抗毅力。
呼籲停止迫害法輪功後，高智晟從２００４年底到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５日，一年零八個月的時間裏，天天時時受到數十名惡警的迫害和折磨。中共使用了斷人生計，跟蹤圍堵，挑釁侮辱，暗殺暴打等一系列時刻不停的迫害威脅伎倆對付高智晟律師。有經驗的國保便衣認為一般的人幾個星期就會軟了，但是他們估計錯了。高智晟不但沒軟，還在這種險惡的環境下，見記者，寫文章，不斷地堅韌地抗爭著。
旮旯勞種的好糜子，山溝裡出的好娃子！二十幾年的苦難和逆境把個陝北娃子練就成為真正的男子漢。一年零八個月的迫害抗爭足以使我們清楚地看到高智晟律師的思想，品行，人格，以及他對抗黑社會式的司法制度殘酷迫害的頑強毅力。
高智晟是個真正的男子漢，中共怕死了這個思想自由通暢，意識獨立的陝北漢子。中共直到現在還在用嚴密封鎖，看押的形式對高智晟進行消聲，這正表明瞭，高智晟的人格魅力對民眾有多麼大的影響力，高智晟的聲音對中共政權有多麼大的震撼力。
在此，我用高智晟「致世界法律大會中國代表的公開信」的結尾做結尾，讓我們都記住「你我共同的責任」吧，在高智晟被中共非法拘押綁架的時候，與高智晟站在一起，像高智晟那樣發出自由的聲音吧！
「正因為見證了這些苦難，我們才深刻地認識到，建設法治中國，任重而道遠，這是你我共同的責任，請切記我們對這個古老民族應有的大義，去思考會場外我們民族中的許多同胞因為腐敗的司法而正在經受的苦難，去作出符合身為這個民族一員的思考和行動，歷史正在公正地記錄著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切！」
註：陝北統稱黃土高原，但又有溝、川、塬之分。兩山之間的窄處為「溝」，兩山之間寬闊地帶，又有河流，可以種植稻米蔬菜的地方為「川」，山頂部是塬。陝北老鄉說的一馬平川則指的是塬上，在塬上看去就像個大平原，長可延展二十幾里，寬也可達三四里。但是塬上的生活最苦，因為無法打井，沒有水。
□ 寄自美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我只能遺憾地說，張鶴慈老民運資格也好，張鶴慈所提到的丁子霖「天安門母親」稱號的「資源」也好，除了自己自毀形象可以將張鶴慈稱之為「千辛萬苦」積累的「資源」盡情「糟蹋」掉外，沒有任何他人可以糟蹋得了你自己「千辛萬苦」積累的「資源」。
讀過張鶴慈的文章，對黨文化給人的心態和人格造成的危害感到痛心，我下面的正文也正是想同讀者共同認識黨文化是怎樣從小扭曲我們。如果自己不努力自我清除，這種扭曲的心態會跟自己一輩子，且難免不時自我露醜，張鶴慈則是一個絕好的例子。
由於我自己深受黨文化的污染，所以總是自覺地注意自我清除，同時對別人身上的黨文化也異常敏感，與朋友交談時也常觸及到這個話題。兩年來，幾個朋友常與我通話談到高智晟，並且發問，高智晟為什麼比我們乾淨，看不到他身上有我們這麼多的黨文化？
在與德國學者仲維光先生通話中，他也痛心地說過，他總是注意努力去擦自己身上的黨文化，但是並不是那麼容易擦乾淨的。他並在兩次通話中不解地提到，「同是在中國這個黨文化環境，奇怪高智晟受黨文化影響卻不那麼嚴重。」
仲維光先生年輕時是中國科學院許良英教授的研究生，從七十年代就開始關注中國知識份子以及極權主義問題併進行課題研究。一九八八年到德國後，專門從事社會主義文化及其知識份子問題的研究。經過長年的潛心研究，仲維光先生對黨文化比別人有著更深的認識和體會。我相信，對黨文化深有研究的仲維光，對高智晟身上沒有那麼嚴重的黨文化的感覺是對的，他的感覺也具有權威性。
為什麼同樣的黨文化環境卻沒有像污染我們一樣污染高智晟？
我一直沒有去細想這個問題，直到最近網上沸沸揚揚地拋出「高智晟悔罪書」這篇中共自暴醜態的典型黨文化產物後，才使我認真琢磨起這個問題。
我很快便明白，高智晟沒有被黨文化嚴重污染是因為他從始至終兒就沒上過什麼正規學校，他沒受過黨文化的長期教育，所以黨文化在高智晟身上不像從小就浸在黨文化中的我們那樣根深蒂固。
