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實變局中的幾大困惑

　　改革二十多年來，中國大陸既經歷了社會經濟意義上的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也經歷了政治經濟意義上的由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這種獨特的雙重經濟體制的轉型，產生了一個獨特的社會經濟形態，即所謂的權力資本經濟（Ｐｏｗ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並由此衍生了一批權力資本家（Ｐｏｗ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ｓ）。

　　在權力資本經濟的主導下，經濟競爭的最重要資本和最主要形式是權力，而不是市場、資金和技術。眾所周知，在計畫經濟時期，大陸的政治競爭一方面存在無序、無常和無形的特徵，但另方面，官本位卻始終是政治遊戲的有序規則，即小官服從中官，中官服從大官，有官就有權，有權就有一切。推行市場經濟之後，這種政治競爭的官本位開始演變為經濟競爭的權本位，權力的大小成為市場競爭成敗的主要因素。

　　必須指出，在目前大陸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權力比官位更重要，權力與官位不一定是成正相關的關係。因為一方面，有權不一定有官，而且權越大並不等於官越大，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有錢的商人就意味著擁有權力，但有權的商人就不一定有官，這是江澤民時代與毛澤東時代的一大區別；另一方面，由於政府強制政府官員不得直接經商，以及軍警部門必須退出商界，所以並不是所有官員的權力都能轉化為金錢，而且並不是所有官員享有經濟資源，權力與資本的結合併不是天然的產物。官－權－錢的轉化需要特殊的文化基因、政治氣候和經濟槓桿，但更重要的是需要一批推動權力與資本結合的利益集團，即所謂權力資本集團或權力資本家。

　　大致而言，今日大陸的權力資本家起源於四大集團，根據何清漣的研究，他們成為大陸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的最大的受益者。一是管理國有土地、計畫指標和金融資源的主管，他們控制計畫內土地與物資的審批大權和國有銀行資金的使用權，其牟利的手段是收受賄賂、貪污公款；二是國有企業負責人，他們利用國有資產的流失，從中牟取暴利，同時利用"金蟬脫殼"之術，用國有資金另立數傢俬有公司，藉此轉移國有資金，另立門戶，但仍然擅用國企資金支付私人公司的巨額公關費用；三是權力與金錢進行交易的中介者，包括退休官員、現任官員親屬、社會能人等，他們成功地將官員的權力轉化成金錢，成為官員傍大款的中介，其中所收取的"中介費"，往往使他們一夜無本暴富；四是海外中資機構的工作人員，他們利用公款炒股、炒外匯、炒房地產，尤其是通過大量走私暴富。根據統計，目前代表權力資本集團的人數已高達４５００萬，而代表經濟資本和知識資本的人數則分別只有４４０萬和７００萬。

　　這一權力資本家集團與其說是一個政治和經濟現象，不如說是一個東方文化現象。根據流行的解釋，大陸腐敗的根源是中共專制，權力缺乏監督，媒體沒有自由，並認為洪水猛獸般的腐敗是中共政權的死穴和剋星。但問題是為什麼大陸社會經濟在腐敗的長期吞噬之下，不僅沒有崩潰，而且日益繁榮？同時，為什麼屬於民主社會的日本、南韓、印度和菲律賓，仍然腐敗橫行？由此可見，腐敗與民主並不一定存在負相關的聯繫，也就是說，並不是越不民主，越腐敗，或者說越腐敗就意味著越專制。這就促使人們從文化基因中尋找腐敗的根源，同樣也需要從文化層面去認識大陸的權力資本家。

　　其實，目前大陸社會"全民皆腐"的現象已經表明，腐敗已形成供需的市場關係，無權的將金錢、色相、知識、靈魂或其它資源去變現為權力，成為腐敗資源的供應方；有權的則將權力轉化為金錢、學位或者各種形式的市場要素，成為腐敗資源的需求方。需要指出的是，在東方文化的語境中，腐敗是關係的現代術語，搞腐敗只是搞關係的翻版而已。於是，在大眾的價值觀中，有關係、能腐敗恰恰是有能耐的象徵，多數人並不引以為恥、或認為有罪，而是引以為榮。所以，即使大陸今後實現了民主化，至多在量上限制腐敗，但難以在本質上根治腐敗，就像民主化了的印度和南韓那樣。由此也表明，目前大陸制度性、糜爛性的腐敗，並沒有在根本上阻礙經濟的發展，相反，根據文化經濟學的原理，這種東方的腐敗文化也許有利於官民之間、官商之間和商民之間的利益交換、關係和諧、以及政經協調，並提高交易效率、減少法律成本。

