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來一大千(三)（圖） －－畫家中的畫家張大千

1949年張大千離開中國大陸後到了印度，從他家鄉傳來的消息：中國共產黨劫收了他成都的住宅，家人被迫遷至宅旁僕人房室居住。「所藏古字畫以及宋元古紙，價值連城多遭毀壞」，大千為之唏噓不止，而且中共判「大千有三大罪狀：種花一罪也，養猴子二罪也，好吃三罪也，於是議處罰五千單位以贖罪云云」。這些中共早期對張氏家族的迫害，都是造成大千餘生堅拒中共的主要原因。1951年冬，大千的子侄等四人，從四川經澳門抵港，奉中共政府之命，勸大千回去大陸。 大千趁機力勸子侄留在他的身邊，不要回去效命。他認為共產黨會不甘心，或許採取激烈的報復行動，也擔心香港不是久居的樂土，於是大千先生由天主教會協助，舉家遠遷南美。而舉家遷往南美的費用，還是忍痛出賣了他收藏的兩幅珍品，董源的《瀟湘圖》和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張大千移居海外，初至印度，次遷香港，又移南美，曾在巴西建"八德園"，居十數載，復又轉赴美國加州。70年代後期居臺灣臺北市雙溪摩耶精舍。

五十年代初，張大千和夫人、翻譯在巴西造訪畢加索。先看到一百多幅畢氏臨摹齊白石的中國畫習作，然後畢加索說：「我最不懂的，你們中國人為什要跑到巴黎來學藝術！」，他再強調一句說：『真的！這個世界上談到藝術，第一是你們中國人有藝術。。。所以我最莫名其妙的事，就是何以有那多中國人、東方人要到巴黎 來學藝術！」

張大千先生非常重義。如一位臺灣攝影家出境舉辦影展，他即囑夫人送去厚重禮金。至於好友影展，他更是殷殷捧場。1961年7月8日，臺灣著名攝影家郎靜山在日本東京辦攝影展覽，張大千與張孟休特地去參加開幕式。張孟休記述當時情景，說：「先生（張大千）從頭到尾把挂出的很多照片都一一看過，而且對每張都仔細端詳一番，花費了不少時間。……在展覽場巡禮一週後，我跟著大千回到一張竹子照相前，復看一遍。那張竹子實在照得好，富有詩情畫意。他說『畫家文與可的墨竹，也不過如此，我要買下來。』……後來叫人把相片取下，由我們自己帶到四川飯店，他才對我說：『這張照片照得好，送給你，拿回去做畫竹的參考。 』」，張大千先生就是這樣處處體現出一種傳統的禮義風範。

作為一代「藝壇宗師」，張大千先生沒有大架子。他熱愛生活，平易近人，喜歡與親友拍照留念，留下了大量生活照片。這與他重友情有關。這點與世界上許多藝術大師、諸路名人形成鮮明對比。1982年4月14日，張大千先生在其摩耶精舍內翻閱舊書，偶獲書內所夾1936年與徐悲鴻在黃山合影，悲喜交集， 感慨不 已。準備交人重拍放大，分贈友好，並留作紀念。次日，他在家繼續繪製《廬山圖》，恰逢郎靜山諸友來訪，遂不聽護士勸告，引客人進花園參觀，還擺出各種姿勢讓客人拍照。此等小事，一則可以看出張大千先生對攝影的喜愛，二則使人感覺到他對朋友的深情厚誼。

張大千以擅長畫荷花著稱，素有「古今畫荷之登峰造極」之譽。張大千他認 "中國畫重在筆墨,而畫荷花特別能體現筆墨的基本功, 此幅荷花水墨淋漓,落落大方,雅俗共賞,嬌而不艷!用渴筆、濕筆墨活、濃郁、深厚，凝斂而不滯，渴筆飛白，蒼勁、流暢、華滋而不枯。刻畫自然，氣韻天成，出淤泥而不染，不僅超越了花卉本身的屬性,也將文人花卉畫的筆墨範圍推向另一種景界!張大千畫荷有許多獨特之處。他曾說「畫荷主要在於畫荷葉及荷梗」。他畫荷葉喜用濕筆，學清初畫家八大山人而略有變化。他畫荷梗喜用渴筆焦墨，個人風格突出。大幅荷桿都是兩筆完成，一筆從上至下，另一筆從下至上，兩筆自然相接，粗細無差，似是一筆而成，天衣無縫，此等功力，唯張大千一人而已。他還說「畫荷，最易也最難。易者是容易入手，難者是難得神韻」。其實，學過畫荷的人都知道，畫荷最難畫的是荷花。因為畫荷葉有固定的程式，而荷花沒有。它又關係著荷的神韻。
由於大千先生除了繪畫以外，同時兼擅中國書法和詩文，他有許多詩書畫的作品，在書法上，大千先生也兼擅各體，根基深厚，造就很高，而且創造出顯著的個人風格，是中國近代的重要書家之一。在詩詞題跋方面，他也是少有的高手，連文學家也佩服他。金石篆刻，早年已有相當的水準，只是日後無暇作進一步的發揮。如此頂尖的「三絕」藝術家，在歷史上本來已不多，近代當然更少。更因為他的專業精神，和超乎常人的努力，他的一生中留下了大量的作品，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損毀不計其數，然而若要估計，說他傳世的作品數以兩萬幅計，也一點都不誇張.在書畫收藏史上，大千不愧是近代少數最重要的收藏家之一。在書畫鑑賞方面，他更是自信滿滿，自認為是五百年來所無。同時，他當然是書畫家之中，極少數具有真知灼見的書畫史家。並且他治家有方，由家眷、子弟、門人組成的助理群，隨時提供他最好的創作條件。這一切的總和，成就了張大千不朽的名聲與成功的藝術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