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揪不出爸爸愈冒火--公安局確定反動標語是一米二左右孩子寫的--糖果、看電影、割掉爸爸的鼻子餵老虎--我被押到刑場面對一桿槍--「別怕,孩子,他們在逗你玩兒呢!」--為什麼那次不槍斃我?--我是在童年就低下頭的
你要求親身經歷文革的人自己口述,我想轉述一個故事給你。這是當事人親口講給我的。我一直打算把它寫成小說,可是讀了你的《一百個人的十年》一些篇章後,覺得這故事放在你的書中更合適,我想你很難找到這樣一個深刻的典型,更能揭示文革的殘酷性。
這故事的主人是一個八歲的死刑陪綁者。怎麼,你不信?對,八歲,不是十八歲。她面對一口槍時,並無絕望心理,相反認為好玩。你別急,我說這故事馬上講給你,而且完全如實地講,不加一點虛構的渲染。我知道你要求一種事件本身的徹底真實。
那是1979年,雲南邊境的戰火未熄,我去前線採訪。由北京飛到昆明後,忽然感到胸悶,喘不過氣。有人說這是高原反應,往南走地勢低就會好些,我便一天也沒在昆明停留,拉上兩個從北京來的畫家搭伴,乘車經K市到達G市。據說由G市再往南必須翻山越嶺,必須搭軍車。天色已晚,不容易找到車搭,便在G市過夜。G市已經很有些前線氣氛了。街上有許多軍人;不少裝滿軍用物資的大卡車,蒙著大網,插滿松枝做防空偽裝,停在道邊;人們談話也大多是戰爭內容。我們跑了幾家旅店都因客滿而碰壁。經市委安排,我們住進市委的第一招待所。
在招待所食堂吃晚飯時,服務員是個看上去十七八歲的少女。她好勤快,可給我們上菜時一看我就笑。她長得漂亮,一笑更漂亮。但這不是城市常見的那種艷麗的、時髦的漂亮,而是像雲南山水,清亮照人,一無修飾。我真很少看到這樣一雙透亮的眼睛,她撩起眼皮看你一眼,就像在鋼琴的高音區敲一下琴鍵。隨便一笑,都是把世界上最美好的感覺送給你。可她不像一般雲南姑娘那麼矮小,倒像北方鄉間的女孩子,紅扑扑臉蛋;端起菜碟來,那骼膊是方的,手腕很粗,指頭都是圓圓的。她的漂亮是溶在一種淳厚的氣質裡。我問她:「你為什麼總笑我?」她說:「你個子太高嘛!」又一笑。她說得直了了。也許我見到城裡的姑娘都太會說話,會裝腔作勢和繞彎彎兒,一遇到這種純樸的女孩子,就像出城到鄉野看到樹林、草原、飛鳥、自在流淌的河水那樣,一片自然,令人歡愉。我同行那兩位畫家比我對美更敏感;畫家的天性是抓住美不放。他倆向她提出,晚上她下班後,請她到我們房間,為她畫像。她表情似乎有些為難,可是當兩位畫家告訴她,我是個作家時,她專意看我一眼,這回沒笑,竟毫不猶豫地點頭答應了。
晚上,她來了。剛剛下班,白布圍裙還沒解下,進屋時使圍裙擦著剛洗過而濕淋淋的一雙白手,這滾圓的小手給涼水刺激得通紅。兩位畫家請她坐下,支起畫板,這時她略略有些拘束。一位畫家說:
「老馬,你跟她聊聊天,她就會放鬆了。」
我笑著對她說:
「你不怕作家嗎?」
不料她挺鄭重其事地說:
「我正在找一位作家,寫寫我。」
我大笑起來,說:
「你一個小姑娘有什麼好寫?寫你哭鼻子嗎?」
更不料,她那明亮的眼睛一下子暗下來,好像烏雲的陰影頃刻籠罩水面,居然一種憂慮的、愁慘的、苦澀的情緒灌滿了她的眼眶。這決不是一個純真的少女應有的神情,倒像一個飽經苦難的人才有的目光。她自言自語地說:
「你不寫,將來我練習,自己寫!」
我怔住,難道這姑娘真有什麼非凡的經歷?我點點頭說:「好,你說,我給你寫。」就在說這話時,我要命也想不到,她竟然說出了下面一番令人難以置信的經歷。她說:
「我當了十年反革命,去年才平反!我父親是市委的中層幹部,我家住在市委宿舍大院。文革開始時,我6歲,那時什麼也不懂,記的事也都模模糊糊,有的事還記錯了。比如我記得一次有一群人闖進我家翻東西,打了我一個大耳光,很疼。後來爸爸說,沒人打我,那是打爸爸的。大概我記得的只是一種感覺。打爸爸就像打我,很疼很疼的感覺。爸爸在文革前是組織部幹部處的處長,文革開始時挨批,靠邊站了。後來造反分兩派,爸爸參加了一派,偏偏『支左』的軍隊介入,支持另一派,爸爸就倒霉了。可爸爸這派大多是市委的中層幹部們,組織性強,文革初大小都被衝擊過,更不敢做半點打砸搶那類過火的事情,對立面抓不住把柄,很難把爸爸這派搞垮。但一次兩派大聯合談判時,爸爸這派頭頭沒注意,把一本《紅旗》雜誌坐在屁股下邊。對立面有個精明的人上來一下抽出《紅旗》雜誌,裡邊有毛主席的照片。那時的雜誌幾乎全有毛主席像,這麼一下就被對方揪出來。