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時代：不同價值交鋒的關鍵時期

胡錦濤在2004年9月舉行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執政理念後，他又在2月19日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提出「愛國、守法、誠信、知禮」等四項要求。稍後，胡錦濤又對「和諧社會」提出了六項具體的定義，這包括了「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從辯證角度考慮，「和諧社會」的提出，正好是因為中國社會上出現了種種「不和諧」的因素。

中國在經歷了廿多年的市場改革後，特權問題十分突出，腐敗問題一直是百姓關心的首項問題。與此同時，中國的城鄉差距不斷擴大，中國的貧富懸殊問題時刻威脅社會穩定。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中共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的胡錦濤，實在不能不尋找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法。

作為鄧小平隔代欽點的接班人，出身並不算「根正苗紅」的胡錦濤，受到第一代共產黨革命家的托負，一定要在維持共產黨領導的大前提下，為中國政府解決刻下面對的問題。他的角色，有點像西方企業的交班，由第一代的創業者把管理權下放至專業的代理人，創業者的家族仍享有權益，但實質的權力則漸漸落入專業的經營者手中。

不過，在這交班的過程中，難免仍有磨合的過程。經過這五十年日子，第一代革命者的家族，已經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把他們剩餘下來的權力兌換成利益，通過「圈地」，「圈水」，「收購國有資產」等手法套取或透支經濟上的利益。

與此同時，一批本來不屬於上述的「紅色貴族」的平民，也通過社會上的其他的機會冒起。他們包括私營企業主，跨國企業的管理層。他們的要求跟「紅色貴族」不盡一樣，利益取向也較分散。在他們中間，一些已跟「紅色貴族」合夥，但也有一些維持相對中立的角色，後者對要求社會上出現更透明的制度，更公平的管理，有更為強烈的訴求。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公共政策自不免出現更多的討論。因此，有人建議「人口准入」，也有人提倡「遷徙自由」；有人提出高速發展，也有人高喊「環境保育」。有人主張「和平崛起」，但也有力陳「走出海洋」。有人寫了《狼圖騰》，討論民族精神，也有人寫《遺情書》，把文壇帶入用身體來寫作的自我年代。有人大書 「平民的總理」，但也有人懷緬「最後的貴族」；有人為漢武帝歌功頌德，也有人調查中國農民的苦況。

可以肯定的是，在未來的一段日子，在中國會有不同的價值，利益在交鋒。在這種社會條件下，自由派叫板保守派，世界主義可能會挑戰民族主義，蔣彥永可以技術擊倒張文康，孫志剛可以讓公安部部長周永康忙翻天，重慶農民態德明可以讓黃鎮東當場遭總理斥責。

共青團出身，以延續中共執政地位為己任的胡錦濤，選擇了「和諧社會」作為他對上述考題的標準答案。他提出「執政為民」，希望這個答案可以讓既得利益集團有所收斂，也可以讓未有利益者有所盼望，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可以減至最少，但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力也不至於受影響。

英國大文豪狄更斯的名著《雙城記》有以下的開場白：「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究竟中國在胡錦濤統治下會是「最好的時代」還是「最壞的時代」，大家都希望找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