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曾被貶到溫州當公安局長。文化革命中曾見大字報說這個王芳在延安時，與羅瑞卿、葉子龍、楊尚昆四人拜為把兄弟，人稱「四小義」，都是在中共中央干保衛和情報工作的。大字報上的話當然當不得真，老淦卻說這倒是真的。從後來「四人幫」倒臺，楊尚昆得勢，王芳當了公安部長的情況來看，老淦說的倒不像是假的了。
老淦曾是王芳的親信，數次隨王芳潛渡到當時還為國府佔據的沿海島嶼和臺灣島偵察。雖然老淦不大願意多說此事，但在我們交往密切的七十年代末期，還是給我問出了一個大概的輪廓。
我：別吹牛了，王芳這麼個大官，還會親自去冒那個險！
老淦：你不懂，那時建國初期，共產黨還真敢干。王芳本來就是做情報工作出身的，那時也才三十多，有一股銳氣。王芳一般是扮作商人、老闆，戴一頂「瓦士」帽，穿一件士林蘭的長衫。我和刑警隊長則扮作夥計、跟班，護衛王芳。我的腰帶是一條細牛筋，就是彈棉弓上用的那種牛筋，穿滿了金戒指，那是用來換吃、換用、賄賂、賭博和救命的。當時浙江沿海島嶼，國軍敗逃之像已明，商家、百姓都不喜歡金圓券，銀元、金條之類硬通貨最受歡迎。我們去了幾次大陳、一江山、玉環這些小島，去過臺灣兩次，順風順潮的話一天就到了。那可是提著腦袋干的，一被發現，不當叛徒，就沒命了。如此出生入死，幸虧老天保佑，有驚無險，都能安全返回。
我：你們哪來那麼多金戒指？
淦：抄家抄來的。土改、鎮壓反革命，金條、銀元、戒指、元寶、鑽石，統統上繳國庫。那時，誰都不敢亂來。我們帶的金戒指，都要有正式手續才能領出來的。每次我都沒用完，回來上交。那時簡單，從沒想到留幾個給自己。 王芳後來升為浙江省公安廳長。中共對蔣介石奉化祖墳的第一次修葺，就是在王芳任內做的。王芳當公安部長時，老淦的一位小弟兄則當了浙江省公安廳長。老淦的一位夥伴逃到了香港，牽連他和刑警隊長：刑警隊長判無期，老淦判五年。老淦對這段歷史總是語焉不詳。我問他：王芳不保你嗎？老淦顧左右而言他。毛死後，王芳在公安當權時，據老淦說他們的事平反了，刑警隊長也從青海回來了，還見過幾面，已經是一個乾巴巴的不怎麼說話的瘦老頭了。
老淦有越獄逃跑的經歷。他會利用提神的藥物來保持逃跑途中的高度清醒，利用河流、溪水使警犬失去追蹤的線索。他曾逃脫，又被抓了回來，加了刑。我聽他講逃跑的過程時，就像中學生聽故事一樣。
老淦刑滿後，沒有工作；凡是能夠養活自己的事，他都做。老淦娶妻了，妻子是山區的寡婦，邋遢程度實在少見。這就使本來像豬窩的老淦家完全成了一個垃圾場。老淦的家是在他父親的房子邊上搭了一間約十來平米的小棚屋，也確實難以整理好。妻給老淦生了兩個兒子。孩子從母。老淦的妻子是山區戶口，母子三人在城市裡沒戶口。這一下，更慘了──老淦一個人本就可憐巴巴的糧票、布票、柴票、煤票、油票、肉票、蛋票、糖票、酒票、豆腐乾票、糕餅票、肥皂票、煤油票……要供四個人咀嚼使用。這些物品黑市價都要高出數倍。那時城裡人每人每月定量二兩肉。我還記得那時我家八口人，每月我總有一次被媽媽在五更天叫起來去排隊買回一家一個月的一斤六兩定量配給肉。因為誰家都絕對地要肥肉，越肥越好。晚了去，就買不到好肥肉。那時，國家牌價豬肉六毛錢一斤，黑市價五元一斤。一般工人的工資每月三十元，恰好能買六斤豬肉。老淦為了一家四口活下去，掙紮著，與廖亦武在《底層訪談錄》裡所寫過的以及沒寫過的所有底層人為伍，裡裡外外，從頭到腳，從穿戴服裝、語言談吐到舉手投足，老淦成了一個徹頭徹尾、完完全全、實實在在、不折不扣的底層人。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當了公安的線人：讓他在市內公園、小山、碼頭、車站等底層人聚會的處所轉悠、閒聊、刺探，然後報告。一有重大的刑事案件而公安束手無策時，就要這些線人施展身手，到處嗅聞，提供線索。
我：你怎麼能幹這事？
老淦：老弟，沒辦法哪！他們說給我老婆和孩子上戶口。
老淦再也不說什麼了。只是一個勁地喝酒，我也陪著他喝。那天，我們喝了四大瓶六斤紹興花彫。他是被我扶著回家的。上床時不要我扶，卻跌倒了，還一個勁地念叨著大兒子的名字。我知道他是惦記著大兒子的戶口，大兒子快到上學的年齡了，沒戶口上不了學。
這以後，老淦再也不提這事，我也再沒問過這事。
老淦老婆孩子的戶口終於沒給上。這恐怕同老淦沒有好好給公安幹活有關。溫州曾接連發生過九段碎屍案、炸派出所案。公安作地毯式的普查，我也被變方設法叫到派出所盤查過，弄得人心惶惶，案子卻始終沒能破。我們議論此事時，老淦說：憑他們，能破得了？局長比處長笨，處長比科長笨，科長比偵察員笨，偵察員比賊笨！
