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傷口，我自己來舔，不要大家為我呻吟……
當我看到紀念和回憶郭世英的文章時，我常想起郭世英曾經對我說過的這句話。多年來，我反覆這樣對自己重複，除了自己的家人，很少對別人提起過我和郭世英暫短的交往，因為這是我永久的痛。但是我又想起他跟我說過的另外一句話：「耗子要是得意了，那麼貓兒一定會有冤屈。」他是用四川話說的，那聲音，那語調，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雖然我很小就知道這個諺語。也許他當玩笑那麼隨意一說，也許他是有感而發。郭世英是含冤而逝的，至今對他的死有不同的解釋和猜測。作為多少瞭解當時一些情況的我，作為和他關係不錯的他的一個朋友來說，也有責任說出一些哪怕是破碎的，記憶錯位的事情，為至今關心他關注他的人們，留下一些或許有價值的東西，這樣做多少也可以告慰郭世英的冤魂。現在是時候了，我就把沉默的窗口打開，把我想說的都傾倒出來。
郭世英的最後幾年是在北京農業大學度過的，時間是1965年秋到1968年4月他蒙難。他在農大只有兩年半的時間，我有幸認識了他，並且和他有些交往，成為很談得來的朋友。我認識他確切的時間，記不太清楚，但肯定是1966年文革前不久，可能就是5 月，那時我是農大一年級新生。有一次我和同學坐在一張桌子旁吃飯，我們都是四川同鄉，用四川話聊天。正聊著，一位我不認識的同學突然也用四川話和我們搭話。我抬頭看，是個男同學，髖骨較高，眼神和藹，歲數可能比我們都大。我們就好奇地問：「你也是四川人？」他說：「對頭！」於是我們就和他一起邊吃邊聊，但誰也沒有問他的名字。後來，幾次吃飯的時候，他都和我們一起圍 著一張桌子，瞎聊，知道他叫郭世英，但我們都不知道他的父親就是郭沫若。
一天，我在校園裡碰到他，他笑著和我打招呼，但用的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話。這讓我好奇，就問他：「你是四川人，怎麼能說這麼好的普通話？」他說：「我從小就在北京上學。」於是我開始刨根問底了：「你老家在哪裡？」他說：「樂山。」我對文學還是很感興趣的，知道郭沫若也是樂山人，就開玩笑問他：「哦！那你和郭沫若應該是本家了。」他突然有點不自然，說：「我們那裡郭姓很多，大概吧。」也就這樣，我們有一搭無一搭聊了會兒就分手了。雖然萍水相逢似的接觸幾次，但他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對人很親切，很誠懇，但好像有一種說不出的憂鬱。
聶元梓的大字報一出，文革開始，我們學校的大字報也鋪天蓋地。一天我突然發現一張大字報，郭世英的名字被打上大紅叉子，讓我嚇了一跳，趕緊看。這才知道，他是郭沫若的兒子，這才知道他是一個叫X反革命集團的成員，當時我就懵了。
我是凡人，我沒有什麼先知先覺，和大多數人一樣，毛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做。對文革我沒有什麼別的看法，跟著大家一起折騰就是。我也認為郭世英是反動學生，以後千萬別和他接觸來往了。（其實我和他也就是那樣吃飯說過幾句話，在校園聊過幾句而已。）
但我還是常常見到他，在食堂或在校園。他好像很自覺，不再和我們同一張桌子吃飯，獨自一人手捧一個大飯盆默默在某個角落靜靜吃，和誰也不打招呼。在路上我們見面也很尷尬，他對我點點頭，我假裝沒看見，擦身而過，表示和他劃清界線。
大串聯開始，我和幾個同鄉回了趟四川（我家在宜賓），回京時我在鄭州下火車，打算轉車去看我的一位親戚。在極其混亂的鄭州火車站，我的錢包被偷。不過我並不慌張，那時串聯紅衛兵走到那裡都吃住不要錢，乘車也不要票。但要找到紅衛兵接待站聯繫吃住，也要有一段時間，何況經驗告訴我還要大排長龍。我肚子咕咕叫，附近的餐館吃飯可不是免費的。而親戚家在許昌，一時也到不了，再說人多，根本擠不上火車。我有點犯愁，坐在站前廣場的街沿上發愣。我這人特別沒主意，尤其一個人在外。
「這不是……梅，什麼梅？」突然有人走到我面前這麼問我。我一抬頭，見一個穿得破破爛爛的人低頭看著我。我看他既面熟又生疏，有點警惕。我站起來，望著他那張黑黢黢的臉，那雙眼睛是真誠和藹的，這是？哦，是郭世英！怎麼這個樣子？怎麼到這裡來了？我心裏問，嘴裡說：「怎麼是你呀？」他笑了笑：「你一個人？」我點點頭。他又問：「同學們呢？」我說，就我一個人，正在想辦法去親戚家呢。他哦了一聲，說：「那我就走了。」此時，我倒也管不了他是反動學生的身份，叫住他：「你怎麼到鄭州來了，這是怎麼回事，要飯了？」他把一個提包丟在地上大笑起來，我還是第一次見他大笑，笑得非常天真。他說：「雖然我是那個，但串聯給我的機遇還要利用一下。我想到黃氾區農場看望我的朋友。火車只到鄭州，正想找去那邊的火車呢。」他還告訴我，文革開始，班裡的人就拿他過不去，但行動還算自由。現在大家都串聯，顧不上他了，他就趁機跑了出來。
這時我也就不客氣了，想問他借點糧票和幾塊錢。他知道我的錢包被偷，還沒吃飯，就說：「我也沒吃飯，走！填飽肚子再說。」我有點猶豫，但還是跟著他走進一家骯髒的飯館吃了碗麵。飯後，他掏出幾斤糧票還有十塊錢，塞到我手裡：「一人在外要注意安全。我不會難為你，省得被我連累。」說著站起來就往外走。我突然覺得我在他面前是那樣的渺小，那樣的不是個東西，於是我也站起來，和他一起走出飯館。我什麼也不顧地問他：「你去哪兒？不管我啦？！」我那根「階級鬥爭的弦」再也無法繃緊。他站住，望著我說：「我要趕火車，去洛陽那邊，不是跟你說了嗎，我去看朋友。」我說：「我剛從那邊過來，全亂套了，往西開的火車都開不動了，車廂裡滿是紅衛兵，火車趴在鐵軌上不動。」聽我這麼說，他顯得很沮喪的樣子，一臉無奈。他想了想說：「先找地方住下來再說吧。」也只好如此，在這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感到孤獨的恐懼，就跟著郭世英去找住處。在革命師生串聯接待站，我們排了很久的隊，終於在天黑以前稀裡糊塗到一家工廠的招待所住下。
晚飯後，我們從食堂出來，郭世英問我，要不要出去走走？我說也好，就這樣我們無目的地走向大街。開始我們也沒什麼話，走著走著話就多了起來。郭世英似乎很長時間沒人和他聊天，在他眼裡，看來我還是比較單純的，於是他也就打開了話匣子。時間過去了整整40年，在那個特殊的時刻，在那個特殊環境，和他這位特殊的人交談（農大極少有高幹子弟，而我過去又從來沒有接觸過他那樣的人），他那特別有磁性（借用現在的術語）的談吐，讓我畢生難忘。我把那次我們的交談大致整理了一下，時間過去那麼久，我們當時聊天的原話肯定不能重現，但意思是不會錯的，可我不想用那個「」（引號），因為引號內的，常被認為是原話。
他問我，是否看過批判他的大字報，有什麼看法？
我老實地告訴他，看過，但不太清楚怎麼回事。
全是那個X，他告訴我。
這個我知道，大字報揭露的，我說，X代表赫魯曉夫，說你們學蘇修，鼓吹修正主義。
不是！他斬釘截鐵地回答我，很憤怒，很激動。他說，雖然我現在認為我們幾個同學當時的做法，當時的思想都是錯誤的，可這和赫魯曉夫挨不上邊。
我問，那X是什麼意思？
他說，學過代數吧？未知數的符號。我們幾個同學，探討未知。世界上未知的東西太多了，探索這個X沒有錯吧？我們太天真了，有些東西是不能探索的。
我問，那你說怎麼錯了？
他所問非所答地說，揭發我的大字報，都是我們班上的一些同學寫的，說我是X反革命集團的，哪有這回事？其實就我們幾個原來的中學同學在一起，寫點文章、詩、雜文什麼的，相互傳著看，就這麼簡單。怎麼集團了，還反革命了？當然我們寫的那些東西，不值一提，都應該一把火燒掉。因為我認為，我們當時文章所流露和表達的是和時代主旋律格格不入的。
我希望他具體談談。
他說，我過去有一個觀點，我強調個性的存在價值，強調獨立的人格。我曾經對人說過，「生應為人傑」。我寫過一篇小說，主人翁是我思想的化身，他在黑暗中掙扎和奮鬥，解救被罪惡吞噬的人們的靈魂，可笑吧？你以為你是誰了?救世主？後來我到河南農場，和土地莊稼在一起，思想徹底改變了。人的思想要和生我養我的土地貼近，不能像星光那樣懸在天上可望而不可及。
我問，我聽說你原來在北大學哲學，怎麼到農大來了。
他說，這是我自己最後做的選擇，就是想從天上回到地上，不僅思想而且自身。他反問我，你怎麼學獸醫了，這不適合女孩子的。
我嘆了口氣說，沒辦法，誰讓我填志願時稀裡糊塗填了個北京農業大學這個系呢？不過也好，來北京了。學了半個學期，發現系裡還真是藏龍臥虎，有很多有名的教授。我特別愛遺傳學，以後我一定要從事這方面的研究，這裡X太多了。
他立刻說，別X了。談點別的，知道孟德爾嗎？
我說，知道，不就是那個奧地利神父，唯心主義遺傳學的奠基人嗎 ？那是和米丘林學說完全不同的。
他笑了，說，看來還真懂點。不過什麼事都不可絕對，我們可以就兩個學說做探討了，這是我們的共同興趣。我學植物，你學動物，其實本質一樣。孟德爾不一定錯，米丘林未必對。
我吃了一驚，說，蘇聯是修正主義，可我覺得米丘林學說還是對的。
他說，我也沒全盤否定，但我更信孟德爾學說，他是神父，但他創立的遺傳學說不能說是唯心的。
於是他開始對比孟德爾和米丘林，聽他慢慢道來，我覺得講的還真的有道理。
我說，那我很想看看關於孟德爾學說的書，好像很難找。
他說，等回北京我可以借給你幾本。其實你們系就有遺傳學領域的權威，可以請教他們。
我說，他們早被批倒批臭了。
他嘆了口氣，沒再說什麼。
話題又回到X。
我問，大字報還說，你們要偷越國境，有這事嗎？
#p# 他沉默了一會兒，告訴我，也不是像大字報所說的那樣。他說，那個所謂的X一共就四個人，都是中學的同班同學。上大學後，各奔東西，不過談得來，就又常在一起了。我從來也沒想到什麼出國，但另外幾人有這個意思，但沒有行動。他們特別想瞭解國外的情況，說想出國，又口無遮攔，結果有人告密，我們就犯事了。
我問，那怎麼處理你們的？
他說，情況不同，分別處理的。一位女同學不久就放了 ，兩個男同學勞改，到現還沒有出來。我到河南黃氾區西華農場接受改造，這次串聯出來，我就是要到那裡看看。
後來我們聊起了文革，給我總的印象是他對毛主席發動的這場革命非常擁護。他把這場運動和法國大革命做了個比較，他說法國大革命是早期資產階級革命中鬥爭最激烈、影響最廣泛的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它不僅結束了法國一千多年的封建統治，而且沈重地打擊了歐洲各國的封建統治，並為以後各國的革命樹立了榜樣，因而具有世界意義。而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是我們建國以來最激烈、影響最廣泛的一次革命運動，它挖掘掉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的最後的思想根基，開創了無產階級真正一統天下的新紀元，絕對是具有世界意義的。他特別強調鏟除封建主義，這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問他，據說現在山東的孔府被砸了個稀巴爛，這個四舊破得對不對？
