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偶然的--姚文元文章出籠不久，文革新貴關鋒、戚本禹，還有尹達、林傑等，曾多次在小圈子裡透露他們的、也是他們主子的對於史學界的認知。他們說："歷史界像一潭死水，平靜是假象，實際上裡邊有暗流，是亂糟一團的。" 他們說的暗流何在，又如何亂糟呢？主要指史學界存在一個"帝王將相派"、一個"保皇黨"。從這種認知出發，他們枕戈待旦，要公開討伐"歷史學界人物的錯誤 "。郭沫若首當其衝。從1965年年底開始，郭沫若不時接到向他挑戰的來信來稿，有的用辭還相當峻切，比如對郭沫若《滿江紅．領袖頌》的詩句:"聽雄雞一唱遍寰中，東方白"，就有人叱責說：全國人民都唱《東方紅》，你為什麼要說"東方白"?用意何在？還有人質問："國防文學"是投降主義的口號，你為什麼在抗戰的時候支持這個口號？中央統戰部主辦的兩份內部刊物--《零訊》和《光明日報情況簡編》，也反映了一些人批判郭沫若《武則天》和《蔡文姬》的主張。這兩份內部刊物郭沫若讀到了。
置身危崖，滿耳風濤，郭沫若不安其位。1966年中國科學院春節團拜和政協常委春節團拜，郭沫若都不敢坐到主席台上去。1月29日,他更是給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寫了一封辭職信，內稱：
我很久以來的一個私願，今天向你用書面陳述。
我耳聾，近來視力也很衰退，對於科學院的工作一直沒有盡職。我自己的心裏是很難過的。懷慚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辭去有關科學院的一切職務（院長、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科技大學校長等等），務請加以考慮，並轉呈領導上批准。
我的這個請求是經過長遠的考慮的，別無其他絲毫不純正的念頭，請鑒察。
郭沫若的辭職沒有被允准。辭職信則被列為"二月提綱"七個附件材料中的第四個--《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瀾等同志》--以證明姚文元文章引發的所謂"學術討論"打擊面太大，有校正之必要。毛澤東否定了"二月提綱"。並在聽取關於這個提綱的匯報時，專就郭沫若問題發了一番議論。以往發動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毛澤東總要把郭沫若當作保護對象，提出"不能批判郭老"。毛澤東還講過，學術批判要有一個界限，要樹立幾個標兵，郭沫若、茅盾、范文瀾、翦伯讚四個人不能批。這次毛澤東也重申"郭老、範老兩老要保護。郭老是好人，功大於過。"但這次毛澤東的"保護"和以往不同：多了一個前提--兩人" 還是要作一點自我批評為好"。這就是說，不批判郭沫若，並不是因為郭沫若沒有可批之處，郭沫若畢竟有"過"。只不過對他寬大為懷，但他應該有自知之明，應該率先請罪以爭取主動。這層深意，政治上一向敏感的郭沫若自不難領會。緊接著的4月10日，《解放軍報》公布了江青根據毛澤東授意炮製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這個紀要全部否定了"五四"以來，特別是三十年代文藝工作以及建國以來文藝工作的全部成就,說建國以來的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聲稱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這就把郭沫若放在了一個更為危險的境地--郭沫若的大部分成名作品是在"黑線"專政時期創作的，建國以來他又一直位居文藝界的高位。郭沫若因此更為惶恐不安。
僅僅四天之後，就誕生了震驚中外的郭沫若檢討書。
和郭沫若一樣被毛澤東提名為保護對象但要作"自我批評"的范文瀾，其時的舉動堪作郭沫若檢討書的一個註腳。1966年5月6日，翦伯讚致函同事劉大年和黎澍，說"運動發展到驚人的程度，問題之廣之深，簡直不可想像。"范文瀾請他們對自己匆匆寫出的檢討草稿提意見，"高的調門不必減低，說理不妥處可改。"接著的信，一封比一封緊張。一封信說:"有人從康老那裡聽說，郭老發表了談話，得到主動，範某也該主動有所表示才好。我那稿子，比起目前形勢來，已經大大落後了。希望囑打字員快打出來，快派專人送來，以便交康老批示."又一封信說：「昨天我晤陳伯達同志，他直言相告，大意說我依老賣老，沒有自我批評，保封建王朝，不要以為有些知識就等於馬列主義。郭老批評就主動了。更使我驚心的，是說你年老了，不能要求你有多的馬列主義。似乎我要學也不成了。我看情況很不好，昨和黎澍同志談，請他大大增加自我批評的文字，請他站在敵對方面大加抨擊，打倒老朽昏庸之輩。大勢所趨，不可有姑息原諒之心。請你助黎澍同志加強批評。愈過頭愈好，不過頭，別人會來補的，那就麻煩了。」
