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20年代的中國處於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各種思潮湧動，各種政治勢力都力爭在這動盪的年代擴充地盤，爭奪青少年。家庭富有，在陳氏宗族中居極高輩份，有文化，出生印尼有海外關係的父親自然成了中共爭奪的對象。受到中共華麗口號的蠱惑，父親被騙參加了中共組織，並在家鄉福建海澄、安溪等地開展農民運動，鼓動農民成立以暴力奪取政權為目的的農會。1927年中共四處搞混亂，伺機奪取政權，奪取軍權導至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國民黨開展了清黨活動，肅清隱藏在國民黨內的中共黨員，在全國範圍抓捕中共黨員。名聲顯赫的父親在海澄縣被捕入獄，幸虧祖父當時是印尼雅加達的富商，經雅加達華僑商會出面斡旋，父親被保釋出獄，重新回到其出生地─印尼，從此脫離了中共組織。按中共當時的組織紀律，中共黨員一旦被捕入獄，便以自動脫黨論處，斷絕一切聯繫，若能出獄，須申請恢復黨籍，經甄別才能恢復。
回到印尼，我父親投身於海外華人的文教事業，於1928年接手瀕於倒閉的華人私立學校─印尼雅加達新華學校，任第五任校長，改變學校性質成公益學校。經父親四處募捐和全體教師同甘苦，共渡難關，終於使該校起死回生，成為雅加達最著名的僑校之一，在辦校的同時父親和友人一起再創輝煌，創辦了新加坡南僑日報和印尼雅加達生活報成為新加坡和印尼的名報。作為炎黃子孫我父親在印尼傳播中華民族悠久文化，這對促進社會的和諧，提倡人心向善起到好的作用，得到人們的愛戴和尊重。除此之外，在抗日戰爭時期，他還冒著生命危險掩護了一批從中國逃難到印尼的文人，如陳嘉庚先生，胡愈之先生等名人。
沒有黨籍關係的父親經常以黨外人士的身份為中共效力，成為黨外的布爾甚維克。西安事變後，中共得到喘息的機會，為了奪權，重獲生機，為了穩固擴大地盤和軍隊，打著抗日救國的旗號，利用海外華人對祖國前途的憂慮，對親人的思念到海外籌集資金。受謊言欺騙，我父親和一些愛國誌士除了身體力行，還以自己的聲望勸人捐款獻金，雖是無意卻起到了給邪靈輸血造血的作用。
中共奪取政權之後派出第一任駐尼大使王仁叔（筆名巴人）竟是我父親的同學和好友，巴人以隆重的禮儀接待了我父親，從此我父親成為歷屆大使、總領事及駐其它城市領事的座上客，義務為使領館宣傳中共的欺世謊言服務。有一點始料不及的是副部級的巴人於1957年被打成右派，發配到農村，音訊皆無從此失去聯繫，據說巴人最終死於農村。另一位和父親常有來往的文人費振東先生（原北京市第一任華僑補習學校校長）也被中共定為右派。費振東先生是日後名字經常出現在人民日報的民主人士費孝通的堂兄，也可能是美國費正清先生的堂兄。
歷史及無數的事實證明了中共政府只要和某一國家建交便會給該國的華人社會帶來災難，混亂道德標準和是非標準。以印尼為例，中印建交加速了中共向印尼的革命輸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在此不談中共如何扶植和支持印共，印共如何效仿把支部建在連隊，試圖奪權。政變未遂導致全軍覆沒，泱及全印尼華人跟著受苦受難這一世人共知的史實。對此中共一再緘口，不敢涉及。我僅講述記憶中存在的中共對印尼華人社會的直接衝擊，建交後具有反人性的中共在華人社區撒播仇恨的種子，人為製造鬥爭，製造分裂，把原本和諧的華人社會欣起滔天大浪，讓人們站隊分成左派、右派，深深毒害著每個人，尤其是青少年學生和每個家庭。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共居於幕後策劃和導演了類似文化大革命的奪權運動，被煽動起來的華人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向華僑社會的上層建築領域進軍，奪取了華僑總會、商會、同鄉會、學校、報社的領導權。從首都到省會，從省會到地方城市，只要有華人生活的城鎮無所不及，數以百萬計、千萬計印尼華人被捲進了這人為製造的政治漩渦。人們的心靈被扭曲，昔日的好友路上相逢只因政見相異各自側過臉擦肩而過，更可憐的是在右派學校就讀的學生，只因他們人數居於少數見到左派學校的學生只好低頭繞道而行。不和右派商人做生意，不和右派人士的子女談婚論嫁……總之，革命教育代替了傳統的道德教育，假如違背了這些不成文的規則，（實質上中共使領館所設置的規則）上至中共駐印尼的官員下至普通市民會視此人為異類另眼相待。我的姨父謝中道先生（曾任新華學校第七任校長）因結交了幾位親國民黨的朋友，便被左派人士另眼相看成為立場問題，其兒子謝元光回到大陸唸書、工作也受謝中道先生過去的政治立場的影響。
中共對外關係的說詞延用了對付蔣介石的手法，一再宣稱不搞革命輸出，不干涉他國內政；另一方面卻不斷地支持有外交關係所在國的共產黨。「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是中共的信條，「凡是反動東西你不打它就不會倒」實行暴力奪權是實現世界大同的手段，中共兜售的暴力革命論最終引起東南亞各國政府的驚覺，紛紛以其道反治之，在這過程中當地華人便成為中共革命輸出實驗田的犧牲品。