他說，砸就砸了吧，雖然可惜，但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我們又聊到「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幅有名的對聯。
我對這幅對聯非常反感，問他怎麼看。
他說，太沒意思了，這還值得討論？出身怎麼能決定人的一生？照這麼說，歷史還能進步？！荒唐！從對聯他又聊到「聯動」。他說「聯動」的性質和滿清的「八旗子弟」一樣，自以為血統高貴，骨子裡完全一個封建主義。這才叫「打著紅旗反紅旗」，沒有好下場。
我非常同意他的意見。（那時，遇羅克的《出身論》我們還沒有看到，但郭世英和後來的《出身論》主要的觀點是一致的。）
就這樣我們邊走邊聊，非常隨意，我開始的拘束已經坦蕩無存，我覺得他不僅健談而且思想很敏銳。我不再認為他是一個如大字報所說的反動學生，恰恰相反，他是一位有思想，有理想的青年，比我身邊同學的素質高多了，我開始對他產生親和感，很願意聽他給我「擺龍門陣」，雖然話題並非輕鬆。
那天晚上，我們回到招待所，各自休息不提。第二天一早我們趕往火車站，還算幸運，在郭世英的幫助下，我終於爬上了南去的火車。他要往洛陽方面走，站在月台上向車廂內的我招招手，就匆匆轉身離去，消失在人群裡。
我們再次見面又隔了幾個月，是1967年的春節以後，在農大的校園。那天我正埋頭走路，突然聽人在我後面喊我的名字，我回頭，就看見郭世英很狡猾地笑著望著我。我挺高興，問他鄭州一別後的情況。他說，到農場看望朋友後，又騎自行車南下，到了武漢等地。自行車壞了，就步行串聯，後來又回到農場呆了些日子。他問我什麼時候從河南回北京的。我告訴他，離開許昌我也沒回北京，我也南下，到韶山、廣州、桂林等地玩了一圈才回北京。走著聊著，恰好到男生宿舍。他讓我等他一會兒，跑著鑽進宿舍樓。很快他又鑽出來，手裡拿著幾本書，遞給我。他說，這是幾本有關遺傳學的書，拿去看吧。我拿過來看，有方宗熙寫的《生命的進化》和《普通遺傳學》，還有吳仲賢翻譯的《生統遺傳學》。我這才想起那次我們在鄭州聊天時，聊到什麼孟德爾和米丘林，他說回北京要找幾本有關的書給我看。我沒當回事，以為他說說而已，而郭世英一直記在心間。拿著書，我覺得很慚愧，很感激他，但沒有說出口。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出他很認真，對人很熱誠。
1967年，郭世英是否離開過北京，我不很清楚。我6月回過宜賓一個月，目睹了在那裡發生的大規模武鬥，其它時間都在北京，我常在校園裡和郭世英相遇。我開始稱他為大郭，他則叫我小梅，因為我的名字中有一個梅字。後來有意或無意我稱他大哥，他叫我小妹，其實都是非常有趣的巧合。因為在四川話裡，大郭和大哥，小梅和小妹的發音是相同的，彼此稱呼，你怎麼理解都可以。我只想說，我們回北京再見面後，我覺得他真像一位大哥，見到他就有一種親切感。而他也覺得我是一個什麼也不懂，聽話的小妹。我們常在一起聊天，如果說我們鄭州那次不期而遇，彼此都不瞭解，他對我說的那些多少有些謹慎，或有言不由衷的內容。現在（指1967年以後）我們就自然而無拘束，因此我認為這才是郭世英的心聲。因為很隨意，他就告訴我，他已經有女朋友了，比他小好幾歲。我曾希望他什麼時候帶他的女友過來和我見見面，他說，順其自然吧。他還說，作為他的女朋友，一是需要為她付出，二是她必須有足夠的勇氣，缺一不可。而作為他的朋友，只有他的付出，而不必讓他們為他煩惱。我沒有弄懂，他說這話真正的含義是什麼。
我們聊天時他還說過，他上演的是一場悲劇，高中是他的悲劇的序幕，北大是他的悲劇的正劇，也許悲劇將在農大落幕。我完全不明白他在說什麼，他也沒有很好地解釋，但我隱隱約約感到他心裏被難以撥開的黑雲籠罩著。不過，他也斷斷續續和我聊到他在中學和北大的經歷，說實在應該是心歷。
他說，初中他在北京四中，畢業他沒有考好，落榜了，在家裡玩了一年。1958年考到北京101中，大學他先是在國際關係學院，62年轉到北大哲學系。101中的同學單純、北大的同學沉悶而農大的同班同學冷漠。單純可愛，沉悶可悲，而冷漠最可怕！高中，非常完整的三年。同學們都沒有心眼，相互之間從不猜疑。我要求上進，也得到回報。但我心裏真正追求的和學校（其實反映的就是國家）倡導的有矛盾，這讓我痛苦，而這種痛苦在高中畢業後達到頂點，以至讓我神經衰弱得無法學習。我認為只有哲學才能讓心裏的矛盾轉化為理論的探索，就轉到了北大的哲學系。誰料這個新的環境就像「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清風吹不起半點漣漪。」讓我非常失望。同學中也有幾個有思想的，但火焰各自燃燒，甚至我燒你，你燒我。只有和原來中學的幾個同學在一起，我才感到我們的火可以和他們燃成一炬，當然我們思想的野火很快就被扑滅了。經歷了長期的思考和肉體的磨練，我終於明白我們過去的荒唐和幼稚。本來我不打算再上學，就在農村呆下去，但還是來這裡了。既然這樣，我下定決心，要好好學習，從此與過去的我決裂，但同班同學沒有一個理解我，我想回到單純也不可能了，但我相信將來會好的。
上面我寫的，不是他和我某次聊天的記錄，而是很多次交談後，我留下的總體印象。我認為他的內心很痛苦，又沒有辦法發泄，多少和我聊了些。我相信他也一定和他的其他朋友敞開過心扉，兩者之間是否有相通之處，我認為會有。
1967年，老實講農大還算比較平靜。各派之間不斷地打派仗，我早習以為常。我的出身不好，造反派對我這樣出身的都避而遠之，我只好當一個「逍遙派」。這在運動初期很難堪，無可奈何。可到了67年下半年，我發現「逍遙」的人越來越多，真的成為一個「派」，也就心安理得了。「逍遙派」圈子裡的人，不問「政治」，有談戀愛的、有做毛主席像章的、有打毛衣的、有養公雞抽雞血打針的，更有人長期不在學校，真不知逍遙到何處去了。我沒有怎麼走動，大部分時間都在看書，除了看郭世英借我的遺傳學方面的書外，我還看小說。我們學校的圖書館被人砸了，流落在外不少「封資修」的小說，我也弄到幾本。那時大張旗鼓在宿舍或什麼地方看，也沒人管，人都忙著到外地支持造反派去了，留校的人有興趣的在鬥嘴，沒興趣的各幹各的，這種特別自由的局面一直維持到年底。
郭世英被東方紅總部勒令不得離開北京，隨時聽候批判，但對他的約束並不很緊，他可以跑回家，我們見面聊天也沒有人管。
我看過馮驥才寫的一本書---文革經歷者的心靈檔案，《一百個人的十年》。我在下面要講的有關郭世英的一件事，其情節和馮驥才書中的第一個故事《拾紙救夫》有些相似。我要詳盡敘述的原因是，通過這件事，我感受到郭世英心靈中異常完美的一個側面。
有一天晚上，天氣很熱，我正在宿舍裡看書，一位同學進來告訴我說，有人在樓外找我。我跑出去一看，是郭世英，他身旁還有一個人，是個女孩，也就15、6 歲，很疲憊的樣子，他招呼我跟他們走。我跟著他們到花圃旁，找了個地方坐下，他指著女孩對我說，你能不能讓她在你那裡住一兩天。我問，她是誰呀？他說，她是從湖南湘潭來的，你叫？那孩子說，我叫羅湘漪。郭世英說，說起來話長，慢慢告訴你。我說，沒有問題，我們宿舍有空床。郭世英說，那好。我還要再回趟家，小羅你幫我照顧好，我後天一定回來。又對小羅說，你放心好啦，她是我小妹，有什麼話都可以對她說。說完掏出些飯票給我，就匆匆消失在夜幕裡。
當晚我安排小羅休息，小羅太累了，很快就睡著。第二天，我才有機會聽小羅原原本本說事情的由來。
小羅說，我父親是湘潭一所中學的語文老師，那個地方砸四舊，破封資修，連手錶都不放過。父親有一塊老牌的歐米伽手錶，造反派讓他交出來，他捨不得，就對學校的造反派頭頭說，手錶又不是封資修的東西，毛主席也有手錶。那頭頭說，你污蔑偉大領袖，你拿出證據出來。父親就說，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郭沫若見毛主席沒有手錶，就把他手腕上的手錶摘了下來送給了毛主席。那頭頭一聽，就給父親一個大嘴巴。命令嘍囉們把父親抓了起來，說你罪上加罪，我們偉大的領袖怎麼能拿別人的東西，你造謠！你反對毛主席！反對毛主席就是現行反革命！我父親說，那是我從報紙上看到的，沒造謠。頭頭讓父親拿出報來，可他到哪裡去找，就這樣天天拷打，關著不放。我實在沒有辦法，就偷偷扒火車到了北京，想找郭沫若，救父親出來。到北京，我還真的打聽到了郭沫若的住所，昨天我就到那里門口站著，想怎麼才能進去。恰好，你大哥從門裡出來，我不顧一切，哭著對他說，我要見郭沫若。大哥讓我別哭，問怎麼回事？聽我說完，他告訴我，手錶的事他知道，確有此事。不過要拿出證據，也要給他點時間。於是他帶我到外面吃了飯，先送我到大姐你這裡安頓下來。她問我，那大哥是誰呀？這麼好。我說，他就是郭老的兒子。小羅一聽就大哭起來，說她父親有救了，我安慰小羅說，肯定有救的，眼淚也禁不住流了下來。
郭世英是第三天的中午回到學校的，他見到我們後，拿出兩張照片，是兩張舊報紙的照片（我忘了是「新華日報」還是「大公報」或是當年別的什麼報了）。其中一張是1945年毛主席到重慶當天的報導，另一張照片刊有毛主席在重慶活動的軼事。郭世英指著第二張照片對小羅說，你看這裡就刊登了你爸爸說的那件事。我們仔細看，就是郭沫若送給毛主席手錶的報導。郭世英把這張照片翻過來，在照片的背後有兩行漂亮的毛筆字，是郭沫若的親筆。郭世英說，我昨天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找到了當年的報紙，請館裡的朋友拍了這兩張照片，請他馬上衝洗出來。回家後，我把小羅父親的事對我父親講了一下，我父親很感慨，在照片後寫了幾句話，再次確認他送毛主席手錶一事的真實性。郭世英把照片裝進一個信封裡，交給小羅，又拿出一張火車票和十幾塊錢塞到小羅手裡說，這是今天晚上回長沙的車票，事不宜遲，我們不留你了，趕快回去救你爸爸，有什麼問題給我們寫信。他讓我把我的通訊地址給小羅，在小羅感謝的嚎啕大哭聲中，我含淚給小羅留下了地址，抬頭看郭世英，他臉頰上也掛著兩行淚。
當晚，我和郭世英送小羅到北京站，望著小羅乘坐的火車離開我們才走。在回學校的路上我對郭世英說，這回你和你父親可幫小羅大忙了。他說，我只是做了些我力所能及的事，這對我來說不是很難，但對小羅來說可真是天大的難事。有句話「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我總記在心裏，這是做人的一個原則。其實這次小羅「千里救父」才是應該傳誦的千古佳話，我被她感動得兩天都沒有睡好。羅湘漪，多麼美的名字，多好的小姑娘，他深深地嘆了口氣。我們坐在公共汽車上沉默地望著外面，望著外面那沉沉的夜，沒有再說話。
（勇敢的小姑娘羅湘漪後來給我來了信，她感謝郭老和郭世英，說郭世英給他的照片和郭老的親筆，幫了大忙，讓他父親得以解脫 ……）
