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在調任環保總局之前曾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屬於黨內青年理論家之一，以倡言政治體制改革而馳名，被海內外媒體譽為「中共政改的標誌」。十六大前，潘岳曾經發表文章《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思考》、《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必須與時俱進》。《環境文化與民族復興》是潘岳見於媒體上的第三篇文章。
潘岳在新文章中倡導環保理念，提出建立中國特色的環境文化。文章指出，中國的環境惡化已經達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目前中國必須轉變現有經濟發展思路，實行循環經濟發展模式以減輕對環境的破壞。同時，改變中國的環境問題必須處理好環境文化與經濟發展、國家安全、政治民主化與民族精神五個方面的關係。
文章推出後，網際網路上反響極為熱烈。很多文章認同潘岳的觀點，認為對於環境污染的治理屬於當務之急，認為潘岳的新文章的推出預示著大陸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也有文章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在潘岳在文章中涉及的政治民主問題。潘岳在文章中提出環境治理離不開公眾參與，因此環境文化必然要求民主建設的加強。「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形式，就是政府保護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保衛人民的基本人權，動員鼓舞全體人民平等地參與到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中來，實現『社會參與、政府領導、人民監督』的目標」。甚至將人將潘岳的這篇文章與那篇《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思考》進行對比，認為二者之間具有某種「連續性和繼承性」。
的確，潘岳新文章的推出，具有相當的意義。結合十六大以來"胡溫新政"的一系列舉措，我們有理由認為潘岳新文章推出是一種政治信號。十六大之前，潘岳作為黨內的理論家由於言及政改而被調任。可是現在，他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副部級幹部，卻敢於在文章中呼喚政治民主化，這是一種很大的進步。然而，筆者卻並不讚同對於潘岳的主張的樂觀情緒。
潘岳的文章立足於環境問題。而中國的環境問題，說到底是經濟問題，經濟問題又是大陸政治體制問題的一個集中表現。因此，中國的環境問題，其核心仍然是一個體制問題，是中共一黨專政下權貴資本主義的產物，就如同中國的腐敗是制度性腐敗一樣。改變中國人的生存環境，說到底要改變中國現有的極端腐敗的政治體制。
潘岳在新文章中的確談到了體制問題，如「法治」、「德治」、「民主化」、「公共參與」等等。但是，這些都只是皮毛而已，充其量不過是毛澤東在三年災害時期不吃肉式的「仁政」表演。中國的體制問題，簡單得不能再簡單，只有「民主」兩個字。不觸及中共的一黨專政，任何形式的「新政」都不過是騙局而已。作為中共體制內的高級官員，潘岳不可能、也不會主張改變現有中共政治體制。媒體評價潘岳為中共「孤臣」，確有見地。
本人絕不否認潘岳文章的意義。如果在一個良性的體制下，潘岳的「環境文化觀」自然對國家、對民族具有重大意義。對於促進體制的良性循環，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有很大的裨益。然而，問題在於，在一個惡性的體制下，潘岳的主張即使全部實現，充其量也不過使得惡性體制的危害更加隱蔽而已，在大陸民眾吃一天飽飯高興三個月的傳統社會心理的前提下，甚至對大陸民主化產生一定的消解作用，從根本上仍然對於中國不利。晚清的歷史已然告訴我們，在中國，改良主義以所謂順應現實、平衡利益的誘人面目出現，卻使民眾對腐朽抱以希望，實際起著維護舊統織的功效，從而使中國錯過了最好的走上憲政的時機。迄今中國民眾仍處於專制統治之下，改良主義難逃其責。
如果不從這種改良主義的誘人中清醒過來，中國民主化的努力，怕是播下了民主的龍種，卻又一次收穫了專制的跳蚤。(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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