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在2004年9月举行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后，他又在2月19日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爱国、守法、诚信、知礼”等四项要求。稍后，胡锦涛又对“和谐社会”提出了六项具体的定义，这包括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从辩证角度考虑，“和谐社会”的提出，正好是因为中国社会上出现了种种“不和谐”的因素。
中国在经历了廿多年的市场改革后，特权问题十分突出，腐败问题一直是百姓关心的首项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的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时刻威胁社会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实在不能不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作为邓小平隔代钦点的接班人，出身并不算“根正苗红”的胡锦涛，受到第一代共产党革命家的托负，一定要在维持共产党领导的大前提下，为中国政府解决刻下面对的问题。他的角色，有点像西方企业的交班，由第一代的创业者把管理权下放至专业的代理人，创业者的家族仍享有权益，但实质的权力则渐渐落入专业的经营者手中。
不过，在这交班的过程中，难免仍有磨合的过程。经过这五十年日子，第一代革命者的家族，已经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把他们剩余下来的权力兑换成利益，通过“圈地”，“圈水”，“收购国有资产”等手法套取或透支经济上的利益。
与此同时，一批本来不属于上述的“红色贵族”的平民，也通过社会上的其他的机会冒起。他们包括私营企业主，跨国企业的管理层。他们的要求跟“红色贵族”不尽一样，利益取向也较分散。在他们中间，一些已跟“红色贵族”合伙，但也有一些维持相对中立的角色，后者对要求社会上出现更透明的制度，更公平的管理，有更为强烈的诉求。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公共政策自不免出现更多的讨论。因此，有人建议“人口准入”，也有人提倡“迁徙自由”；有人提出高速发展，也有人高喊“环境保育”。有人主张“和平崛起”，但也有力陈“走出海洋”。有人写了《狼图腾》，讨论民族精神，也有人写《遗情书》，把文坛带入用身体来写作的自我年代。有人大书 “平民的总理”，但也有人怀缅“最后的贵族”；有人为汉武帝歌功颂德，也有人调查中国农民的苦况。
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的一段日子，在中国会有不同的价值，利益在交锋。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自由派叫板保守派，世界主义可能会挑战民族主义，蒋彦永可以技术击倒张文康，孙志刚可以让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忙翻天，重庆农民态德明可以让黄镇东当场遭总理斥责。
共青团出身，以延续中共执政地位为己任的胡锦涛，选择了“和谐社会”作为他对上述考题的标准答案。他提出“执政为民”，希望这个答案可以让既得利益集团有所收敛，也可以让未有利益者有所盼望，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可以减至最少，但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也不至于受影响。
英国大文豪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有以下的开场白：“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究竟中国在胡锦涛统治下会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大家都希望找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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