#p#幾天後，郭世英見到我，他還想著小羅的事。他說，我估計像小羅爸爸這樣的倒霉的事情各地都有。我真希望有那麼一天，要找什麼資料只是舉手之勞。不僅能讓很多人免於無妄之災，更能方便我們大眾。看來我應該改學圖書館管理專業，這個類似索引的學問太重要了。他又說，現在我們就可以做點事，我想編一本《魯迅語錄》，像編《毛主席語錄》那樣，每一章專門選錄一個題材。還可以編一部《魯迅著作索引》，如把魯迅文章中凡是寫桑樹的，凡是提到嫦娥的，都找出來，分門別類，這樣人們要找魯迅哪篇文章哪句話，不就非常簡單了嗎？他想馬上著手這兩件事，問我想不想和他一起干？我當然願意。他說，我還要找幾個朋友一起來做，這種工作可以分頭進行，最後匯總就行了。
那個時候，除毛主席的著作外，最容易找到的書就是魯迅的著作。郭世英給我佈置任務了，他讓我把魯迅論「青年」、論「國防文學」等幾個專題的話都找出來，抄在他給我準備的卡片上。他還讓我想想，如何編《魯迅著作索引》，在他看來這是比編語錄更大的事。我很認真地編《魯迅語錄》，前前後後我弄了近一個月，抄了厚厚一摞卡片，交給郭世英去匯總。我告訴郭世英，要編索引，看來非常困難，不是幾個月，也不是幾個人就可以做的。他也說，經過這麼一段時間的考慮和實踐，我也覺得這事太難。一個魯迅就這麼難，要是想把譬如「魯迅」這個名字，從浩如煙海的圖書裡都找出來，按我們現在的做法，根本辦不到。也許未來科技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會有一種辦法，我盼著。
電腦科技的發展，網路工程的問世，現在郭世英的這個夢想已經實現了，但他沒有盼到。當我把郭世英的名字輸入到Google裡、打入「百度」中，不到一秒鐘有關「郭世英」的條目就躍出，分別有14，500條和17，300條之多！這時我感覺世英大哥又回到我旁邊，無言地望著他自己的名字，啊！我的願望實現了，他心裏一定這樣在想。
我現在馬上就要寫到郭世英的最後日子。這是我最難和最不願意再去回憶和觸及的。人生最殘酷的不過如此，當我以發抖的手敲擊鍵盤時，請原諒我會激動而出現的語無倫次。也不要嫌我囉嗦，因為郭世英的遇難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我要讓人們從農大這個社會的一角，看到那個年代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相對的「好時光」到了1968年就不再。學校的形勢變得很緊張，清理階級隊伍開始，批鬥臭老九的聲勢一日高過一日。我們這些「逍遙派」已經不敢再逍遙，每天都要參加各種沒完沒了的，由學校裡、系裡或班裡造反派頭頭組織的批判鬥爭大會和小會，曾經喧嚷一陣的「復課鬧革命」，只有「革命」，再聽不到「復課」的聲音了。打人的事經常發生，不斷有什麼人被打死或什麼人自殺的消息傳出。大概是2月份，學校的工會副主席安鐵志，實在不能忍受折磨，從關押他的教室逃出，爬上大煙筒頂部，跳了下來，成為當年我聽說的學校第一個殉難者。我還親眼目睹了他們的一次施暴過程。有一次，我想到學校外面辦什麼事，剛走到校門，就看見幾個戴紅袖標的人，掄著皮帶抽打一位中年人。一面打，一面還大聲罵：「打死你這個狗特務！讓你跑！讓你跑！」那人很快就被抽得躺在地上，渾身是血，不再動彈，死活不得而知。
我想郭世英的處境一定也非常危險。每次見到他，我都要叮囑他要特別小心，自己保護好自己。他表面上看好像沒有什麼不一樣，但他可能有某種預感，免不了一場大難，我們交談不再輕鬆。4月初的一天，他告訴我，他們班的造反派命令他，不許亂說亂動，只許老老實實呆在學校，準備隨時接受革命群眾的批鬥。他說，什麼革命群眾，就是他們那一幫人。我很擔心地問他，他們不是還想翻你的老賬吧？他說，看來他們是想從我的老問題開刀，另有圖謀。你沒有看大字報說嗎？是誰膽敢把X反革命集團的那些人，特別是我就這麼不痛不痒處理了？要揪出包庇我們的人。我問，哪你怎麼辦？他說，聽天由命吧！小妹，你記不記得，我曾經跟你說過，農大是我這場悲劇的落幕。我的意思是說物極必反，我相信悲劇落幕後，我會和你們一樣的人，真正成為一個有知識的新農民，這是我現在最大的願望。
農大好像很早就成立了革委會，（至於1968年4月以前是否進駐了工宣隊和軍宣隊我已經記不很清楚了）革委會掌管學校的大權，學校的斗批改以及清理階級隊伍的事，都是由革委會佈置。我聽說當時掌管農業口的是姚文元，而王力、關鋒、戚本禹那幾個文革干將親自抓農大的運動。我現在想，這些人幾次接見農大革委會的負責人，是否曾經說起郭世英的事？是否暗示過他們，要從X這個案子處理入手，達到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革委會和他們系裡的那些人才有恃無恐，拿雞毛當令箭，猖狂之極。我的猜測不是空穴來風，因為郭世英就是在4月初在我們那次聊天時，提過「郝爸爸」和「郝媽媽」兩個人，說他不知道以後再見到「郝爸爸」和「郝媽媽」，說些什麼才對得起他們。我沒有問他，「郝爸爸」和「郝媽媽」是誰，但兩個很奇怪的稱呼困惑我多年，我一直以為是兩位職位很高的領導，但我又想不起有什麼姓郝的高級幹部。當我寫這篇文章時，我曾把「郝爸爸」和「郝媽媽」分別或單獨輸入「百度」和Google查詢，但沒有找到任何有價值的條目。而我從周國平的《歲月和性情》一書中看到有這樣一句：「世英死後，周恩來來到郭家，還曾說了，世英是為我死的，這樣一句痛心而內疚的話。」各種資料也表明，周總理確實曾經關注和參與處理X這個案件。那麼農大的那幫人當年對郭世英下毒手，真正的目的是否就是奉姚文元等人的暗示，針對周總理的呢？郭世英說過的那個「郝爸爸」和「郝媽媽」是否就是指周總理和鄧穎超呢？我希望我的猜測能夠得到證實。
4月中旬，我們系的副教授劉書芹被關了起來，連夜毒打審訊，要他交待問題。打人的事，都是那些造反派的中堅份子親手干，不讓外人看的。事後，他們把劉書芹送到我們住的5號樓的地下室，把我叫來，命令我給劉老師的傷口上藥，給他吃消炎藥。還說，這是什麼革命的人道主義，不能讓他死了。每天當我面對遍體鱗傷的劉老師，我難受極了，心裏憤怒地咒罵那些 混蛋。我更擔心郭世英，千萬別落到這些人的手裡，他們就是法西斯！
一天，我到校醫務室，為劉老師拿藥，取些處理外傷的紗布藥棉。在排隊取藥的時候，我聽前面兩個人很小聲地說，我們把郭世英那小子抓了回來，晚一步他就投敵叛國跑了。還說，正在審問，他嘴硬得很…… 我一聽，頭嗡的一聲，眼睛一黑差點摔倒，扶著牆，強作鎮靜，想繼續聽他們說。他們似乎發現我聽到了他們的對話，就不再說什麼。我最怕的最擔心的事，到底發生了。
我走出醫務室，坐在醫務室的臺基上發呆，腦子一片空白。我說過，我遇事特別沒有主意，就這樣不知坐了多久，不知道怎麼辦。後來我想，最重要的是趕快搞清楚郭世英現在被關在哪裡？設法和他見見面。我站起來，在宿舍區，在教學區還有校園到處亂轉，希望能發現點關押郭世英的線索。我還跟蹤了他們班的人，可是沒有結果。看來，這次他們對郭世英採取的行動是有計畫安排縝密的，很可能就是校革委會一些人組織的。如果真是那樣，郭世英現在的狀況就更糟糕了。
那時農大校園的許多建築物包括家屬宿舍，都關押著眾多所謂的牛鬼蛇神，和稱為反革命分子的無辜群眾。為了防止他們逃跑和自殺，看管得相當嚴，要想從中找到郭世英，談何容易！我個人看來沒有這個能力了，我想起一個老鄉，他也姓郭，畜牧系的飼養員，出身好運動積極，被系裡三結合到革委會裡了。從我平時對他的瞭解，他還算有良心，看不慣那些打人折磨人的造反派的行為。我對老郭說，郭沫若的兒子郭世英被抓了，我想見見他，問能不能幫忙。老郭問了問情況，猶豫了一會兒說，我想想辦法，我不知道這事，要先打聽他被關在哪裡。他讓我等他的消息，晚上在食堂門口見。
離開老郭那裡，我回到宿舍，心亂如麻。我站在窗前望著外面。學校裡的擴音喇叭一天到晚都在聲嘶力竭廣播，不是說什麼斗批改形勢一派大好，就是牛鬼蛇神你們聽著等等那些千篇一律的吼叫，天黑了也不停止。我六神無主，什麼事都做不了，乾脆還是到食堂門口等老郭去。
我到食堂門口，在那裡等了好久，總算把老郭盼來了。我焦急地問怎麼樣？老郭說，他打聽到前天和昨天郭世英先是被關在教學樓裡，今天下午又轉移了，具體什麼地方他不清楚。原來郭世英已經被他們抓來有兩天了，如果不是在校醫室偶然聽說，我到現在都不知道。問老郭，郭世英有沒有挨打？老郭說，怎麼沒有？！他說，雖然我沒有見到郭世英，但聽他們透露說，怎麼打他，他都不說話。老郭這麼一說，我的眼淚止不住流了下來。老郭說，別哭呀！哭管什麼用，我都見不到他，你也別去找他了。你說他是郭沫若的兒子，你不如去找郭老，沒準會有救。聽老郭這麼，我想起了可敬的小姑娘羅湘漪。對呀！我怎麼沒想到向小羅那樣？我應該去郭老家，把消息告訴他呀！會有救的。我謝過老郭，忙回宿舍取些錢，準備進城。
誰知這時來人，催我去地下室給劉老師換藥，我這一天，昏昏沉沉的，只想到郭世英，把劉老師給忘了，我匆忙到地下室。看到劉老師的傷口又多了幾處，舊的傷還化了濃。我心裏一邊罵那幫傢伙，一邊罵我自己，我沒有來及時給劉老師吃藥和換藥。我這是怎麼啦？郭世英和劉老師都是受難者，我不應該顧此失彼。我靜下心來，為劉老師處理了傷口。我求監視我們的那個同學，你們就手下留情吧，再這樣折磨下去，他可就危險了。那同學看沒有別人，就悄悄對我說，我沒有打他，我也恨他們，但他們就是不放過他呀。我坐在劉老師身邊，見劉老師雙眼緊閉，臉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著。突然，我聽劉老師輕輕地問我：「幾點鐘了？」我沒有手錶，看守我們的同學說，12點都過了。劉老師又問：「今天幾號？」我說：「4月21號，哦，應該是22號了。」1968年的4月22日，那一早一晚將要發生的兩件事，讓這個日子銘心刻骨！
劉老師再沒有說話，好像睡著了。我回到宿舍，不知道時間，只知道太晚了，根本沒有公共汽車，只好等一早再進城，去郭老家。
那是一個瘋狂的年代，起床之後就是一陣瘋狂。天一亮，大喇叭先是高聲播放那個神聖的樂曲。隨後，全校師生，包括家屬在內（專政的對象除外，據說他們在被關押的地點，有一套專為他們設計的，早晚向偉大領袖請罪的程序），必須列隊到指定的地點，面向東方，或面向偉大領袖和他親密戰友的畫像做「早請示」，要高呼「萬壽無疆和身體健康」凡三次，要高聲念《語錄》好幾段，還要跳從東北才引進不久的「忠字舞」數節。這樣的一套程序走完，半個小時過去了。
人們散去，我急急忙忙就往校門口走。就在這時，我發現許多人往6號樓那邊跑，隱隱約約聽說，有人跳樓了。我沒有隨人群擁向6號樓，一則，我有要事進城。再則，這種事從2月份安鐵志自殺開始，幾乎隔幾天就會發生，不是我麻木，而是不忍，不忍去看，也不忍去聽。早上乘車的人多，又是星期一，我在公共汽車站耐心等著。這時就聽新到的，一位來等車的人說，剛才又有人跳樓了，聽說是郭沫若的兒子。郭沫若的兒子！我一聽頓時傻了，腦子一片空白，在那裡一動不動站著。車來了，大家蜂擁上車。車走了，車站只剩下我一個人。
我忘了我是怎麼回到學校了，也忘了我是怎麼把腳步移到6號樓的。樓外還有許多人，七嘴八舌低聲議論著。從人們的低語中，我知道就是剛才，大約還不到半小時，郭世英遇難了。大郭，我的大哥，他走了，再也不會回來了。