老淦的的中文程度很好，還會點英文，能勉強讀懂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憤激時，連祖國民族這些在當時的我還視為絕對神聖的東西也罵，可見他內心痛苦的程度。
在閒聊時，我曾提到戴厚英的《人啊人》中的一個故事細節：右派的妻子千里迢迢到勞改場探望丈夫。丈夫剛死。妻子將帶去的餅乾、煉乳用嘴於到丈夫口中以盡心意。未料，丈夫活過來了。
老淦：我在勞改場時見過這樣的事，連細節也一模一樣。當時我們每天的糧食定量是26顆蠶豆，一隻歐米加手錶只能換五十顆蠶豆。在野外打柴刨地時經常挖到埋得很淺的屍體，都是餓死的。其實，那時餓死的人，只要灌點米湯糖水什麼的，都是能活過來的。我只是憑著年輕、取巧活過來了。就是那個用歐米加手錶換蠶豆吃的傢伙，一所什麼大學的老師餓死了的那天，正好他老婆來看他。因為剛死，屍體還在床上。掩埋是我的任務。勞改場領導領著一個女的來看屍體。那女人三十來歲，短頭髮，很漂亮，不看任何人，不說一句話，只看她床上的死丈夫。然後回身對著勞改場領導，還是不說一句話。這給我印象很深。那領導還算有點人性，知趣地轉身走了，招手讓我過去，交待我等那女的走了後把屍體埋了。我潛意識地在門口看著那女的。
我：你同情她。
老淦：那時看死人已看得麻木了，談不上什麼同情。只是她的不說話、不哭、不流淚，給我的印象很深；再加上她很漂亮，可以說是美，一種冷艷的美。我那時已很久很久沒看過美的女人了。我是喜歡美的。我的潛意識裡恐怕有這樣的成份。
我：你沒主動同她說話嗎？
老淦：沒有。我不想破壞那種氣氛。我對她有一種尊重和敬畏。我幫她打開了橘子罐頭，還記得那罐頭是梅林牌的。整個過程都是無言的。我遠遠看見她想開罐頭，但沒法開，就過去幫她開了。她沒請求我，也沒拒絕我。開罐頭時，我自言自語地說了三個字『餓死的』。她明顯地抬頭看了我一眼，就旁若無人，喝了一口罐頭橘子水，度到死丈夫的嘴裡。她的死丈夫就是這樣被她用橘子水和綠豆糕餵活的。她丈夫活過來後，她對我說了兩個字。
我：謝你啦！
老淦：不。她說的是「好人」。他握著丈夫的手，又看了我一眼，說了「好人」這兩個字。這兩眼和這「好人」倆字，讓我既受用又不是滋味。她不知道，正是我從伙房偷來的五十顆蠶豆換走了她丈夫的歐米加。我之所以冒險偷蠶豆換手錶，是為了計畫中的逃跑計時用。也許正是這五十顆蠶豆延續了她丈夫的生命，使她能見到丈夫的屍體。我只能這樣來安慰自己、欺騙自己，不然，我總覺得不是味道。女人比男人偉大，她丈夫有福氣。這樣的女人是天使。我這一生再沒見過比她更美的女人了！
老淦有兒子後，對未來還抱有一絲希望。兒子五六歲時，就教他游泳，能游一千多米。我同他們父子一起游過。老淦游的是狗爬式，他兒子則很正規，蛙泳幾乎同我一樣快。
老淦帶著妻兒去江西打工，回鄉路過上海時，為節省旅館費用，借住在我介紹的傅申奇家（傅為「七八」民運期間與北京魏京生、徐文立，廣東王希哲齊名的上海青年）。回到溫州時，帶了一大捆傅主編的《責任》給我。當時掰著子兒花錢的他，還給了傅一些錢。兒子七八歲，要上學了，卻不能上，上不了，沒有城市戶口，學校不收。這一絲希望也斷了。我記得我為此奔走過。老淦只苦笑，不知是不屑，還是被痛苦和重壓折磨得連憤怒和咒罵的力氣也沒有了。
有一次，老淦終於爆發了。老淦的房子漏水，他爬上房頂翻瓦補漏，影響到他父親的房子。老淦的父親罵他，他回嘴了，驚動了討厭他的兄弟姐妹出來為父幫腔。可憐的父親還罵了一句最不該罵的話：「你這個反革命，佬什麼？！」（吾鄉土話，意為「神氣甚麼」，類於北方話的「跩什麼」。）老淦的心一下子降到了絕對零度，又突然升高到太陽的核心溫度。他終於忍無可忍了，一句溫州國罵脫口而出：「我把你老母抬起來操！」這一罵開，就不可收拾了。老淦罵得聲震屋瓦，罵得唾沫四濺，罵得七竅生煙，罵得日月無光，罵得昏天黑地，罵得江河倒流，罵得乾坤翻轉，罵得老父氣結，罵得兄妹目瞪，罵得四鄰口呆，罵得鴉雀無聲……他把在底層所學到的所有髒話都罵出來了。他把這一輩子所受的、所積攢的冤枉、委屈、酸辛、不屑、冷眼、怨毒、侮辱、踐踏、蹂躪、鞭笞、濃痰、糞尿、狗屎、……統統都藉著這聲聲髒罵傾瀉出來了！
我：你真的那樣罵你老爸？
老淦：比那還難聽的也罵，怎麼解氣怎麼罵！老淦含著淚水答道。
老淦今年有七十了。我有許多年沒見他了，很想念他。
黃花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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