稍微回想一下自己的成長過程，就會清楚，我們從小學就開始被黨文化嚴重扭曲。
在小學，小小年紀，為表現自己不比別人差，我們需要時時表現進步爭取加入少先隊。本應無憂無慮的孩子為此平添了多少的擔心，焦慮，甚至自卑。入隊只是「進步」的開始，把孩子們分成三六九等的班幹部制度進一步使天真無邪的孩子們平添多少爭鬥攀比之心。還有無休無止的各種無聊的紅色經典教育，經常舉行的隆重的隊日，激昂動情的「少年先鋒隊隊歌」，悲情痛心的階級教育課……。這種共產黨營造的早期革命啟蒙教育的文化環境使本應純真溫柔的孩子們變得心紅志堅。共產黨式的愛憎分明，非黑既白的思維方式也從小時建立起來。
我不知道別的農村小學是否像城市小學一樣有如此濃厚的黨文化教育。但我知道，由於極度的貧窮和閉塞，高智晟小時候所在的陝北地區的小學完全沒有這一套煩瑣的黨文化的熏陶。
１９７１年，我在陝北插隊落戶第三年時，正是高智晟七歲入小學一年紀的年齡。從高智晟文章的描述可以看到，他家鄉村子的狀況不比我插隊所在的村子好。我所在的村子由於地處有河的川地（見注），屬於陝北人普遍公認的富裕地段。但是，貧困的村民仍然沒錢為自己的孩子蓋像樣的小學校，更請不起稱職的教員。政府除了不忘年年向陝北農民重稅徵糧外，從不關心當地孩子們的教育。
這個曾經是司馬遷故居的中周文化古地，竟然沒有像樣的小學校。
我們村的小學校是土坯壘成的只有窗洞的再破舊不過的一間房子，冬天冰冷難忍，夏天炎熱難當，全村所有的孩子不管幾年級都在這一間房子裡上課。老師把孩子們按歲數分成幾個不同程度的組，老師按鐘點分組教孩子，教一組孩子時，其他組的孩子做作業。孩子們買不起課本，課堂上所教的東西全靠老師自己編，村子裡能完成小學學業的孩子為數很少。我們公社其他村子的學校的狀況也是一樣的糟。多年來，我們村只能靠一個全村識字最多卻白字連篇的婆姨做老師。我們知青到村子後，自然就由知青做小學教師了。
村民告訴我們，村子的小學校從來沒有少先隊組織，村子裡的小學校更不需要什麼班幹部，孩子們沒有高低等級之分，相處得自然和諧，這裡的孩子生活在講究厚德勤和的底層民間，養成的是和為貴的柔和的思維方式。
當城市孩子們浸浴在黨文化中，接受著繼承革命傳統，愛黨愛國的革命理想教育時，陝北的小智晟們浸浴在完全截然不同的淳樸的古地民風文化中，接受的是陝北當地千年流傳的古訓，耕讀傳家的教育。當城市孩子們要求進步要實現入隊的願望時，陝北的小智晟們要實現的是下一頓飽飯的願望。黨文化與黃土高原的這些農家孩子無緣。
城市孩子在黨的懷抱中「幸福成長」，繼續上初中、高中、大學，知識愈來愈多，黨文化也愈來愈濃，心理、思想更是愈來愈扭曲僵化。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孩子更在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上滾過，練得志堅思想硬。農村的小智晟們在貧苦生活的切身磨難中，小小年齡就天然地生成了腳踏實地，勤勞隱忍，謀生養家的本能。
高智晟十歲時父親去世，十一歲時即帶著弟弟漫山遍野採集藥材賣錢養家，並自學完成小學。之後，小智晟又以超常的毅力，每天來回走二十里山路到離家十里遠的山上中學讀書，在母親的苦苦支撐和協助下，小智晟三年完成學業，成績年年都在前三名，並以優異成績考上縣重點高中。因為貧困交不起學費，高智晟只好無奈地再次面對人生打擊，於十六歲遠離家鄉去小煤窯打工獨立生活，由此也免受了黨文化的污染。二十一歲時，高智晟終於當兵進入了黨文化的環境裡。
在部隊三年中，高智晟先當司務兵，後做司務長，在這個需要處理許多具體瑣碎事務的崗位上，高智晟勝任有餘。整個童年的苦難承擔，層出不窮的的逆境閱歷，使年輕的高智晟非常嚮往部隊有飽飯吃的穩定的生活。三年努力，高智晟再次遭受打擊，聽到復員消息後，高智晟鼻腔突然出血蹲在地上，高智晟為失去這穩定的生活遺憾不已。這三年部隊生活是一直掙紮在底層，感情、性格和思維方式已定型的高智晟接受的最正規的黨文化教育。