我不敢走過去，不敢再往前看。我分開人群，走回自己的宿舍。宿舍裡空無一人，我把我自己包在被子裡，放聲痛哭。
我不相信他會自殺！想起我們最後的那次見面，他告訴我 ，他最大的願望是將來當一個有知識的農民。這個願望不很宏偉，也不浪漫，但很現實。是他從苦難的經歷中最終自己選擇的，他為什麼要放棄？
我不相信他會自殺！雖然他最後在農大的日子非常險惡，像是要越過激流。但他見到一塊露出水面的礁石，就跳上去，見到另一塊，再跨上去。他就這樣涉足，已經快到彼岸，他為什麼要跳到水裡去？
我不相信他會自殺！他的女友在等他，他的父親和母親在等他，他的兄弟姐妹在等他，他的朋友包括我這個小妹也在等他。他曾經告訴過我，他的弟弟去年的死，給他的父母造成巨大的悲痛，他的生命對他的父母來說，有多麼重要，難道他會自己去結束它嗎？
我不相信他會自殺！面對那幫惡棍和匪徒，他有思想準備，他對我說過，聽天由命吧！我想他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就是被他們折磨死，他也要維護他做人的尊嚴和為人的道德準則。
我在痛哭一場後，揭開被子。我對自己說，不行，我得出去，我要儘可能瞭解今天所發生的一切，要不就晚了。
#p# 我走出我住的5號樓，看到還有人圍在6號樓周圍，有些好像是警車的車輛停在樓前，有人守在那裡不讓人們走近。我走來走去，打算通過群眾的議論，發現目擊者。但雖然議論紛紛，我始終沒有聽到一個有價值的聲音。
我又回到宿舍，同寢室的幾個同學也在說著對面樓裡今天發生的慘劇，大家心裏都不好受，儘管除了我之外，別的同學都和郭世英沒有什麼交往。這時一位同學說：「我們樓上畜牧系的一個同學親眼見到郭世英從樓上掉下來……」我馬上問：「誰看到的？」那同學說：「就是那個領我們每天跳忠字舞的同學。」那位同學我知道，是學校文藝宣傳隊的，不過不清楚名字。於是我上樓，在四樓我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位同學，她姓李。我直截了當問：「聽說你看到了郭世英墜樓的過程，是怎麼回事？」她也很爽快，說：「不是我親眼見到的，我當時不是在領舞嗎？剛結束，我們在樓側怎麼能看到？是她。」小李指著旁邊另一位女生繼續說：「她是我中學同學，現在在航空學院（或化工學院，我記不很清），昨天來的，晚上就住這裡了，她看到的。」我就請那位外校的同學談談經過。肯定她已經不止一次向同學們說過，來龍去脈說得很清楚。
她說：「今天一早，你們都去早請示，我是校外的，沒下樓。廣播那麼響，我也睡不了啦，起來望著窗外梳頭，面對的就是那座樓。」她用手指了指，知道她指的就是6號樓，和這座5號樓外形結構都一樣。
她繼續:「我正梳著，突然看見對面樓靠左邊一點有個人往下掉，肯定是人，頭朝下，一下子就砸在地上，發出很沉悶的響聲，因為下面有樹擋著，我沒有看見砸在地上的樣子。我嚇壞了，下意識往上找，就看四樓窗子開著，」
她讓我看那個窗口，那窗口和我們現在的位置一樣高，稍斜向我們，還是敞開著的。她說：「別的樓層沒有開窗的，那開著的窗口裡有兩個人影，那麼一晃就沒了。」
我急忙問：「確實有人影？」
她說；「沒錯！本來我以為人是從樓頂上掉下來的，我眼睛那麼一掃上去，就看那扇開著的窗裡人影一晃，一晃就沒了。肯定那人就是從那窗口掉下來的。是裡面的人給他推下來的，還是他跳下來的，我沒看到。整個過程也就二、三秒鐘的樣子，嚇死我了。」
旁邊小李這時說話了：「我當時隨著人群往出事的地點跑，還沒到那裡，有同學跌跌撞撞逆人群往回跑，拉著我就走，說太慘了，太慘了，別去看了。我問她，誰呀？掉下來的？她用手捂著嘴說不知道，不知道，手還反綁著的，不說了，不說了。」
我又問了一些情況，走下樓再回到自己的寢室，零零碎碎的畫面在我的腦子裡晃動，讓我欲哭無淚。
一般來說，女生的邏輯思維能力較男生差，我就是這樣，我無法冷靜地把同學們說的和自己看到的很好聯繫起來，對郭世英的死因做出一個合乎情理的解釋和判斷。多是從郭世英的個性上肯定他不可能自殺，而是被害，但又理不出一個頭緒。
一天下來，我不知道怎麼過去的，除了郭世英的形象在腦子裡忽閃忽現外，就記得我還要給劉老師上藥，別忘了。我一天哪兒都沒去，晚上我像往常一樣，去地下室。可今天很異常，有人把守下去的門，讓我回去。我爭辯說，是你們讓我來給劉老師上藥的，怎麼變了。他不聽我解釋，說讓你回，你就回，哪有那麼多話！
我只好回宿舍，心裏想著劉老師，要是今天不換藥，他傷口肯定會惡化。我這一天身心俱疲，迷迷糊糊躺在床上。也不知何時，就聽耳邊有人說，又死人了，劉老師自殺了！我以為是做夢，一下坐了起來。睜眼看，是同學在床邊。我急忙問：「誰？劉老師，劉書芹？」她點點頭。
1968年4 月22日，我生命中最可怕的一天！我不能再寫了。
後記
事情過去這麼多年，我也沉默了這麼多年。這幾年，關於郭世英的回憶文章又多了起來，我想原因之一是，人們在新的時代發現了郭世英生命閃光的價值。我仔細閱讀了我所能看到的有關文章，也很關注由郭世英和X事件引發的官司。郭世英的確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個人。我現在回想一下，郭世英在我一生中的位置，不能說重要得影響了我的一生，但他是讓我最懷念的人。我們有過近兩年的交往，那麼多年過去，他的音容宛在，可見他人格的魅力。我後來從事了遺傳學的科研，這多少也是受到郭世英的影響。而他對我說過的：「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這句話，也成為我為人處世的一個原則。
我一直耿耿於懷的是郭世英的死，他死得蹊蹺。說他是自殺的，我認為根本不可能。面對強加於他的「自絕於人民」的結論，我憤怒，但我當時只能以沉默來面對那顆「霸道和強權的鋼印」。現在，我已經不是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學生，多年的科研實踐，我的邏輯思考能力比以前強了許多。我冷靜地思考，把那天聽到、看到的一切綜合起來，我敢肯定，郭世英的死，是謀殺而不是自殺。
我是這樣推斷的：那位北航（或北化）同學看到郭世英墜樓瞬間，四樓窗口有兩個人影一晃就消失，這個情況非常重要。如果郭世英是自殺，當時的屋內會有兩種可能，一是宿舍除郭世英外無人，郭世英跳了下來，這樣窗口不可能看到人影。如果有人影，也是事情發生後，看守者發現，跑到窗口，往下觀察，而這個過程再快，也要幾秒鐘，而不可能是在出事的瞬間。二是有人，郭世英往下跳，看守的人會立刻跑到窗口，去拉他，但沒有拉住，郭世英跳下去了。他們會很驚慌地站在窗前，往樓下張望。這個過程怎麼說，同樣也會持續幾秒鐘，然後他們才會掉頭往樓下跑，而不可能一晃即消失，這不符合常理。這兩種假設的情況都沒有出現，那麼肯定郭世英就不是自殺。邏輯的自然推理就非常簡單了，郭世英是他殺，是窗口後的人，起碼兩個人，他們把郭世英抬上窗口，然後把他推下去。為什麼兩個人一晃即消失，唯一的解釋是，他們怕人看見，因為他們是殺人犯！
再來分析郭世英是否自己爬上窗口，跳下去的。我以為根本不可能。郭世英的手被反綁著，這不僅小李的同學看到了，各種文章也都提到了。反綁著的人，即使是身體很強健，在沒有別人的幫助的情況下，也不可能「升起來」，升到一米多高的窗口處，還能再用反綁的手拔開插銷。試想，這時他身體的位置在何處？雖然我沒有去那個房間，不過這幾座樓的結構都一樣，那窗臺只有幾厘米寬，他能在上面穩住嗎？更何況郭世英渾身是傷，三天的拷打折磨已經讓他奄奄一息，也正如一些文章寫的，在這種情況下，他要完成幾個高難動作才有可能從窗口載下去。他又不是超人。而我更以為那天早晨，他們又對郭世英毒打，或者把他打死了，或者打得他只剩下了一口氣。他們到底還是心虛，就把他從窗口推了出去，造成自殺的樣子，逃避罪責。
最後來看那些暴徒綁架郭世英的目的，說他是想投敵叛國，這是抓他的藉口。真正的目的是想撬開郭世英的嘴，得到他們想要達到的抓幕後「包庇者」的不可告人的陰謀。如果目的達到了，用不了多久，就會有爆炸性的新聞滿天飛，可是後來並沒有這方面的什麼新聞出現。可見郭世英在他們面前不屑開口（我在郭世英遇害的前一天，在校醫室聽到兩人對話，他們說郭世英嘴硬得很，什麼都不說，就是證明），或根本不談他們想要的，他們的目的沒有達到，最終，惱羞成怒將他害死。這在現在看，是不可思議的，而在那個年代，尤其在農大，不到一年就被迫害死了30多人的那個角落，草菅人命，太常見了，怎麼他們就不會對郭世英下毒手呢？！
最後我想對殘害郭世英的那幾個人說幾句話：
你們現在在哪裡？或許你們可能已經退休，在兒孫的身邊頤養天年；或許你們還在發揮余熱，在田邊、還在實驗室老眼昏花用放大鏡觀察你們培育的新的作物。這些我都沒有什麼好說的。但是你們活得心安理得，是嗎？你們生活過得很有滋味，是嗎？你們難道從來不做惡夢嗎？你們的良知（如果有的話）從來沒有被咒語喚醒過嗎？你們可以說，我們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夠了，我已經聽夠了！一切想逃脫自己罪責的誣陷者、打手、劊子手等等像你們這樣的卑鄙小人，現在無不用這同一說辭為自己解脫和申辯，沒有用的！不是文革中所有的人都和你們一樣，你們畢竟是「一小撮」。你們這「一小撮」，傳承著的是文明的負一萬次方的卑劣。從你們身上我看到了歷史上的那些酷吏的影子，看到聞一多最後一次演講時，那台下晃動著的特務的影子。對於歷史上有爭議的人物，人們還會繼續爭論下去，因為爭論有價值。但你們！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你們都是要注定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的。北島說得好：「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正因為你們是卑鄙者，你們在那個時代才獲得了一張張讓卑鄙橫行的通行證，別人無此「特權」。
那麼「我們就死定了？」你們也許會這樣說。現在早已經不是那個你們曾經對人吼過的： 「踏上一萬隻腳，讓你永世不得翻身」的時代了。你們還是有獲得寬恕可能的。具體說，要是你們真正對自己過去所作所為有所懺悔，唯一的方式就是痛苦地站起來，把郭世英遇害的真相說出來，儘管我已經認定郭世英就是你們殺死的。現在再沒有「大師傅」來做調查組的組長（1978年，郭沫若去世後，依於立群女士的要求，農大成立了一個調查組，想調查郭世英死的真相。組長是位政治上可靠而專業上一竅不通的食堂大師傅，可以想像會調查出什麼結果。），你們的罪行也已經不會再受法律的制裁，只有道德的法庭對你們的靈魂進行審判。而那句早已經不合時宜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對道德法庭來說還是適用的。怎麼樣，你們有膽量嗎？我等著。
郭世英走了，他留下的是他高尚人格的身影，在我心中，他是永恆的。