☉　資本外逃、揮霍、排它

　　問題的關鍵是，這一權力資本經濟到底是屬於計畫經濟、還是屬於市場經濟，或者是屬於兩者之間的過渡？也就是說權力資本的受益者是否會為大陸的市場經濟發展提供動力呢？

　　很顯然，權力資本經濟已不再屬於計畫經濟的範疇，因為整個大陸的原始積累過程是無計畫的"掠奪"，多數政府官員、國企經理、權錢中介、海外中資等，在巨額利潤的誘惑下，已經對政府的規範無所顧忌，過去計畫經濟的"綿羊"，已經成功地衝出計畫經濟的牢籠，成為唯利是圖的"虎狼"。但是，這些告別計畫經濟的"虎狼"，並一定投身到市場經濟的海洋，他們的所作所為，與西方意義的市場經濟相去甚遠。

　　首先，他們的資產不是重新投資國內的產業，而是大量轉移國外。據統計，1997年，中國大陸的外逃資金是３６４．７４億美元，時至２０００年，外逃資金猛增到４８０億美元，而同期的外商對大陸的投資額才４０７億美元，中國大陸已成為世界上第四大資本外逃國，僅次於委內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而且外逃國外的資金也不是再行產業投資，而是進行消極儲蓄、家庭移民、子女留學、以及購房消費，其重要原因是他們的資產來源都是非法和不正當的，由於大陸實行了儲蓄名實制，相當程度上堵住了黑錢的流通，於是逼迫大批"灰色資產"外逃。由於資金持有者無法將資金轉化為資本，只關心短期的消費，不關心長期的投資，所以，大陸的經濟正在重滔１６、１７世紀葡萄牙、西班牙的老路，將大量資金揮霍於消費領域，而沒有及時地轉化為企業資本，其後果就導致盛極一時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國迅速衰落，而當時的英國及時將資本原始積累投入產業發展，成為第一個工業革命的發源地。

　　其次，權力資本經濟和權力資本傢俱有天然的排他性和壟斷性，本能地排斥其他利益集團參與市場競爭，妨礙市場要素的自由流動，旨在強化其壟斷地位。所以，大陸的權力資本與西方的工業資本、農業資本、商業資本或金融資本是不同的，一方面，大陸的權力資本是全能的，全面經營工業、農業、商業、金融、地產等領域，不分專業和行業，有錢就賺；另一方面，它促使產、官、商三位一體，政治人、經濟人和知識人合三為一，盤根錯節。這樣，這一經濟形態具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不僅能夠促使"市場失效"，而且能夠製造"政府失效"，出現官場控制市場的普遍現象。如果政府一旦提出改革、打破壟斷，權力資本集團必定極力反對，並力圖影響政府決策。所以，權力資本經濟既反對新興的參與者和競爭者，由此阻礙新的投資擴大，又損害消費者的福利，由此又抑制了需求的擴張。

　　另外，權力資本家阻礙了大陸中產階級的壯大。為了與權力資本家競爭，逼使大批私營資本家不得不向權力低頭，向執政黨屈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許多民營資本家主動要求加入中共。據統計，大陸私營企業主中的中共黨員比例不斷上升，１９９３年私營企業主中黨員比例為１３．１％，１９９５年上升到１７．１％，２０００年更高達１９．８％。隨著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成為官方國策，未來大陸中產階級必然大批加入中共，這將嚴重影響大陸中產階級的獨立成長與發育。

　　所以，權力資本經濟既不是計畫經濟、也不是市場經濟，更不一定能夠正面催生大陸的市場經濟發育。

☉　四大"哥德巴赫猜想"

　　值得一提的是，面對如何評價大陸權力資本經濟在大陸社會經濟進程中的地位問題，儘管激進與保守、海內與海外的評價是截然煌(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