部隊復員後，成年的高智晟從此走上賣菜為生，自學成才的道路。隨著自學成才的知識積累，高智晟的思想日臻深刻成熟，人格日趨完整。這思想性格的奠基歸於高智晟的正直博愛的母親的言傳身教和民間的厚重的文化。
那閉塞的中周古地厚重文化對高智晟的蘊育，積德行善的母親對高智晟的言傳身教實在是刻骨銘心。
陝北高原雖然閉塞，但是這閉塞的環境卻使陝北保留了其文化的厚重，民風的正直質樸。共產黨對陝北文化的破壞是嚴重的，它盜用和禁止陝北民歌，限制百姓只能唱中共盜用製作的陝北民歌，不許唱民間自然產生，長久流傳的農民自己的民歌。共產黨雖然禁了陝北民歌，卻禁不了那中周古地千年形成的語言文化和當地農民為人處世的古老哲學。
７０年代初，我在陝北時，發現當地農民在日常用語中大量使用帶有古代遺風的，正規準確的，文謅謅的，古語化的大詞彙。他們是文盲語不盲，農民的口頭生活用語明顯文字書面化的現象常常把我們這些剛到陝北的北京知青逗得大笑不止。當我把陝北農民的語言現象告訴對古文化深有研究的父親時，他說，陝北那個地方由於閉塞，還大量地保留著中周音和古文化。
記得有一天，我和一個知青站在地頭喊遠處坡上的另一個知青，可是那個知青聽不到。村裡的一個老漢叼著煙袋鍋走過，順便好心地招呼我們說道，「女子，要鼓勁吶喊哩！」我們被這破衣濫衫的老漢嘴裡吐出的「鼓勁吶喊」的文謅謅的詞逗得大笑。老漢不解地看著我們，搖搖頭，又一個書面用詞脫口而出，「不知規程的女子！」
年輕時不能體會那古樸的中周文化語言，現在回想起當時的情景自是回味無窮。聽這些樸實的農民聊天兒就像置身於唐宋年間學府裡的莘莘學子之中，只是沒有了附庸風雅的矯揉造作，有的是陝北民風那種特有的習慣用大詞的文字化口語所產生的莊重滄桑，豪邁大氣。
北京知青說「特喜歡」，村民說「酷愛」。北京知青丟了東西說「丟」，村民說「遺」，北京知青說演員「演」的角色，村民說「飾」（發音Ｓｉ）。「看」場院農民叫「照」。北京知青認為應說「照相」時，村民說「攝影」。農民稱老玉米為苞谷，土豆為洋芋，香菜為芫荽。隊裡的錢糧帳務叫「經濟」。家裡蓋房叫「建設」房子。半導體收音機出了毛病，我們說「修修」，農民說「配置配置」。給下鄉幹部派飯，隊長說，「我給你動員飯去。」就連稱呼未婚的女孩為女子，結婚的女人為婆姨也是古代遺留下來的稱呼。
我們知青和村民雙方用詞的巨大差別使農民不耐煩地說，「這些北京娃滿是些生葫蘆，說話草得一句都解（發音ｈａｉ）不下（發音ｈａ）。」
還有村民那些日常處事、立身的準則，重義講德的做人道理也是那麼古老厚重。那些至理名言在這些貧窮的，不識字的農民中間口口相傳，使他們的語言更加莊重滄桑，豪邁大氣。「厚德載福」；「勤和家興」；「家聲益振」；「讀書明理」；「做無品官，行有品事」。這些代代相傳的古語名言表達了當地農民對道德家庭的重視和對男耕女織、耕讀傳家、讀書明理的簡單生活的嚮往。
陝北幾千年形成的古老文化生動地體現在村民的語言表達上和行為準則中，這些古老文化蘊育出了高智晟的人格魅力。
高智晟的講話和文章中散發的民間才有的柔和人性，以及陝北民風文化的莊重滄桑，豪邁大氣，使我們這些厭惡黨文化的人們耳目一新，同時對高智晟沒那麼多黨文化驚奇不已。
是陝北的古老質樸的民風，是陝北百姓的正直樸實的立身處事的哲理，是陝北的厚重文化的浸浴，是高智晟敬佛行善的樸實博愛的母親的言傳身教，蘊育出了高智晟這位具有人格魅力的維權運動領袖。
但是，重義厚德的高智晟的思想真正地深化是他成為律師後，當他看到並切身體驗到中國黑暗的司法機構，腐敗的，胡作非為的政府官員，黑社會化的警察行為之時，高智晟這時才真正對中國的社會黑暗有了深刻的理性認識。特別是他接觸到法輪功的案子，他的震驚更是難以言表。原本沒受過黨文化嚴重污染的高智晟這時才從一個普通的有良知的為百姓維權的律師成為一個思想深刻，大義大德的維權領袖。