當我看到紀念和回憶郭世英的文章時，我常想起郭世英曾經對我說過的這句話。多年來，我反覆這樣對自己重複，除了自己的家人，很少對別人提起過我和郭世英暫短的交往，因為這是我永久的痛。但是我又想起他跟我說過的另外一句話：「耗子要是得意了，那麼貓兒一定會有冤屈。」他是用四川話說的，那聲音，那語調，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雖然我很小就知道這個諺語。也許他當玩笑那麼隨意一說，也許他是有感而發。郭世英是含冤而逝的，至今對他的死有不同的解釋和猜測。作為多少瞭解當時一些情況的我，作為和他關係不錯的他的一個朋友來說，也有責任說出一些哪怕是破碎的，記憶錯位的事情，為至今關心他關注他的人們，留下一些或許有價值的東西，這樣做多少也可以告慰郭世英的冤魂。現在是時候了，我就把沉默的窗口打開，把我想說的都傾倒出來。
郭世英的最後幾年是在北京農業大學度過的，時間是1965年秋到1968年4月他蒙難。他在農大只有兩年半的時間，我有幸認識了他，並且和他有些交往，成為很談得來的朋友。我認識他確切的時間，記不太清楚，但肯定是1966年文革前不久，可能就是5 月，那時我是農大一年級新生。有一次我和同學坐在一張桌子旁吃飯，我們都是四川同鄉，用四川話聊天。正聊著，一位我不認識的同學突然也用四川話和我們搭話。我抬頭看，是個男同學，髖骨較高，眼神和藹，歲數可能比我們都大。我們就好奇地問：「你也是四川人？」他說：「對頭！」於是我們就和他一起邊吃邊聊，但誰也沒有問他的名字。後來，幾次吃飯的時候，他都和我們一起圍 著一張桌子，瞎聊，知道他叫郭世英，但我們都不知道他的父親就是郭沫若。
一天，我在校園裡碰到他，他笑著和我打招呼，但用的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話。這讓我好奇，就問他：「你是四川人，怎麼能說這麼好的普通話？」他說：「我從小就在北京上學。」於是我開始刨根問底了：「你老家在哪裡？」他說：「樂山。」我對文學還是很感興趣的，知道郭沫若也是樂山人，就開玩笑問他：「哦！那你和郭沫若應該是本家了。」他突然有點不自然，說：「我們那裡郭姓很多，大概吧。」也就這樣，我們有一搭無一搭聊了會兒就分手了。雖然萍水相逢似的接觸幾次，但他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對人很親切，很誠懇，但好像有一種說不出的憂鬱。
聶元梓的大字報一出，文革開始，我們學校的大字報也鋪天蓋地。一天我突然發現一張大字報，郭世英的名字被打上大紅叉子，讓我嚇了一跳，趕緊看。這才知道，他是郭沫若的兒子，這才知道他是一個叫X反革命集團的成員，當時我就懵了。
我是凡人，我沒有什麼先知先覺，和大多數人一樣，毛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做。對文革我沒有什麼別的看法，跟著大家一起折騰就是。我也認為郭世英是反動學生，以後千萬別和他接觸來往了。（其實我和他也就是那樣吃飯說過幾句話，在校園聊過幾句而已。）
但我還是常常見到他，在食堂或在校園。他好像很自覺，不再和我們同一張桌子吃飯，獨自一人手捧一個大飯盆默默在某個角落靜靜吃，和誰也不打招呼。在路上我們見面也很尷尬，他對我點點頭，我假裝沒看見，擦身而過，表示和他劃清界線。
大串聯開始，我和幾個同鄉回了趟四川（我家在宜賓），回京時我在鄭州下火車，打算轉車去看我的一位親戚。在極其混亂的鄭州火車站，我的錢包被偷。不過我並不慌張，那時串聯紅衛兵走到那裡都吃住不要錢，乘車也不要票。但要找到紅衛兵接待站聯繫吃住，也要有一段時間，何況經驗告訴我還要大排長龍。我肚子咕咕叫，附近的餐館吃飯可不是免費的。而親戚家在許昌，一時也到不了，再說人多，根本擠不上火車。我有點犯愁，坐在站前廣場的街沿上發愣。我這人特別沒主意，尤其一個人在外。
「這不是……梅，什麼梅？」突然有人走到我面前這麼問我。我一抬頭，見一個穿得破破爛爛的人低頭看著我。我看他既面熟又生疏，有點警惕。我站起來，望著他那張黑黢黢的臉，那雙眼睛是真誠和藹的，這是？哦，是郭世英！怎麼這個樣子？怎麼到這裡來了？我心裏問，嘴裡說：「怎麼是你呀？」他笑了笑：「你一個人？」我點點頭。他又問：「同學們呢？」我說，就我一個人，正在想辦法去親戚家呢。他哦了一聲，說：「那我就走了。」此時，我倒也管不了他是反動學生的身份，叫住他：「你怎麼到鄭州來了，這是怎麼回事，要飯了？」他把一個提包丟在地上大笑起來，我還是第一次見他大笑，笑得非常天真。他說：「雖然我是那個，但串聯給我的機遇還要利用一下。我想到黃氾區農場看望我的朋友。火車只到鄭州，正想找去那邊的火車呢。」他還告訴我，文革開始，班裡的人就拿他過不去，但行動還算自由。現在大家都串聯，顧不上他了，他就趁機跑了出來。
這時我也就不客氣了，想問他借點糧票和幾塊錢。他知道我的錢包被偷，還沒吃飯，就說：「我也沒吃飯，走！填飽肚子再說。」我有點猶豫，但還是跟著他走進一家骯髒的飯館吃了碗麵。飯後，他掏出幾斤糧票還有十塊錢，塞到我手裡：「一人在外要注意安全。我不會難為你，省得被我連累。」說著站起來就往外走。我突然覺得我在他面前是那樣的渺小，那樣的不是個東西，於是我也站起來，和他一起走出飯館。我什麼也不顧地問他：「你去哪兒？不管我啦？！」我那根「階級鬥爭的弦」再也無法繃緊。他站住，望著我說：「我要趕火車，去洛陽那邊，不是跟你說了嗎，我去看朋友。」我說：「我剛從那邊過來，全亂套了，往西開的火車都開不動了，車廂裡滿是紅衛兵，火車趴在鐵軌上不動。」聽我這麼說，他顯得很沮喪的樣子，一臉無奈。他想了想說：「先找地方住下來再說吧。」也只好如此，在這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感到孤獨的恐懼，就跟著郭世英去找住處。在革命師生串聯接待站，我們排了很久的隊，終於在天黑以前稀裡糊塗到一家工廠的招待所住下。
晚飯後，我們從食堂出來，郭世英問我，要不要出去走走？我說也好，就這樣我們無目的地走向大街。開始我們也沒什麼話，走著走著話就多了起來。郭世英似乎很長時間沒人和他聊天，在他眼裡，看來我還是比較單純的，於是他也就打開了話匣子。時間過去了整整40年，在那個特殊的時刻，在那個特殊環境，和他這位特殊的人交談（農大極少有高幹子弟，而我過去又從來沒有接觸過他那樣的人），他那特別有磁性（借用現在的術語）的談吐，讓我畢生難忘。我把那次我們的交談大致整理了一下，時間過去那麼久，我們當時聊天的原話肯定不能重現，但意思是不會錯的，可我不想用那個「」（引號），因為引號內的，常被認為是原話。
他問我，是否看過批判他的大字報，有什麼看法？
我老實地告訴他，看過，但不太清楚怎麼回事。
全是那個X，他告訴我。
這個我知道，大字報揭露的，我說，X代表赫魯曉夫，說你們學蘇修，鼓吹修正主義。
不是！他斬釘截鐵地回答我，很憤怒，很激動。他說，雖然我現在認為我們幾個同學當時的做法，當時的思想都是錯誤的，可這和赫魯曉夫挨不上邊。
我問，那X是什麼意思？
他說，學過代數吧？未知數的符號。我們幾個同學，探討未知。世界上未知的東西太多了，探索這個X沒有錯吧？我們太天真了，有些東西是不能探索的。
我問，那你說怎麼錯了？
他所問非所答地說，揭發我的大字報，都是我們班上的一些同學寫的，說我是X反革命集團的，哪有這回事？其實就我們幾個原來的中學同學在一起，寫點文章、詩、雜文什麼的，相互傳著看，就這麼簡單。怎麼集團了，還反革命了？當然我們寫的那些東西，不值一提，都應該一把火燒掉。因為我認為，我們當時文章所流露和表達的是和時代主旋律格格不入的。
我希望他具體談談。
他說，我過去有一個觀點，我強調個性的存在價值，強調獨立的人格。我曾經對人說過，「生應為人傑」。我寫過一篇小說，主人翁是我思想的化身，他在黑暗中掙扎和奮鬥，解救被罪惡吞噬的人們的靈魂，可笑吧？你以為你是誰了?救世主？後來我到河南農場，和土地莊稼在一起，思想徹底改變了。人的思想要和生我養我的土地貼近，不能像星光那樣懸在天上可望而不可及。
我問，我聽說你原來在北大學哲學，怎麼到農大來了。
他說，這是我自己最後做的選擇，就是想從天上回到地上，不僅思想而且自身。他反問我，你怎麼學獸醫了，這不適合女孩子的。
我嘆了口氣說，沒辦法，誰讓我填志願時稀裡糊塗填了個北京農業大學這個系呢？不過也好，來北京了。學了半個學期，發現系裡還真是藏龍臥虎，有很多有名的教授。我特別愛遺傳學，以後我一定要從事這方面的研究，這裡X太多了。
他立刻說，別X了。談點別的，知道孟德爾嗎？
我說，知道，不就是那個奧地利神父，唯心主義遺傳學的奠基人嗎 ？那是和米丘林學說完全不同的。
他笑了，說，看來還真懂點。不過什麼事都不可絕對，我們可以就兩個學說做探討了，這是我們的共同興趣。我學植物，你學動物，其實本質一樣。孟德爾不一定錯，米丘林未必對。
我吃了一驚，說，蘇聯是修正主義，可我覺得米丘林學說還是對的。
他說，我也沒全盤否定，但我更信孟德爾學說，他是神父，但他創立的遺傳學說不能說是唯心的。
於是他開始對比孟德爾和米丘林，聽他慢慢道來，我覺得講的還真的有道理。
我說，那我很想看看關於孟德爾學說的書，好像很難找。
他說，等回北京我可以借給你幾本。其實你們系就有遺傳學領域的權威，可以請教他們。
我說，他們早被批倒批臭了。
他嘆了口氣，沒再說什麼。
話題又回到X。
我問，大字報還說，你們要偷越國境，有這事嗎？
#p# 他沉默了一會兒，告訴我，也不是像大字報所說的那樣。他說，那個所謂的X一共就四個人，都是中學的同班同學。上大學後，各奔東西，不過談得來，就又常在一起了。我從來也沒想到什麼出國，但另外幾人有這個意思，但沒有行動。他們特別想瞭解國外的情況，說想出國，又口無遮攔，結果有人告密，我們就犯事了。
我問，那怎麼處理你們的？
他說，情況不同，分別處理的。一位女同學不久就放了 ，兩個男同學勞改，到現還沒有出來。我到河南黃氾區西華農場接受改造，這次串聯出來，我就是要到那裡看看。
後來我們聊起了文革，給我總的印象是他對毛主席發動的這場革命非常擁護。他把這場運動和法國大革命做了個比較，他說法國大革命是早期資產階級革命中鬥爭最激烈、影響最廣泛的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它不僅結束了法國一千多年的封建統治，而且沈重地打擊了歐洲各國的封建統治，並為以後各國的革命樹立了榜樣，因而具有世界意義。而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是我們建國以來最激烈、影響最廣泛的一次革命運動，它挖掘掉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的最後的思想根基，開創了無產階級真正一統天下的新紀元，絕對是具有世界意義的。他特別強調鏟除封建主義，這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問他，據說現在山東的孔府被砸了個稀巴爛，這個四舊破得對不對？
他說，砸就砸了吧，雖然可惜，但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我們又聊到「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幅有名的對聯。
