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北榆林油田的利益糾紛本來是一個經濟問題。不幸的是，在中國，一切問題都可以變成政治問題。
民營投資者在賓館組織開會商量維權事宜，那叫「非法集會」；律師收取律師費，那叫「非法集資」；他們集體上訪，那叫「聚眾擾亂社會秩序」；他們想表達抗議，輕則不予理會，重則武力相向。他們想找媒體曝光，消息會被封殺；他們想在網際網路上喊冤，網站會被封掉；他們不得不找國際媒體，那叫裡通外國危害國家安全；他們想起訴，人家的法院根本不理你，公檢法公然不受理。現行體制下，你能怎麼樣？你還能上山打游擊麼？
把一些捍衛自己經濟利益的投資人逼上絕路，然後抓住逃亡的維權代表和國際媒體的偶然聯絡以及個別維權人士十幾年前的政治活動的蛛絲馬跡，就聲稱抓住了一個重大政治事件，以強烈的敵人意識對待自己的國民，這就是陝西某些政府官員的邏輯。我們並不否認，在維權者向陝西政府請願的時候，提出的某些要求不盡合理，但這本來是一個可以協商的問題，也只是一個賠償多少的問題。但遺憾的是，他們居然成了被追捕的流亡者。一些麻木機械的官僚能把千千萬萬普通維權者逼成陳勝吳廣，這是中國的一個現實的威脅。
陝北油田的開發模式是在特殊的地質構造背景和歷史背景下形成的，它給這片貧瘠的土地帶來了迅速的繁榮，但卻侵害了官僚壟斷企業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簡稱「中石油」）的利益。本來，以壟斷國有大企業的運營成本，開採這片貧瘠的油礦是得不償失的，所以中石油下屬的長慶油田當時放棄了這片地方。但隨著油價上漲，長慶石油改變了自己的判斷。另外，由於地形複雜，地界劃定並不十分明確，在利益驅動下，地方政府所屬公司與私人投資者開始滲透侵吞長慶油田的地盤，三方因此經常發生衝突。
在這三方爭奪中，長慶油田與地方政府的鑽採公司都有權力背景，雙方發生突後可以在權力的平台上協商解決，但長慶油田卻難以對付來自民營投資者的侵蝕。而且，隨著民營投資的比例成長，資源爭奪戰的前線主要表現為長慶油田和民營投資者的矛盾。
從來不習慣於市場競爭的長慶油田顯然不屑於參與這場紛亂的博弈，它向高層權力求助，試圖一統陝北的天下。當然，長慶油田寫給中石油的報告中不會說自己的利益受了損害，而是說國家的利益受了損害，作為這場戰爭的第一個戰役，中石油通過自己強大的資源發動了一場妖魔化民營投資者的運動。藉助《焦點訪談》等一些中央級媒體，他們宣揚民營開採石油存在的一系列嚴重問題:環境污染、資源浪費、幹部打井、土煉油、民營企業無資質技術落後等等。但是，這些看起來混亂的場面正在形成一種市場主導的秩序。
而且，這些所謂的混亂從根本上說不是一個所有制的問題，而是一個管理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但這些「混亂」給官僚資本擴張壟斷找到了藉口。於是，以國家利益的名義，中石油和陝西政府對民營石油企業都摩拳擦掌。面對中石油這條有著中央權力背景的「強龍」，陝西省政府顯示出了作為「地頭蛇」的強悍，就在中石油的長慶油田和一些民營企業談判收購條件的時候，陝西省政府先下手為強，動用國家機器果斷出擊，佔領了民營投資的數千口油井。
那些成千上萬的民營投資者在陝北投資油田時，恐怕沒有人打算成為被追捕的受難者。民營投資者與中石油長慶油田的糾紛也不過是經濟利益。即使地方政府背信棄義要收回油井，這本來不過是一個合理補償的問題。即使民營企業起來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這也不過是一個法律問題。然而，卻被少數利益集團操縱為政治問題。他們都打著為了國家利益的旗號，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一個是大型國有企業，自以為代表國家，一個是地方政府，為了「西部大開發」和「社會穩定」。
在官僚壟斷資本和地方官僚利益集團的雙重擠壓下，脆弱的民營資本被掠奪和驅逐，這和一百年前的中國何其相似！而當他們拿起法律的武器捍衛自己的權利和尊嚴的時候，他們成了破壞和諧穩定的「別有用心」的「階級敵人」。連同為他們辯護的律師在內，維權者被扣上政治帽子抓進了監獄。搶了油井，抓了維權代表，抓了律師，恐嚇了民眾，問題就解決了麼？
以國家的名義，他們爭奪自己的利益；以國家的名義，他們搶劫公民的財產；以國家的名義，他們把經濟問題變成政治事件；以國家的名義，他們製造人民的恐懼和敵意；以國家的名義，他們踐踏法治的尊嚴。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國政府必須認真對待地方既得利益集團和官僚壟斷集團對人民的傷害了。
《亞洲週刊》二○○五年第三十三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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