"愈過頭愈好，不過頭，別人會來補的，那就麻煩了。"這是范文瀾的心態，也是郭沫若的心態。正是基於這樣的心態，才有了郭沫若那篇震驚中外的檢討-- 4月1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擴大）會議在京舉行，身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郭沫若，在聽了文化部副部長石西民所作的《關於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報告後，即席做了自我檢討。為了使別人無可再補，郭沫若乾脆一點餘地不留，把自己的作品整個兒否定了--"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郭沫若的這番高論，正中好事者下懷。在上海組織人馬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如獲至寶，通過電話指令《光明日報》盡快發表郭沫若的檢討。《光明日報》不敢怠慢，立即與郭沫若的秘書聯繫。秘書答稱：需請示郭老本人同意方能發表，目前他在外地（此時郭沫若剛回四川），無法向他請示，最好等他回京再說。康生哪等得及，就把郭沫若的檢討書送到了毛澤東案頭。這篇全盤否定自己和全盤否定知識份子的檢討書備受毛澤東青睞，於是，無需郭沫若本人許可，毛澤東大筆一揮：同意見報;郭沫若這篇奇文就在4月28日《光明日報》上登了出來，題目是《向工農兵群眾學習，為工農兵群眾服務》。5月5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全國各報也都相繼轉載。
郭沫若的奇文一經公開發表，就彷彿是顆重磅炸彈，在社會上尤其在文藝界產生了強大的衝擊波。國內知識份子為之瞠目結舌，國外輿論更是一片嘩然。蘇聯、東歐等"修正主義國家"自不免就此說東道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更要拿郭沫若的檢討大做文章。中國要焚書坑儒，中國第一文豪郭沫若支持焚書坑儒，郭沫若的檢討無疑為這些結論提供了最有力的印證。郭沫若的個人形象、中國的國家形象受到了難以估量的傷害。許多日本友好人士甚至要求專程到中國訪問郭沫若，看他是否被迫發表"焚書"言論。大概郭沫若事先也沒料到自己的即席講話會在全國所有主要傳媒上一字不漏地登出來，更沒有料到會有此種反響，一時手足無措，狼狽不堪。他不得不出面為自己申辯。這年6月下旬,在北京召開了有五十三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百六十多位作家參加的亞非作家緊急會議，郭沫若以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在會上作了題為《亞非作家團結反帝的歷史使命》的長篇發言。在發言的最後部分談到自己4月14日的檢討，特別就"要把自己寫的東西全部燒掉"作瞭解釋。他是這樣說的：
兩個半月以前的4月14日，我們聽取了文化部負責同志關於文化工作的報告,講到我國文化革命的成績，講到廣大工農兵群眾和革命幹部在文化工作中的巨大作用，我便即席發言，坦率地作了自我檢討，表示我衷心的感受。這種深切的感受，一方面使我為文化革命的勝利慶幸，另一方面也使我不能不引起作為知識份子的應有的責任感。我檢討了自己，我說用今天的標準看來，我以前所寫東西沒有什麼價值，嚴格地說應該燒掉。這是我責任感的升華，完全出自我內心深處的聲音。但我把這話傳播出去，出乎意外地驚動了全世界。有不少真摯的朋友對我表示了深切的關懷，我向他們致以謝意。但在資本主義國家和現代修正主義國家的報紙和刊物上，卻捲起了一陣相當規模的反華浪潮。他們有意歪曲我的發言，藉以反對我國的文化大革命。有趣的是日本有一位批評家，說我是被迫檢討，要燒自己的書，比二千多年前焚書坑儒的秦始皇還要殘暴和傲慢。
郭沫若聲明:這種指責是沒有道理的--"作為對人民負責的革命作家要不斷進行自我改造，不斷進行嚴格的自我批評，在我們這裡是極其平常的事情。"
這算是對國外輿論的一個回答。
1967年8月，郭沫若在回覆一位文學青年的信中,對"燒書"的主張又做了一種解釋。他說："鳳凰每經五千年要自焚一次，從火中再生。這就是我所說的燒掉的意思。"
但是，不管郭沫若自己如何申辯，他的那個檢討，確確實實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敗筆。
更遺憾的是，像這種最大的敗筆，在郭沫若並非下不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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