我對這幅對聯非常反感，問他怎麼看。
他說，太沒意思了，這還值得討論？出身怎麼能決定人的一生？照這麼說，歷史還能進步？！荒唐！從對聯他又聊到「聯動」。他說「聯動」的性質和滿清的「八旗子弟」一樣，自以為血統高貴，骨子裡完全一個封建主義。這才叫「打著紅旗反紅旗」，沒有好下場。
我非常同意他的意見。（那時，遇羅克的《出身論》我們還沒有看到，但郭世英和後來的《出身論》主要的觀點是一致的。）
就這樣我們邊走邊聊，非常隨意，我開始的拘束已經坦蕩無存，我覺得他不僅健談而且思想很敏銳。我不再認為他是一個如大字報所說的反動學生，恰恰相反，他是一位有思想，有理想的青年，比我身邊同學的素質高多了，我開始對他產生親和感，很願意聽他給我「擺龍門陣」，雖然話題並非輕鬆。
那天晚上，我們回到招待所，各自休息不提。第二天一早我們趕往火車站，還算幸運，在郭世英的幫助下，我終於爬上了南去的火車。他要往洛陽方面走，站在月台上向車廂內的我招招手，就匆匆轉身離去，消失在人群裡。
我們再次見面又隔了幾個月，是1967年的春節以後，在農大的校園。那天我正埋頭走路，突然聽人在我後面喊我的名字，我回頭，就看見郭世英很狡猾地笑著望著我。我挺高興，問他鄭州一別後的情況。他說，到農場看望朋友後，又騎自行車南下，到了武漢等地。自行車壞了，就步行串聯，後來又回到農場呆了些日子。他問我什麼時候從河南回北京的。我告訴他，離開許昌我也沒回北京，我也南下，到韶山、廣州、桂林等地玩了一圈才回北京。走著聊著，恰好到男生宿舍。他讓我等他一會兒，跑著鑽進宿舍樓。很快他又鑽出來，手裡拿著幾本書，遞給我。他說，這是幾本有關遺傳學的書，拿去看吧。我拿過來看，有方宗熙寫的《生命的進化》和《普通遺傳學》，還有吳仲賢翻譯的《生統遺傳學》。我這才想起那次我們在鄭州聊天時，聊到什麼孟德爾和米丘林，他說回北京要找幾本有關的書給我看。我沒當回事，以為他說說而已，而郭世英一直記在心間。拿著書，我覺得很慚愧，很感激他，但沒有說出口。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出他很認真，對人很熱誠。
1967年，郭世英是否離開過北京，我不很清楚。我6月回過宜賓一個月，目睹了在那裡發生的大規模武鬥，其它時間都在北京，我常在校園裡和郭世英相遇。我開始稱他為大郭，他則叫我小梅，因為我的名字中有一個梅字。後來有意或無意我稱他大哥，他叫我小妹，其實都是非常有趣的巧合。因為在四川話裡，大郭和大哥，小梅和小妹的發音是相同的，彼此稱呼，你怎麼理解都可以。我只想說，我們回北京再見面後，我覺得他真像一位大哥，見到他就有一種親切感。而他也覺得我是一個什麼也不懂，聽話的小妹。我們常在一起聊天，如果說我們鄭州那次不期而遇，彼此都不瞭解，他對我說的那些多少有些謹慎，或有言不由衷的內容。現在（指1967年以後）我們就自然而無拘束，因此我認為這才是郭世英的心聲。因為很隨意，他就告訴我，他已經有女朋友了，比他小好幾歲。我曾希望他什麼時候帶他的女友過來和我見見面，他說，順其自然吧。他還說，作為他的女朋友，一是需要為她付出，二是她必須有足夠的勇氣，缺一不可。而作為他的朋友，只有他的付出，而不必讓他們為他煩惱。我沒有弄懂，他說這話真正的含義是什麼。
我們聊天時他還說過，他上演的是一場悲劇，高中是他的悲劇的序幕，北大是他的悲劇的正劇，也許悲劇將在農大落幕。我完全不明白他在說什麼，他也沒有很好地解釋，但我隱隱約約感到他心裏被難以撥開的黑雲籠罩著。不過，他也斷斷續續和我聊到他在中學和北大的經歷，說實在應該是心歷。
他說，初中他在北京四中，畢業他沒有考好，落榜了，在家裡玩了一年。1958年考到北京101中，大學他先是在國際關係學院，62年轉到北大哲學系。101中的同學單純、北大的同學沉悶而農大的同班同學冷漠。單純可愛，沉悶可悲，而冷漠最可怕！高中，非常完整的三年。同學們都沒有心眼，相互之間從不猜疑。我要求上進，也得到回報。但我心裏真正追求的和學校（其實反映的就是國家）倡導的有矛盾，這讓我痛苦，而這種痛苦在高中畢業後達到頂點，以至讓我神經衰弱得無法學習。我認為只有哲學才能讓心裏的矛盾轉化為理論的探索，就轉到了北大的哲學系。誰料這個新的環境就像「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清風吹不起半點漣漪。」讓我非常失望。同學中也有幾個有思想的，但火焰各自燃燒，甚至我燒你，你燒我。只有和原來中學的幾個同學在一起，我才感到我們的火可以和他們燃成一炬，當然我們思想的野火很快就被扑滅了。經歷了長期的思考和肉體的磨練，我終於明白我們過去的荒唐和幼稚。本來我不打算再上學，就在農村呆下去，但還是來這裡了。既然這樣，我下定決心，要好好學習，從此與過去的我決裂，但同班同學沒有一個理解我，我想回到單純也不可能了，但我相信將來會好的。
上面我寫的，不是他和我某次聊天的記錄，而是很多次交談後，我留下的總體印象。我認為他的內心很痛苦，又沒有辦法發泄，多少和我聊了些。我相信他也一定和他的其他朋友敞開過心扉，兩者之間是否有相通之處，我認為會有。
1967年，老實講農大還算比較平靜。各派之間不斷地打派仗，我早習以為常。我的出身不好，造反派對我這樣出身的都避而遠之，我只好當一個「逍遙派」。這在運動初期很難堪，無可奈何。可到了67年下半年，我發現「逍遙」的人越來越多，真的成為一個「派」，也就心安理得了。「逍遙派」圈子裡的人，不問「政治」，有談戀愛的、有做毛主席像章的、有打毛衣的、有養公雞抽雞血打針的，更有人長期不在學校，真不知逍遙到何處去了。我沒有怎麼走動，大部分時間都在看書，除了看郭世英借我的遺傳學方面的書外，我還看小說。我們學校的圖書館被人砸了，流落在外不少「封資修」的小說，我也弄到幾本。那時大張旗鼓在宿舍或什麼地方看，也沒人管，人都忙著到外地支持造反派去了，留校的人有興趣的在鬥嘴，沒興趣的各幹各的，這種特別自由的局面一直維持到年底。
郭世英被東方紅總部勒令不得離開北京，隨時聽候批判，但對他的約束並不很緊，他可以跑回家，我們見面聊天也沒有人管。
我看過馮驥才寫的一本書---文革經歷者的心靈檔案，《一百個人的十年》。我在下面要講的有關郭世英的一件事，其情節和馮驥才書中的第一個故事《拾紙救夫》有些相似。我要詳盡敘述的原因是，通過這件事，我感受到郭世英心靈中異常完美的一個側面。
有一天晚上，天氣很熱，我正在宿舍裡看書，一位同學進來告訴我說，有人在樓外找我。我跑出去一看，是郭世英，他身旁還有一個人，是個女孩，也就15、6 歲，很疲憊的樣子，他招呼我跟他們走。我跟著他們到花圃旁，找了個地方坐下，他指著女孩對我說，你能不能讓她在你那裡住一兩天。我問，她是誰呀？他說，她是從湖南湘潭來的，你叫？那孩子說，我叫羅湘漪。郭世英說，說起來話長，慢慢告訴你。我說，沒有問題，我們宿舍有空床。郭世英說，那好。我還要再回趟家，小羅你幫我照顧好，我後天一定回來。又對小羅說，你放心好啦，她是我小妹，有什麼話都可以對她說。說完掏出些飯票給我，就匆匆消失在夜幕裡。
當晚我安排小羅休息，小羅太累了，很快就睡著。第二天，我才有機會聽小羅原原本本說事情的由來。
小羅說，我父親是湘潭一所中學的語文老師，那個地方砸四舊，破封資修，連手錶都不放過。父親有一塊老牌的歐米伽手錶，造反派讓他交出來，他捨不得，就對學校的造反派頭頭說，手錶又不是封資修的東西，毛主席也有手錶。那頭頭說，你污蔑偉大領袖，你拿出證據出來。父親就說，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郭沫若見毛主席沒有手錶，就把他手腕上的手錶摘了下來送給了毛主席。那頭頭一聽，就給父親一個大嘴巴。命令嘍囉們把父親抓了起來，說你罪上加罪，我們偉大的領袖怎麼能拿別人的東西，你造謠！你反對毛主席！反對毛主席就是現行反革命！我父親說，那是我從報紙上看到的，沒造謠。頭頭讓父親拿出報來，可他到哪裡去找，就這樣天天拷打，關著不放。我實在沒有辦法，就偷偷扒火車到了北京，想找郭沫若，救父親出來。到北京，我還真的打聽到了郭沫若的住所，昨天我就到那里門口站著，想怎麼才能進去。恰好，你大哥從門裡出來，我不顧一切，哭著對他說，我要見郭沫若。大哥讓我別哭，問怎麼回事？聽我說完，他告訴我，手錶的事他知道，確有此事。不過要拿出證據，也要給他點時間。於是他帶我到外面吃了飯，先送我到大姐你這裡安頓下來。她問我，那大哥是誰呀？這麼好。我說，他就是郭老的兒子。小羅一聽就大哭起來，說她父親有救了，我安慰小羅說，肯定有救的，眼淚也禁不住流了下來。
郭世英是第三天的中午回到學校的，他見到我們後，拿出兩張照片，是兩張舊報紙的照片（我忘了是「新華日報」還是「大公報」或是當年別的什麼報了）。其中一張是1945年毛主席到重慶當天的報導，另一張照片刊有毛主席在重慶活動的軼事。郭世英指著第二張照片對小羅說，你看這裡就刊登了你爸爸說的那件事。我們仔細看，就是郭沫若送給毛主席手錶的報導。郭世英把這張照片翻過來，在照片的背後有兩行漂亮的毛筆字，是郭沫若的親筆。郭世英說，我昨天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找到了當年的報紙，請館裡的朋友拍了這兩張照片，請他馬上衝洗出來。回家後，我把小羅父親的事對我父親講了一下，我父親很感慨，在照片後寫了幾句話，再次確認他送毛主席手錶一事的真實性。郭世英把照片裝進一個信封裡，交給小羅，又拿出一張火車票和十幾塊錢塞到小羅手裡說，這是今天晚上回長沙的車票，事不宜遲，我們不留你了，趕快回去救你爸爸，有什麼問題給我們寫信。他讓我把我的通訊地址給小羅，在小羅感謝的嚎啕大哭聲中，我含淚給小羅留下了地址，抬頭看郭世英，他臉頰上也掛著兩行淚。
當晚，我和郭世英送小羅到北京站，望著小羅乘坐的火車離開我們才走。在回學校的路上我對郭世英說，這回你和你父親可幫小羅大忙了。他說，我只是做了些我力所能及的事，這對我來說不是很難，但對小羅來說可真是天大的難事。有句話「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我總記在心裏，這是做人的一個原則。其實這次小羅「千里救父」才是應該傳誦的千古佳話，我被她感動得兩天都沒有睡好。羅湘漪，多麼美的名字，多好的小姑娘，他深深地嘆了口氣。我們坐在公共汽車上沉默地望著外面，望著外面那沉沉的夜，沒有再說話。
（勇敢的小姑娘羅湘漪後來給我來了信，她感謝郭老和郭世英，說郭世英給他的照片和郭老的親筆，幫了大忙，讓他父親得以解脫 ……）
#p#幾天後，郭世英見到我，他還想著小羅的事。他說，我估計像小羅爸爸這樣的倒霉的事情各地都有。我真希望有那麼一天，要找什麼資料只是舉手之勞。不僅能讓很多人免於無妄之災，更能方便我們大眾。看來我應該改學圖書館管理專業，這個類似索引的學問太重要了。他又說，現在我們就可以做點事，我想編一本《魯迅語錄》，像編《毛主席語錄》那樣，每一章專門選錄一個題材。還可以編一部《魯迅著作索引》，如把魯迅文章中凡是寫桑樹的，凡是提到嫦娥的，都找出來，分門別類，這樣人們要找魯迅哪篇文章哪句話，不就非常簡單了嗎？他想馬上著手這兩件事，問我想不想和他一起干？我當然願意。他說，我還要找幾個朋友一起來做，這種工作可以分頭進行，最後匯總就行了。
