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書展的最後一天，傅益瑤忙得團團轉：出席新書首發儀式和研討會，為讀者簽名售書，出席由日本前首相羽田孜率領的文化代表團的演講等活動。
出書，是第一次，一次就出了幾本：《我的東瀛歲月》、《我的父親傅抱石》、《窯火丹青——傅益瑤畫瓷》、《佛教東漸圖》卷軸。 原本，只是聊天時講故事被上海辭書出版社負責人聽了進去，約她寫出來，下筆後卻發現要說的太多，於是拆為兩本，加上畫冊，成了「系列」。
不說父親：有關父親畫作的真假，她閉口不談
採訪她，幾乎每個記者都要問：「你怎麼看你父親畫作的價格？你能辨別出父親畫作的真假嗎？」
10天前的一場藝術品拍賣會上，傅抱石的一幅《雨花臺頌》以4620萬元成交，創下近現代畫家單幅中國畫最高拍賣記錄，隨後，即被傅抱石之子指為「偷賣之作」，要求追究。
或許私底下還會有人猜測，她在此時的出書，是藉著父親畫作的新聞做「由頭」來炒作吧？其實出書與參加書展的日程，都是早已計畫確定了的。她的《我的父親傅抱石》，也是傅家後人撰寫的第一本傅抱石傳記。
對於父親畫作的真偽，傅益瑤早給自己下了「封口令」：「假畫實在太多，要看出並不難，但收藏市場過於功利，忙著炒作，對於畫本身的藝術感受反而成了最不重要的事情。多談既無聊又麻煩。」
人生掙扎：從「山水逼似乃翁」到留下「自己的痕跡」
當年的傅益瑤，曾用了很大力氣來擺脫父親對自己的藝術和人生的影響。
她是傅家三女兒，從小是在父親畫室裡玩大的，耳濡目染儘是藝術作品，別人難得見到的水墨大師藝術創作狀態、氣息她十分熟悉，但少年時代的理想偏與繪畫無關。直到18歲父親去世之後，她在農村插隊落戶、精神苦悶又思念父親的日子裡，才開始拿起畫筆臨摹傅抱石的作品，一出手就有父親的墨致氣韻，被郭沫若、吳作人等稱讚非常有靈氣，「山水逼似乃翁」。
1979年，傅益瑤作為當時唯一公派學習藝術的留學生留學日本，考入父親傅抱石在上世紀30年代留學的東京武藏野美術大學，師從鹽出英雄、青山杉雨等名家，之後更進入東京藝術大學，受業於日本文化泰斗平山郁夫。從中國到日本，師長同輩都視她為「傅抱石的女兒」，她則為了作品中有太多「父親的痕跡」而苦惱，「掙紮了很久」，才開始走出自己的藝術道路。
偶然的機會，她開始為日本一些寺院繪製用中國宣紙和水墨畫的障壁畫，《比睿山延歷寺圖》、《天台山國清寺圖》、《祖道傳東圖》……斗室之中，一幅幅形制巨大的水墨繪畫讓她激情酣暢，而越來越多懸掛在著名寺廟內的障壁畫，讓她獲得了日本藝術界和社會的認可。1990年，她獲得了河北倫明先生主持的「倫雅美術賞」——一個很多日本畫家終生追求的獎項。
也說父親：師其心，不師其跡
父親傅抱石留下的痕跡，還在。未必是筆墨技法，也未必是題材構圖。更多，是精神上的衣缽傳承。這幾年，傅益瑤越來越多在不經意間說起父親。
本來只想寫「我的東瀛歲月」，因為回憶中父親的痕跡太多，乾脆分開，於是有了《我的父親傅抱石》的意外成書。她在書中生動地講述著傅抱石生活、創作中的細節，那些不為外人所知的軼聞趣事，以及傅抱石傳授給子女們的對中國畫的獨到見解。對傅抱石的整個藝術創作歷程，傅益瑤有非常明晰、獨到的認識與理解，是極力拉開距離，作為一位藝術家來評點分析的——當然，依然懷著作為女兒的深摯情感。
傅家幾位子女後來都走上藝術道路。但在當年，他們的父親從未逼迫或訓練他們學畫或做什麼。傅益瑤讀大學，父親堅持讓她入中文系，學古典文學，因為不論將來做什麼，都要有紮實的文史知識來墊底。不學文，便畫不了文人畫，畫水墨更易成畫匠——這樣的「美術教育」，恐怕是今天許多父母都已忽視的。
因為父親生前不止一次說過「賣畫和畫畫不同路。要賣畫，就不能畫能夠留存下來的有價值的畫」，於是，即使在艱難境遇中她也堅持不與畫商來往，追求文化貢獻，後來更以弘揚中國水墨畫、致力中日文化交流為業。這樣的堅持和勤勉努力也獲得了日本各界人士的認可，為她的新書首發和為推動中日關係健康發展而來的日本眾議院議員、前首相羽田孜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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