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三零一醫院老軍醫蔣彥永下決心向世衛組織披露薩斯疫情的時候，有沒有想起李贄來。不管他知不知道這句話，他的做法是符合的。蔣七十多歲了，他應該覺得自己沒什麼可怕的，說真話也沒什麼大不了。蔣彥永的披露，還有世界勞工組織官員病死北京，使得政府不可能繼續隱瞞疫情。
熟悉中國體制運作的人們不免為蔣捏一把汗。儘管最近政府發言人和新聞媒體都談到，蔣彥永目前生活一切如常，每天散步，每週去醫院一次參加會診，但是人們都清楚，政府管不著軍隊，而蔣是軍隊的人。政府拍了胸脯，是不是軍隊也肯同樣拍胸脯？我並不知道什麼，我只是擔心。
每一個特殊時期都需要有人站出來說真話，但至少是最近這些年，我很難過地發現，那些說真話的人都是老人，而且差不多都是七十歲以上。李慎之先生在建國五十週年之際寫下《風雨蒼茫五十年》，吳敬璉先生指責中國股市就是富人的圈錢遊戲，這次是蔣彥永老先生。
都說童言無忌，可是在中國的孩子們都被分數逼得說假話的時候，能說真話敢說真話的似乎只剩下老人了。六十歲還嫌太年輕，必須七十歲以上。
知識界特別是自由知識份子給剛剛去世的李慎之先生極高的評價，說他是中國知識界的領袖，說他是鼓吹自由和憲政的第一人。其實我倒覺得，還是李慎之的自我評價更公允一些。他說自己並沒有特別高深的學問。他鼓吹的那些內容，從理論上講已經是知識界的常識，隨便找個大學生也未必說不出幾句。關鍵是他說真話的勇氣。其實，證明皇帝沒穿衣服並不需要多麼高深的學問功底，關鍵是要有人說出來。相反，論證皇帝穿了衣服反而需要特別深厚的理論基礎，甚至需要幾門外語和幾國博士的資格。這些人我們也都見識過了。倒是我的印象中，吳敬璉先生似乎並沒有喝過洋墨水。
一個國家，如果只有老人站出來說真話，我不知道該怎樣評價它。的確我也無法評價，因為至少我離老還差得遠。連自己一塊兒罵，這個勇氣我還沒有。
但是我們都知道，拿「穩定」這件任務來說，其實當局是根本不在乎民工或者盲流怎麼想的，他們最害怕的是老幹部。什麼事情老幹部說話了，當局必須認真當個事去對待。倒不是顧忌這些人功高，而在於他們敢說敢罵，難道還當真出動軍警不成。為什麼這些人敢說敢罵，因為我無求於你。他們是旁觀者，對他們來說，遊戲早已經結束了，遊戲規則也不再是什麼特別了不得的東西。當然還有像李慎之這樣主動退出遊戲的，「不做刺刀威逼下的官」，所以他受到特別的尊重。
拿瞞報薩斯疫情這件事來說，據我所知，知情者何止蔣彥永一人，那些滿大街開著救護車跟洋鬼子捉迷藏的人，他們有的是醫院領導，有的還曾經做出過傑出貢獻－－也都是出生入死過的，為什麼這回他們都選擇了沉默？我猜想，這是因為他們都正當盛年，家庭責任包括社會關係很重，而醫生儘管是一個不錯的職業，卻同時又是一個非常狹窄、高度技術化的職業，如果他們丟掉這個飯碗，又別的什麼都不會，前途很可能相當黯淡。他們無法退出，因此只能沉默。再說那些臨陣脫逃的醫護人員，他們將被永遠剝奪從業資格，而且這種剝奪並非來自行業協會，本質上是政府作出決定。政府太大了，大到意味著整個國家，你往哪裡逃？我絕無為臨陣脫逃者辯護的意思，我只是因此想到，為什麼這回醫護人員表現得這麼好，幾乎是齊刷刷地衝上前去。相比之下，臺灣同行臨陣脫逃的有一百多人。我不相信大陸和臺灣醫生對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理解如此不同，一定是別的什麼因素在起作用。
一個好一點的社會，應該允許它的成員「退出」，也就是常說的退出機制。我不想玩你們的遊戲了，但我並不需要為此付出額外的代價。但我們這邊那些臨陣脫逃的醫護人員，他們必須付出額外的代價，那就是政府的評語。這個評語已經超過了輿論懲罰甚至法律懲罰的範圍，從而成為一個人終生的紅字。
也許我舉的例子並不恰當，而且的確我們的社會正在越來越給予選擇退出者更多的寬容或者出路。但是我們不能忽略這樣一個傳統：從歷史上看，中國當局無不非常反感那些退出者，甚至不惜動用嚴酷手段。遠者如姜尚殺華士，無非這個隱士不肯出來做齊國的官。賢君如晉文公燒死了介之推。古代的事不去說它，再看看幾十年前，那就做得更絕，儘管法律、黨章都沒有說不允許退出，但是把你的退路全部堵死，退出必然意味著餓死，哪怕你要學陶淵明，至少都還得求人民公社作為接收方給你蓋章－－你往哪裡退？現在很多人喜歡罵過去運動中的知識份子丑陋，把你放到那種環境裡邊，你不醜陋一個給我看看？
由於把一切退路都堵死，人們實際上處於類似二十二條軍規的尷尬境地：你有權退出，但是我有權命令任何地方都拒絕接收你。
今天情況稍好，但是在特殊時期，在醫院這種特殊行業，醫護人員的處境並無改變。這也就是，為何那麼多人知悉實情，卻只能由一個七十多歲老人說出來。我想我們都有這種寬容，理解那些正當盛年的醫生的保持沉默，也都明白是什麼原因迫使他們沉默。但這一切都無法不讓我繼續追問一個傻乎乎的問題：
為什麼這個國家只有老人敢說真話？
答案也許是：在這個國家，人只有到快死的時候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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