侮辱偉大領袖毛主席,罪大惡極的現行反革命!軍宣隊立即宣布爸爸這派是反動組織,這派馬上垮了。開始揪壞人,凡是過去有點問題的都給打成階級報復分子、黑幫分子、反革命分子。可他們拿爸爸沒法子,爸爸沒有短兒。他以前當幹部處處長時,總得罪過人,有人恨他,恨不得這下把他整下去。派出不少人內查外調,愈查不出問題火愈大。爸爸本來是不抽煙的,那時卻天天抽許多煙。一天抽煙睡著了,把棉褥燒個大窟窿,多虧媽媽一盆水潑上去。真燒起來就會被人家說成放火搞破壞或企圖畏罪自殺。壓力真是壓足了。我媽的心臟不好,整天鬧心跳。不知哪天要出什麼大禍,可沒料到一天出了一件意外的事,目標全集中到我身上。
「這天,我們市委宿舍大院的院牆上,出現了一條反動標語。寫著『打倒毛主席』五個字。公安局來查,根據現場情況確定,是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寫的。他們根據三條:一是反標的位置離地一米,比成年人蹲著寫高,又比成年人站著寫矮,正好是小孩站著寫高矮正得勁的高度;二是字跡歪歪扭扭,很像小孩的筆跡;三是成年人寫這種反標不會寫『打倒毛主席』,應該寫成『打倒毛澤東』。市委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孩子總共十一人,當時排排隊,確定四個重點,都是父母有問題的。只有父母有問題,孩子才可能寫這種反標。這時,爸爸對立面那派插手了這件事,說是協助公安系統破獲這起重大反革命案件,內定重點是我。說我爸爸反動,又狡猾,對文化大革命懷恨在心,教唆我寫的。當然,他們的目標很明確:是想搞爸爸。當時我八歲……
「他們把我弄去,開始是拿糖哄我承認。從小我爸爸就絕對不准我說瞎話的,也許由於這嚴格的家庭教育,救了爸爸他自己,我說不是我。他們便送我小人書,畫片,還要帶我去看電影,我還說不是我。他們就冒火了,那群大人圍著我一個小姑娘拍桌子打板凳嚇唬我,說我再不承認就去打我爸爸,還說他們要使什麼法子打 --說用鋼筆扎爸爸的眼睛;說用繩子勒住爸爸脖子不叫他吃東西,活活餓死,還說用刀一塊塊割掉爸爸的肉、手指頭、耳朵、鼻子、舌頭,一樣樣帶著血扔進公園的籠子裡餵老虎。說著真拿起一把刀,裝作馬上就要去的樣子。我嚇得哭呀,求呀,怕呀,叫呀,可是還是沒說瞎話。我那時才8歲呀,很容易受騙,很容易被嚇得上當,為什麼始終咬住沒胡說,自己也弄不明白。現在想起來真後怕,萬一上了他們圈套,一句話,爸爸早給槍斃了……那我也活不到今天,等長大懂事,自己也會悔恨自己而自殺了……
「那段時間,他們為了給我增加壓力,把我當作反革命,當作真正的囚犯關起來,不准我和爸爸媽媽見面,倒是很少打我,但常餓我。每天提審一次,隨後他們好像沒招兒了,就把我弄到市委大院批鬥,也掛上牌子,戴高帽,帽子上寫著『現行反革命××』。還在我的名字上打上『叉』。那天給我的印象很亂;圍著許多人喊口號。我一眼在人群裡看見媽媽,她睜大眼睛全是淚水,頭髮很亂,我大叫一聲:『媽--』就昏倒了。後來放出來,媽媽說,那天她並不在場,倒是通知她必須去參加我的批鬥會,可是她心臟病突然發作,沒去。
「一天,我不想說那一天是幾月幾日。我家永遠記得那日子,我一說,我現在立即就會……就會……好,我就說這天的事吧……
「這天,他們說今天要槍斃我。我不懂什麼叫槍斃,問他們,他們說,就像電影裡打敵人那樣,開槍打死你。我哭了,我說我再見不到爸爸媽媽了嗎?他們說,永遠也見不到,而且什麼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你全不知道了。你要承認是你爸爸叫你寫的,就不槍斃你。我說,不是我寫的,我想見爸爸媽媽……
「我給他們帶到刑場,一片大開窪地,和幾個真要槍斃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後是大土坑,那些犯人都給綁著,沒捆我,可我嚇呆了。對面一排人拿槍對著我們,其中一桿槍對著我的臉,我忽然看見不遠一群人中有爸爸!後來才知道他們在逼爸爸,叫他承認是他叫我寫的反標。我放聲大叫爸爸,要跑過去。這時管執行的人大喊一聲:『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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