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北京高層與董建華之間，著重討論的是23條所引發的港府執政危機及今後的對策。但是，北京仍然沿用七月一日以來的資訊封鎖，當晚新聞聯播的頭條中，央視報導胡溫分別會見董建華，只是籠統地提到「香港的最近事態」，繼續向大陸民眾隱瞞香港大遊行的事實。胡溫講話的全部內容可以概括爲如下官樣文章：讚揚一國兩制的偉大成就，肯定董建華六年來的工作並支持他繼續執政，強調最重要的是香港的社會穩定和經濟復甦，表示中央政府繼續嚴格奉行「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一定全力幫助香港度過經濟難關。之後的鳳凰衛視報導了董建華離京前的記者會，也刻意迴避董特首此次赴京述職的實質內容，而主要報導了董建華的官樣宣示：北京對香港的事情非常清楚，完全支持他和港府今後的工作。
然而，由於香港事態的嚴重性，反而使過於官樣化的表態顯得曖昧，與此同時，當晚新聞聯播宣布了北京對駐港高官做出調整，以外交部副部長楊文昌取代吉佩定爲駐港特派員。由此，這種曖昧只能解讀爲：在高調挺董的表面言詞之下，是北京現政權的無奈──不敢對香港民意做出強硬的反應，而只能默認港府對民意的諸項妥協。
雖然，北京的溫和低調，主要是出於形勢比人強的無奈，但是如此默認了港府對民意的讓步，起碼證明了北京現政權還具有一定的明智，即知道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之下，如果繼續逼迫港府推行23條立法，勢必引發港人的更強烈反彈，使港府和北京進一步陷於更難以收場的道義劣勢。實際上，北京政權的道義弱勢，早在中英達成回歸協定時已經昭然於天下：雖然香港回歸了，其管治權由港英政府回到大陸，但「一國兩制」的回歸模式，就等於變相地承認了大陸制度的失敗，而統一僅僅標誌著名義上的政治榮譽。所以，當江澤民政權愚蠢地逼迫港府踐踏「一國兩制」的制度底線，而最終導致港府執政危機之後，北京便陷於進退兩難的窘境──既不能完全順從讓董建華下臺的民意，因爲那就等於公開承認「一國兩制」的失敗；又不能動用軍隊做強行干預，因爲維多利亞公園不是天安門廣場。所以，在現存的體制下，北京就只能默認港府的一系列讓步。
然而，這種基於客觀情勢所迫而不得不做的讓步，如若不轉化爲北京治港的長遠之策，也就很難避免此類危機的再次重演。北京現政權必須認識到，此次危機不僅是港府執政危機，更是北京治港總方針的危機。所以，北京現政權應該超越急功近利的機會主義，著眼於香港的長治久安和大陸的政體轉型，應該在汲取兩大教訓的基礎上，來謀劃今後的治港方針。
一，港人的勝利標示出欽定港府在民眾認同和道義上的絕對弱勢，也標示出大陸獨裁政權意欲在一個自由社會貫徹其權力意志所能達到的邊界──香港制度所劃出的自治底線和人權底線。
既然北京已經向港人承諾了「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那麼北京政權對香港行使主權就不能跨越這條底線，即不能將侵犯人權的大陸制度也變成香港的制度。而逼迫港府制定有損港人自由的惡法，就是想以制度化的形式把統治大陸的獨裁權力延伸到香港，這種踐踏「港人治港」的制度底線的權力傲慢，已經超出了一直享有個人自由的港人對北京政權的容忍底線，故而才有如此巨大而強烈的民意反彈。正如西諺所言，權勢者從來傾向於濫用權力，直到其濫用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礙爲止。
所以，建立行使公權力的界限意識，使中共的執政觀念從迫於形勢的不得已，逐步轉向有限政府的自覺──不僅對港澳、對臺灣，更是對大陸。在根本上，港澳兩地的民眾，臺灣的政府和民眾，據以判斷北京政權是否信守承諾和尊重規則的根據，也就是北京是否向有限政府轉變的根據，與其說來自北京是否踐行「一國兩制」，不如說來自北京是否在大陸進行還政於民的政治改革。因爲，只要仍然是獨裁權力，就很難自我約束；而只要變成民選政府，就不能不受到約束。
二，從香港民意的勝利中，無論中共是否願意，但也起碼應該逐漸學會尊重民意，將政權合法性建立在民眾的自發認同之上，而不是繼續靠強權和政績來勉強度日。北京必須意識到：
在不完全歸屬於自己的獨裁權力治下的地區，必須尊重當地的民意，負責地信守「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協定，收起人治性獨裁權力的傲慢和霸道，而按著民心向背和雙方認可的遊戲規則出牌，即便心裏不痛快，也要用政治理智克服權力狂妄。現在，在專門給臺灣看的統一示範區香港，「愛你沒商量」的權力蠻橫已經激起強烈的民意反抗，使香港對臺灣本來就不強的示範作用日益減損，再不及時調整中央政府的專橫權力和霸道心態及相關政策，不但臺灣民意只能漸行漸遠，而且東方明珠也將愈發黯淡。所以，北京在允許港人根據自治原則來推進政治民主化的同時，也要正視和尊重臺灣的民意，盡快將以北京政權爲主的「一國兩制」，調整爲尊重臺灣民意的「一國良制」，即在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下，開啟兩岸的和平統一的談判。
更重要的是，即便在自己具有充分管制權的一畝三分地內，也不可以爲所欲爲，而應該用「有話好好說」代替「愛你沒商量」。學會尊重大陸的民意，以善意和理智來回應大陸民間強烈要求政改的訴求。
具體地說，中共現政權所著力的推行「親民路線」，即便是「立黨爲公，執政爲民」，也仍然是黨權至上的公權力私有化和權力轉移的一黨私授，所以，必須逐漸把自上而下的「爲民父母」意識轉變爲自下而上的「衣食父母」意識，把「自我授權」的親民轉變爲「民眾授權」的尊民。與其把「新三民主義」確立爲執政基礎，不如在第四次修憲中，把老祖宗的至理名言寫進憲法：「民爲重，社稷次之，君爲輕。」
2003年7月19日於北京家中
(多維社)(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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