中共政治和印尼建交之後不失時機地拉攏僑領。1952年9月中國駐印使館組織了第一屆印尼華僑回國觀光團，也是中共奪取政權後第一個海外華人回國觀光團。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何香凝、廖承志等人高規格接見他們。全體觀光團成員到天安門觀禮臺參加國慶觀禮和國宴，我父親是該屆觀光團的成員。經過中共洗腦的每位僑領背後聯繫著眾多的群體，中共的謊言矇騙了一屆又一屆的回國觀光團，矇騙了一個又一個國家的僑領，從而引發了成千上萬的華僑青年盲目離開自己的出生地，離開父母，離開兄弟姐妹和親友回到大陸，被騙上岸入境的多為東南亞及周邊國家的華僑約有數十萬至近百萬之眾。他們被禁錮，從此回不了原出生地，烙有海外關係，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歸僑被中共邪靈玩弄於股掌之中淪落為二等公民：不准參軍，不准報考軍事院校，不准報考二機部至七機部所屬院校（如北京航空學院，北京理工學院），不准報考普通高校的保密系（如清華的無線電系，原子能系），不准到保密、機要部門工作等等。諸多的歧視決定了歸僑的就讀學校和工作出路為師範學院校、技校。1958年成立的北京工業大學， 1961年成立的泉州華僑大學，暨南大學，少部分幸運者可到文理院校，農醫院校，如北京的八大學院。除了上學唸書之外還有部分回國的華僑被分到福建、兩廣、雲南、海南島的華僑農場開墾荒地務農落戶。中共的戶口政策不允許人民自由流動造成眾多的歸僑夫妻兩地生活，子女無法在同一城市照顧父母，兄弟姐妹不能團聚。使領館在國外的宣傳、許諾全是一派胡言，德高眾望，具有影響力的父親深受中共的欺騙，自身被騙（1964年回北京定居）誤導妻兒（我於1958年回國唸書），也誤導了眾多華僑飛蛾投火奔赴被中共邪靈統治的大陸，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掀起反人性、反人類的惡浪，各地武鬥盛行，各種批鬥如火如荼，失去了人性，人與人之間相互殘殺，海外華僑被這血醒的政治運動嚇呆了，回國的浪潮得以遏阻。
如果說文革前中共對歸僑的迫害是屬於無形，屬於隱蔽性，那麼文革期間對歸僑的迫害則是突顯性，邪靈直接禍于歸僑。其罪名有：特嫌、裡通外國、回國別有用心、鑽入革命隊伍、資產階級異已分子、資產階級狗崽子等，各種罪名任意羅列隨時掛牌，批鬥遊街。我父親的好友和同學，身居部長級高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華僑事務委員會（簡稱中僑委）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新加坡歸僑莊希泉；中僑委副主任、新加坡歸僑莊明理；人大常委、民盟主席胡愈之；毛澤東的同學、同鄉、毛澤東介紹入黨的八一南昌起義的領導者之一，也是北京華僑補校校長印尼歸僑張國基；中僑委教育司司長，新加坡歸僑盧心遠等人也不能倖免於難。據說第一任駐印尼大使、「大右派」巴人，「大右派」費振東文革期間被折磨至死。
我父親文革前回國定居北京南池子飛龍橋，房東蘇百萬夫婦，年近80歲，為人和善，與世無爭。1949年前在北京東安市場擁有數間商店，工商改造時被剝奪財產定為資本家。文革初期被抄家，夫妻二人被掛牌批鬥，剃陰陽頭，其女兒住在同院受牽連一同被批鬥，最後該四合院被沒收，蘇百萬及其女兒兩家人被掃地出門，年邁的蘇老先生喪失了生存能力，在農村無依無靠繼續受批判沒幾天便被折磨死去。看到凶神惡煞般的紅衛兵日夜進出蘇家大院，除了批鬥還拉走一車又一車的古董文物字畫，搶走蘇老先生晚年賴以活命的兩萬元人民幣現鈔，從沒經歷過中共殺人如麻的政治運動，無自衛能力的父親被嚇壞了，不知什麼時候派出所會向小將們提供資料來批鬥他，整天處於極度的恐慌狀態。
當時我在長春吉林大學停課參加文化大革命，在北大荒軍墾農場勞動改造。經歷人間酸甜苦辣，桃李滿印尼，威可擺平華人社區是非事，德可服眾恩澤鄉鄰，曾為中共效力賣命的父親，如果說在踏上國土來到北京的那一刻已萌發悔意，悔不該當初讓我們回國，拋棄國外安逸的生活，斷了全家出國求生後退之路，那麼文化大革命這空前浩劫則使他對中共徹底絕望。同學，朋友及曾被他掩護過的高幹處如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一旦有什麼變故年邁且無任何政治經驗的他們只能任人宰割，同時還時刻牽掛著遠在千里之外的我，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後悔、無奈、恐懼交織在一起，心情憂悶，父親終於在1968年12年31日腦溢血突發，從此再也睜不開眼，說不出話，沒留下任何遺言。即使有遺言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又有何用，又如何得以實現？無聲勝似有聲。當我從北大荒軍墾農場趕到醫院，來到病床，低聲地呼喚著他，父親的眼皮動了動卻無力睜開，只見淚水從他眼角流了出來，這是他這一輩子最痛苦的時刻。我是獨生子，父親把畢生的愛都傾注在我身上，對我寄託著厚望，可在他即將離開人世的時候連看我最後一眼的機會都沒有。父親走了，帶著對共產黨的迷惑和不解走了，帶著悔恨走了，沒有追悼會，沒有遺體告別儀式，一個曾在華人社會叱詫風雲的父親就這樣無聲無息地走了。(待續)
1949年椰加達新華幼兒園畢業班合影。第2排左起第2為作者陳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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