那個時候，除毛主席的著作外，最容易找到的書就是魯迅的著作。郭世英給我佈置任務了，他讓我把魯迅論「青年」、論「國防文學」等幾個專題的話都找出來，抄在他給我準備的卡片上。他還讓我想想，如何編《魯迅著作索引》，在他看來這是比編語錄更大的事。我很認真地編《魯迅語錄》，前前後後我弄了近一個月，抄了厚厚一摞卡片，交給郭世英去匯總。我告訴郭世英，要編索引，看來非常困難，不是幾個月，也不是幾個人就可以做的。他也說，經過這麼一段時間的考慮和實踐，我也覺得這事太難。一個魯迅就這麼難，要是想把譬如「魯迅」這個名字，從浩如煙海的圖書裡都找出來，按我們現在的做法，根本辦不到。也許未來科技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會有一種辦法，我盼著。
電腦科技的發展，網路工程的問世，現在郭世英的這個夢想已經實現了，但他沒有盼到。當我把郭世英的名字輸入到Google裡、打入「百度」中，不到一秒鐘有關「郭世英」的條目就躍出，分別有14，500條和17，300條之多！這時我感覺世英大哥又回到我旁邊，無言地望著他自己的名字，啊！我的願望實現了，他心裏一定這樣在想。
我現在馬上就要寫到郭世英的最後日子。這是我最難和最不願意再去回憶和觸及的。人生最殘酷的不過如此，當我以發抖的手敲擊鍵盤時，請原諒我會激動而出現的語無倫次。也不要嫌我囉嗦，因為郭世英的遇難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我要讓人們從農大這個社會的一角，看到那個年代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相對的「好時光」到了1968年就不再。學校的形勢變得很緊張，清理階級隊伍開始，批鬥臭老九的聲勢一日高過一日。我們這些「逍遙派」已經不敢再逍遙，每天都要參加各種沒完沒了的，由學校裡、系裡或班裡造反派頭頭組織的批判鬥爭大會和小會，曾經喧嚷一陣的「復課鬧革命」，只有「革命」，再聽不到「復課」的聲音了。打人的事經常發生，不斷有什麼人被打死或什麼人自殺的消息傳出。大概是2月份，學校的工會副主席安鐵志，實在不能忍受折磨，從關押他的教室逃出，爬上大煙筒頂部，跳了下來，成為當年我聽說的學校第一個殉難者。我還親眼目睹了他們的一次施暴過程。有一次，我想到學校外面辦什麼事，剛走到校門，就看見幾個戴紅袖標的人，掄著皮帶抽打一位中年人。一面打，一面還大聲罵：「打死你這個狗特務！讓你跑！讓你跑！」那人很快就被抽得躺在地上，渾身是血，不再動彈，死活不得而知。
我想郭世英的處境一定也非常危險。每次見到他，我都要叮囑他要特別小心，自己保護好自己。他表面上看好像沒有什麼不一樣，但他可能有某種預感，免不了一場大難，我們交談不再輕鬆。4月初的一天，他告訴我，他們班的造反派命令他，不許亂說亂動，只許老老實實呆在學校，準備隨時接受革命群眾的批鬥。他說，什麼革命群眾，就是他們那一幫人。我很擔心地問他，他們不是還想翻你的老賬吧？他說，看來他們是想從我的老問題開刀，另有圖謀。你沒有看大字報說嗎？是誰膽敢把X反革命集團的那些人，特別是我就這麼不痛不痒處理了？要揪出包庇我們的人。我問，哪你怎麼辦？他說，聽天由命吧！小妹，你記不記得，我曾經跟你說過，農大是我這場悲劇的落幕。我的意思是說物極必反，我相信悲劇落幕後，我會和你們一樣的人，真正成為一個有知識的新農民，這是我現在最大的願望。
農大好像很早就成立了革委會，（至於1968年4月以前是否進駐了工宣隊和軍宣隊我已經記不很清楚了）革委會掌管學校的大權，學校的斗批改以及清理階級隊伍的事，都是由革委會佈置。我聽說當時掌管農業口的是姚文元，而王力、關鋒、戚本禹那幾個文革干將親自抓農大的運動。我現在想，這些人幾次接見農大革委會的負責人，是否曾經說起郭世英的事？是否暗示過他們，要從X這個案子處理入手，達到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革委會和他們系裡的那些人才有恃無恐，拿雞毛當令箭，猖狂之極。我的猜測不是空穴來風，因為郭世英就是在4月初在我們那次聊天時，提過「郝爸爸」和「郝媽媽」兩個人，說他不知道以後再見到「郝爸爸」和「郝媽媽」，說些什麼才對得起他們。我沒有問他，「郝爸爸」和「郝媽媽」是誰，但兩個很奇怪的稱呼困惑我多年，我一直以為是兩位職位很高的領導，但我又想不起有什麼姓郝的高級幹部。當我寫這篇文章時，我曾把「郝爸爸」和「郝媽媽」分別或單獨輸入「百度」和Google查詢，但沒有找到任何有價值的條目。而我從周國平的《歲月和性情》一書中看到有這樣一句：「世英死後，周恩來來到郭家，還曾說了，世英是為我死的，這樣一句痛心而內疚的話。」各種資料也表明，周總理確實曾經關注和參與處理X這個案件。那麼農大的那幫人當年對郭世英下毒手，真正的目的是否就是奉姚文元等人的暗示，針對周總理的呢？郭世英說過的那個「郝爸爸」和「郝媽媽」是否就是指周總理和鄧穎超呢？我希望我的猜測能夠得到證實。
4月中旬，我們系的副教授劉書芹被關了起來，連夜毒打審訊，要他交待問題。打人的事，都是那些造反派的中堅份子親手干，不讓外人看的。事後，他們把劉書芹送到我們住的5號樓的地下室，把我叫來，命令我給劉老師的傷口上藥，給他吃消炎藥。還說，這是什麼革命的人道主義，不能讓他死了。每天當我面對遍體鱗傷的劉老師，我難受極了，心裏憤怒地咒罵那些 混蛋。我更擔心郭世英，千萬別落到這些人的手裡，他們就是法西斯！
一天，我到校醫務室，為劉老師拿藥，取些處理外傷的紗布藥棉。在排隊取藥的時候，我聽前面兩個人很小聲地說，我們把郭世英那小子抓了回來，晚一步他就投敵叛國跑了。還說，正在審問，他嘴硬得很…… 我一聽，頭嗡的一聲，眼睛一黑差點摔倒，扶著牆，強作鎮靜，想繼續聽他們說。他們似乎發現我聽到了他們的對話，就不再說什麼。我最怕的最擔心的事，到底發生了。
我走出醫務室，坐在醫務室的臺基上發呆，腦子一片空白。我說過，我遇事特別沒有主意，就這樣不知坐了多久，不知道怎麼辦。後來我想，最重要的是趕快搞清楚郭世英現在被關在哪裡？設法和他見見面。我站起來，在宿舍區，在教學區還有校園到處亂轉，希望能發現點關押郭世英的線索。我還跟蹤了他們班的人，可是沒有結果。看來，這次他們對郭世英採取的行動是有計畫安排縝密的，很可能就是校革委會一些人組織的。如果真是那樣，郭世英現在的狀況就更糟糕了。
那時農大校園的許多建築物包括家屬宿舍，都關押著眾多所謂的牛鬼蛇神，和稱為反革命分子的無辜群眾。為了防止他們逃跑和自殺，看管得相當嚴，要想從中找到郭世英，談何容易！我個人看來沒有這個能力了，我想起一個老鄉，他也姓郭，畜牧系的飼養員，出身好運動積極，被系裡三結合到革委會裡了。從我平時對他的瞭解，他還算有良心，看不慣那些打人折磨人的造反派的行為。我對老郭說，郭沫若的兒子郭世英被抓了，我想見見他，問能不能幫忙。老郭問了問情況，猶豫了一會兒說，我想想辦法，我不知道這事，要先打聽他被關在哪裡。他讓我等他的消息，晚上在食堂門口見。
離開老郭那裡，我回到宿舍，心亂如麻。我站在窗前望著外面。學校裡的擴音喇叭一天到晚都在聲嘶力竭廣播，不是說什麼斗批改形勢一派大好，就是牛鬼蛇神你們聽著等等那些千篇一律的吼叫，天黑了也不停止。我六神無主，什麼事都做不了，乾脆還是到食堂門口等老郭去。
我到食堂門口，在那裡等了好久，總算把老郭盼來了。我焦急地問怎麼樣？老郭說，他打聽到前天和昨天郭世英先是被關在教學樓裡，今天下午又轉移了，具體什麼地方他不清楚。原來郭世英已經被他們抓來有兩天了，如果不是在校醫室偶然聽說，我到現在都不知道。問老郭，郭世英有沒有挨打？老郭說，怎麼沒有？！他說，雖然我沒有見到郭世英，但聽他們透露說，怎麼打他，他都不說話。老郭這麼一說，我的眼淚止不住流了下來。老郭說，別哭呀！哭管什麼用，我都見不到他，你也別去找他了。你說他是郭沫若的兒子，你不如去找郭老，沒準會有救。聽老郭這麼，我想起了可敬的小姑娘羅湘漪。對呀！我怎麼沒想到向小羅那樣？我應該去郭老家，把消息告訴他呀！會有救的。我謝過老郭，忙回宿舍取些錢，準備進城。
誰知這時來人，催我去地下室給劉老師換藥，我這一天，昏昏沉沉的，只想到郭世英，把劉老師給忘了，我匆忙到地下室。看到劉老師的傷口又多了幾處，舊的傷還化了濃。我心裏一邊罵那幫傢伙，一邊罵我自己，我沒有來及時給劉老師吃藥和換藥。我這是怎麼啦？郭世英和劉老師都是受難者，我不應該顧此失彼。我靜下心來，為劉老師處理了傷口。我求監視我們的那個同學，你們就手下留情吧，再這樣折磨下去，他可就危險了。那同學看沒有別人，就悄悄對我說，我沒有打他，我也恨他們，但他們就是不放過他呀。我坐在劉老師身邊，見劉老師雙眼緊閉，臉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著。突然，我聽劉老師輕輕地問我：「幾點鐘了？」我沒有手錶，看守我們的同學說，12點都過了。劉老師又問：「今天幾號？」我說：「4月21號，哦，應該是22號了。」1968年的4月22日，那一早一晚將要發生的兩件事，讓這個日子銘心刻骨！
劉老師再沒有說話，好像睡著了。我回到宿舍，不知道時間，只知道太晚了，根本沒有公共汽車，只好等一早再進城，去郭老家。
那是一個瘋狂的年代，起床之後就是一陣瘋狂。天一亮，大喇叭先是高聲播放那個神聖的樂曲。隨後，全校師生，包括家屬在內（專政的對象除外，據說他們在被關押的地點，有一套專為他們設計的，早晚向偉大領袖請罪的程序），必須列隊到指定的地點，面向東方，或面向偉大領袖和他親密戰友的畫像做「早請示」，要高呼「萬壽無疆和身體健康」凡三次，要高聲念《語錄》好幾段，還要跳從東北才引進不久的「忠字舞」數節。這樣的一套程序走完，半個小時過去了。
人們散去，我急急忙忙就往校門口走。就在這時，我發現許多人往6號樓那邊跑，隱隱約約聽說，有人跳樓了。我沒有隨人群擁向6號樓，一則，我有要事進城。再則，這種事從2月份安鐵志自殺開始，幾乎隔幾天就會發生，不是我麻木，而是不忍，不忍去看，也不忍去聽。早上乘車的人多，又是星期一，我在公共汽車站耐心等著。這時就聽新到的，一位來等車的人說，剛才又有人跳樓了，聽說是郭沫若的兒子。郭沫若的兒子！我一聽頓時傻了，腦子一片空白，在那裡一動不動站著。車來了，大家蜂擁上車。車走了，車站只剩下我一個人。
我忘了我是怎麼回到學校了，也忘了我是怎麼把腳步移到6號樓的。樓外還有許多人，七嘴八舌低聲議論著。從人們的低語中，我知道就是剛才，大約還不到半小時，郭世英遇難了。大郭，我的大哥，他走了，再也不會回來了。
我不敢走過去，不敢再往前看。我分開人群，走回自己的宿舍。宿舍裡空無一人，我把我自己包在被子裡，放聲痛哭。
我不相信他會自殺！想起我們最後的那次見面，他告訴我 ，他最大的願望是將來當一個有知識的農民。這個願望不很宏偉，也不浪漫，但很現實。是他從苦難的經歷中最終自己選擇的，他為什麼要放棄？