高智晟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表達了自己對民主、自由、人權的嚮往，對獨裁政府殺人惡行的憤怒，同時，高智晟用他的精湛的法律知識通俗地對政府正當行為進行正確詮釋。高智晟的這些文章帶給人們深思和共鳴，「政府不做事是對公民最大的善舉」；「‘中央批准的’是個什麼判斷標準」；「有誰戰勝過人性」；「如此對待納稅人禽獸不如」；「這個政府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殺人」；「每個案件背後的制度問題」；「中國律師的悲哀」；「律師的使命」；……。
我們從高智晟律師近兩年來的近三百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他思想的飛速深化，看到他完整人格的形成。
高智晟的摯友，被國保非法拘留了五個月的趙昕於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３日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對高智晟的人品做了非常貼切的描述，他說，「高智晟是一個心地非常柔軟、善良的人，……他是心地很善良、高貴的人。」
柔軟、善良的人格正是沒被共產黨扭曲僵化的百姓原有的本性。在中共五十年鋪天蓋地的宣傳誤導和狼性教育下，在黨文化無處不在的環境中，在人人被黨文化污染的人群中，人們份外喜愛高智晟這樣有著柔軟、善良、高貴的自然本性的人，因為人們渴望乾淨，人們既渴望乾淨的環境，又渴望乾淨的人。
然而，高智晟對朋友、親人、百姓的柔軟、善良，並不等於高智晟對邪惡的強權勢力軟弱依附。相反，在普遍奴性的環境中，高智晟對橫徵暴斂，巧取豪奪的政府和殺人的中共獨裁政黨表現了超強的的對抗毅力。
呼籲停止迫害法輪功後，高智晟從２００４年底到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５日，一年零八個月的時間裏，天天時時受到數十名惡警的迫害和折磨。中共使用了斷人生計，跟蹤圍堵，挑釁侮辱，暗殺暴打等一系列時刻不停的迫害威脅伎倆對付高智晟律師。有經驗的國保便衣認為一般的人幾個星期就會軟了，但是他們估計錯了。高智晟不但沒軟，還在這種險惡的環境下，見記者，寫文章，不斷地堅韌地抗爭著。
旮旯勞種的好糜子，山溝裡出的好娃子！二十幾年的苦難和逆境把個陝北娃子練就成為真正的男子漢。一年零八個月的迫害抗爭足以使我們清楚地看到高智晟律師的思想，品行，人格，以及他對抗黑社會式的司法制度殘酷迫害的頑強毅力。
高智晟是個真正的男子漢，中共怕死了這個思想自由通暢，意識獨立的陝北漢子。中共直到現在還在用嚴密封鎖，看押的形式對高智晟進行消聲，這正表明瞭，高智晟的人格魅力對民眾有多麼大的影響力，高智晟的聲音對中共政權有多麼大的震撼力。
在此，我用高智晟「致世界法律大會中國代表的公開信」的結尾做結尾，讓我們都記住「你我共同的責任」吧，在高智晟被中共非法拘押綁架的時候，與高智晟站在一起，像高智晟那樣發出自由的聲音吧！
「正因為見證了這些苦難，我們才深刻地認識到，建設法治中國，任重而道遠，這是你我共同的責任，請切記我們對這個古老民族應有的大義，去思考會場外我們民族中的許多同胞因為腐敗的司法而正在經受的苦難，去作出符合身為這個民族一員的思考和行動，歷史正在公正地記錄著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切！」
註：陝北統稱黃土高原，但又有溝、川、塬之分。兩山之間的窄處為「溝」，兩山之間寬闊地帶，又有河流，可以種植稻米蔬菜的地方為「川」，山頂部是塬。陝北老鄉說的一馬平川則指的是塬上，在塬上看去就像個大平原，長可延展二十幾里，寬也可達三四里。但是塬上的生活最苦，因為無法打井，沒有水。
□ 寄自美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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