我不相信他會自殺！雖然他最後在農大的日子非常險惡，像是要越過激流。但他見到一塊露出水面的礁石，就跳上去，見到另一塊，再跨上去。他就這樣涉足，已經快到彼岸，他為什麼要跳到水裡去？
我不相信他會自殺！他的女友在等他，他的父親和母親在等他，他的兄弟姐妹在等他，他的朋友包括我這個小妹也在等他。他曾經告訴過我，他的弟弟去年的死，給他的父母造成巨大的悲痛，他的生命對他的父母來說，有多麼重要，難道他會自己去結束它嗎？
我不相信他會自殺！面對那幫惡棍和匪徒，他有思想準備，他對我說過，聽天由命吧！我想他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就是被他們折磨死，他也要維護他做人的尊嚴和為人的道德準則。
我在痛哭一場後，揭開被子。我對自己說，不行，我得出去，我要儘可能瞭解今天所發生的一切，要不就晚了。
#p# 我走出我住的5號樓，看到還有人圍在6號樓周圍，有些好像是警車的車輛停在樓前，有人守在那裡不讓人們走近。我走來走去，打算通過群眾的議論，發現目擊者。但雖然議論紛紛，我始終沒有聽到一個有價值的聲音。
我又回到宿舍，同寢室的幾個同學也在說著對面樓裡今天發生的慘劇，大家心裏都不好受，儘管除了我之外，別的同學都和郭世英沒有什麼交往。這時一位同學說：「我們樓上畜牧系的一個同學親眼見到郭世英從樓上掉下來……」我馬上問：「誰看到的？」那同學說：「就是那個領我們每天跳忠字舞的同學。」那位同學我知道，是學校文藝宣傳隊的，不過不清楚名字。於是我上樓，在四樓我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位同學，她姓李。我直截了當問：「聽說你看到了郭世英墜樓的過程，是怎麼回事？」她也很爽快，說：「不是我親眼見到的，我當時不是在領舞嗎？剛結束，我們在樓側怎麼能看到？是她。」小李指著旁邊另一位女生繼續說：「她是我中學同學，現在在航空學院（或化工學院，我記不很清），昨天來的，晚上就住這裡了，她看到的。」我就請那位外校的同學談談經過。肯定她已經不止一次向同學們說過，來龍去脈說得很清楚。
她說：「今天一早，你們都去早請示，我是校外的，沒下樓。廣播那麼響，我也睡不了啦，起來望著窗外梳頭，面對的就是那座樓。」她用手指了指，知道她指的就是6號樓，和這座5號樓外形結構都一樣。
她繼續:「我正梳著，突然看見對面樓靠左邊一點有個人往下掉，肯定是人，頭朝下，一下子就砸在地上，發出很沉悶的響聲，因為下面有樹擋著，我沒有看見砸在地上的樣子。我嚇壞了，下意識往上找，就看四樓窗子開著，」
她讓我看那個窗口，那窗口和我們現在的位置一樣高，稍斜向我們，還是敞開著的。她說：「別的樓層沒有開窗的，那開著的窗口裡有兩個人影，那麼一晃就沒了。」
我急忙問：「確實有人影？」
她說；「沒錯！本來我以為人是從樓頂上掉下來的，我眼睛那麼一掃上去，就看那扇開著的窗裡人影一晃，一晃就沒了。肯定那人就是從那窗口掉下來的。是裡面的人給他推下來的，還是他跳下來的，我沒看到。整個過程也就二、三秒鐘的樣子，嚇死我了。」
旁邊小李這時說話了：「我當時隨著人群往出事的地點跑，還沒到那裡，有同學跌跌撞撞逆人群往回跑，拉著我就走，說太慘了，太慘了，別去看了。我問她，誰呀？掉下來的？她用手捂著嘴說不知道，不知道，手還反綁著的，不說了，不說了。」
我又問了一些情況，走下樓再回到自己的寢室，零零碎碎的畫面在我的腦子裡晃動，讓我欲哭無淚。
一般來說，女生的邏輯思維能力較男生差，我就是這樣，我無法冷靜地把同學們說的和自己看到的很好聯繫起來，對郭世英的死因做出一個合乎情理的解釋和判斷。多是從郭世英的個性上肯定他不可能自殺，而是被害，但又理不出一個頭緒。
一天下來，我不知道怎麼過去的，除了郭世英的形象在腦子裡忽閃忽現外，就記得我還要給劉老師上藥，別忘了。我一天哪兒都沒去，晚上我像往常一樣，去地下室。可今天很異常，有人把守下去的門，讓我回去。我爭辯說，是你們讓我來給劉老師上藥的，怎麼變了。他不聽我解釋，說讓你回，你就回，哪有那麼多話！
我只好回宿舍，心裏想著劉老師，要是今天不換藥，他傷口肯定會惡化。我這一天身心俱疲，迷迷糊糊躺在床上。也不知何時，就聽耳邊有人說，又死人了，劉老師自殺了！我以為是做夢，一下坐了起來。睜眼看，是同學在床邊。我急忙問：「誰？劉老師，劉書芹？」她點點頭。
1968年4 月22日，我生命中最可怕的一天！我不能再寫了。
後記
事情過去這麼多年，我也沉默了這麼多年。這幾年，關於郭世英的回憶文章又多了起來，我想原因之一是，人們在新的時代發現了郭世英生命閃光的價值。我仔細閱讀了我所能看到的有關文章，也很關注由郭世英和X事件引發的官司。郭世英的確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個人。我現在回想一下，郭世英在我一生中的位置，不能說重要得影響了我的一生，但他是讓我最懷念的人。我們有過近兩年的交往，那麼多年過去，他的音容宛在，可見他人格的魅力。我後來從事了遺傳學的科研，這多少也是受到郭世英的影響。而他對我說過的：「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這句話，也成為我為人處世的一個原則。
我一直耿耿於懷的是郭世英的死，他死得蹊蹺。說他是自殺的，我認為根本不可能。面對強加於他的「自絕於人民」的結論，我憤怒，但我當時只能以沉默來面對那顆「霸道和強權的鋼印」。現在，我已經不是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學生，多年的科研實踐，我的邏輯思考能力比以前強了許多。我冷靜地思考，把那天聽到、看到的一切綜合起來，我敢肯定，郭世英的死，是謀殺而不是自殺。
我是這樣推斷的：那位北航（或北化）同學看到郭世英墜樓瞬間，四樓窗口有兩個人影一晃就消失，這個情況非常重要。如果郭世英是自殺，當時的屋內會有兩種可能，一是宿舍除郭世英外無人，郭世英跳了下來，這樣窗口不可能看到人影。如果有人影，也是事情發生後，看守者發現，跑到窗口，往下觀察，而這個過程再快，也要幾秒鐘，而不可能是在出事的瞬間。二是有人，郭世英往下跳，看守的人會立刻跑到窗口，去拉他，但沒有拉住，郭世英跳下去了。他們會很驚慌地站在窗前，往樓下張望。這個過程怎麼說，同樣也會持續幾秒鐘，然後他們才會掉頭往樓下跑，而不可能一晃即消失，這不符合常理。這兩種假設的情況都沒有出現，那麼肯定郭世英就不是自殺。邏輯的自然推理就非常簡單了，郭世英是他殺，是窗口後的人，起碼兩個人，他們把郭世英抬上窗口，然後把他推下去。為什麼兩個人一晃即消失，唯一的解釋是，他們怕人看見，因為他們是殺人犯！
再來分析郭世英是否自己爬上窗口，跳下去的。我以為根本不可能。郭世英的手被反綁著，這不僅小李的同學看到了，各種文章也都提到了。反綁著的人，即使是身體很強健，在沒有別人的幫助的情況下，也不可能「升起來」，升到一米多高的窗口處，還能再用反綁的手拔開插銷。試想，這時他身體的位置在何處？雖然我沒有去那個房間，不過這幾座樓的結構都一樣，那窗臺只有幾厘米寬，他能在上面穩住嗎？更何況郭世英渾身是傷，三天的拷打折磨已經讓他奄奄一息，也正如一些文章寫的，在這種情況下，他要完成幾個高難動作才有可能從窗口載下去。他又不是超人。而我更以為那天早晨，他們又對郭世英毒打，或者把他打死了，或者打得他只剩下了一口氣。他們到底還是心虛，就把他從窗口推了出去，造成自殺的樣子，逃避罪責。
最後來看那些暴徒綁架郭世英的目的，說他是想投敵叛國，這是抓他的藉口。真正的目的是想撬開郭世英的嘴，得到他們想要達到的抓幕後「包庇者」的不可告人的陰謀。如果目的達到了，用不了多久，就會有爆炸性的新聞滿天飛，可是後來並沒有這方面的什麼新聞出現。可見郭世英在他們面前不屑開口（我在郭世英遇害的前一天，在校醫室聽到兩人對話，他們說郭世英嘴硬得很，什麼都不說，就是證明），或根本不談他們想要的，他們的目的沒有達到，最終，惱羞成怒將他害死。這在現在看，是不可思議的，而在那個年代，尤其在農大，不到一年就被迫害死了30多人的那個角落，草菅人命，太常見了，怎麼他們就不會對郭世英下毒手呢？！
最後我想對殘害郭世英的那幾個人說幾句話：
你們現在在哪裡？或許你們可能已經退休，在兒孫的身邊頤養天年；或許你們還在發揮余熱，在田邊、還在實驗室老眼昏花用放大鏡觀察你們培育的新的作物。這些我都沒有什麼好說的。但是你們活得心安理得，是嗎？你們生活過得很有滋味，是嗎？你們難道從來不做惡夢嗎？你們的良知（如果有的話）從來沒有被咒語喚醒過嗎？你們可以說，我們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夠了，我已經聽夠了！一切想逃脫自己罪責的誣陷者、打手、劊子手等等像你們這樣的卑鄙小人，現在無不用這同一說辭為自己解脫和申辯，沒有用的！不是文革中所有的人都和你們一樣，你們畢竟是「一小撮」。你們這「一小撮」，傳承著的是文明的負一萬次方的卑劣。從你們身上我看到了歷史上的那些酷吏的影子，看到聞一多最後一次演講時，那台下晃動著的特務的影子。對於歷史上有爭議的人物，人們還會繼續爭論下去，因為爭論有價值。但你們！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你們都是要注定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的。北島說得好：「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正因為你們是卑鄙者，你們在那個時代才獲得了一張張讓卑鄙橫行的通行證，別人無此「特權」。
那麼「我們就死定了？」你們也許會這樣說。現在早已經不是那個你們曾經對人吼過的： 「踏上一萬隻腳，讓你永世不得翻身」的時代了。你們還是有獲得寬恕可能的。具體說，要是你們真正對自己過去所作所為有所懺悔，唯一的方式就是痛苦地站起來，把郭世英遇害的真相說出來，儘管我已經認定郭世英就是你們殺死的。現在再沒有「大師傅」來做調查組的組長（1978年，郭沫若去世後，依於立群女士的要求，農大成立了一個調查組，想調查郭世英死的真相。組長是位政治上可靠而專業上一竅不通的食堂大師傅，可以想像會調查出什麼結果。），你們的罪行也已經不會再受法律的制裁，只有道德的法庭對你們的靈魂進行審判。而那句早已經不合時宜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對道德法庭來說還是適用的。怎麼樣，你們有膽量嗎？我等著。
郭世英走了，他留下的是他高尚人格的身影，在我心中，他是永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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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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