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來，否則中國人已經很難團結在一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顯得非常緊張而又糟糕。在此，我們不妨來分析一下箇中的原因。
* 現實與現狀
經過五十年共產黨的階級分明的統治，如今大陸上的農民不喜歡工人，也不喜歡知識份子。因為，工人欺負農民，知識份子瞧不起農民。當然，農民最不喜歡的是欺壓他們的共產黨官員階層。
知識份子不喜歡農民，因為，他們「素質差」；不喜歡工人，因為他們粗野。非官員的知識份子更不喜歡共產黨官員。因為，他們打心底裡就蔑視「領導幹部」。
工人不喜歡農民，因為，農民窮、農民呆。工人不喜歡知識份子，因為，他們軟弱無能，百無一用。工人當然也不喜歡共產黨的官員。因為，這塊土地上無人喜歡共產黨的官員。
現今中國各階層，比較之下唯一對其他階層「喜悅心」較多的是共產黨的幹部們。因為，無論官職大小，即使一個小辦事員，只要在共產機關裡做事，就都有一定的權力，而這權力會使他們贏得「不同尋常的尊敬」。屬下遇上長官、工人遇上廠長、農民遇上村長，都會送上「天真」的笑容。絕大多數人民，對其頭上的官員，都爭先恐後地表達尊敬、投笑致誠、點頭哈腰、拉拉扯扯。工、農、商、學、兵無不知道尊敬官員的好處，所以相對其他階層之間的冷漠，共產黨的官員們比較「喜歡」溜須拍馬的民眾。
沒有精神的一致性，卻有諸多利益衝突。學校裡學生之間，除了考試競爭，沒有多少相愛、兼容。教師之間為提職稱、長工資、分房子，大家幾乎要撕破臉皮。其它行業的知識份子之間也都意氣相斥，互不服氣。農民之間也因田埂房界、道路水渠打得雞犬不寧。工人之間更是爭相邀寵，討好官員；為一根雞毛，互相爭得面紅耳赤，甚至拳腳相加。共產黨的官員之間除了親信、裙帶和官官相護之外，更普遍的是你死我活的往上爬。機關中，辦公室裡人們笑臉相逢，但心底裡恨不得掐死對方。
以上的描述，用一句話概括，就是：現今的中國人除了關心對自己有用的人以外，對其餘的人一概不當回事。說直一點，就是把他人不當人，這就是現實。在這個「國家」裡，資源壟斷、人群擁擠；生態破壞、道德淪喪；官匪橫行、司法腐敗；政治愚昧、制度荒唐。大家就像被共產黨裝在一個簍子裡的螃蟹：你踩我踏，紛爭永續。
* 五十年的歷史
毛澤東就是利用農民對地主財富的嫉妒、知識份子對專制的不滿、以及抗日戰爭激起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攫取了政權。之後，共產黨帶領農民打倒了地主階級。一九五七年，共產黨的官員們又打倒了五十多萬右派知識份子。五九年，毛澤東剝奪了農民的土地和一切資源，甚至鍋碗瓢盆全都砸爛，終於率領農民跑步進入了毛式共產主義。結果，幾千萬農民被迫變為餓殍，共產黨也因此實際上把農民踩到了腳下。文化大革命掀起，又是工、農、兵打倒走資派的官員和非極左的知識份子。改革開放後，知識份子再次直起了腰，恢復了清高，睥睨著一切「素質差」的人們。 五十年來，中國社會的各階層之間和各階層之內，充滿著仇恨和厭惡。民眾就像一群牲口，被共產黨趕得隨波逐流。混流之中，永遠是你擠、我踏的無規則運動。
正是由於煽起了人民之間的怨恨，毛澤東才有可能發動歷次運動，他本人正是在這種民間怨恨和廝殺中脫穎而出的惡棍。所以，毛早就洞察了這個民族的普遍罪性。或者說，毛澤東正是我們民族罪性的總代表。今天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黨，仍然在繼續煽動和利用人民之間的怨恨，企圖以此來延續共產黨的罪惡統治。 在中國大陸，人與人之間的怨恨長期籠罩著中國人的心靈，人民大眾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直到最後，只有官逼民反、以暴易暴，不可能有其他選擇。
* 哲學的源泉
儒家文化的哲學根基是人性本善，馬克思主義也是假定管理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必是大公無私的超人。烏托邦導致的歷史事實與其理論正好相反，五十年來，共產黨中國的大多數人們都以人性最壞的一面來對待或防備其它的人們。
無論是兩千年來的專制統治者還是五十年來的共產黨，都用人性裡最殘忍、最陰暗的手段，來統治芸芸眾生。過去一百年統治中國的「哲學」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大一統的威權主義，另一種則是烏托邦的共產主義。這一百年的過程，是一個歸謬的過程，它讓我們認識到人性本善這個哲學出發點是有問題的。可是，人性本惡亦非結論。我們不得不回到基督教文明的哲學基礎：人人都是有罪性的。西方人正是根據這種宗教哲學的前提，認識到因為人人都有罪性，所以任何人一旦握有不受制約的權力時，就必然會侵犯他人的人權和自由。所以，西方的先哲們設計了權力制衡的民主制度。人人都有罪性，並不推論出人類就無法相愛的結論。基督教文明的哲學基礎同時指出：所有的人類都有一個共同的「天父」；人們當遵守「正義、憐憫和愛」的絕對準則。
中國的優秀知識份子，一百年來前仆後繼、上下求索，尋找一切新民和強國的手段。他們找到了科學和民主，卻丟掉了民主和科學賴以生長的「內核」 ──基督教精神。一百年前的一位美國人說：「虛偽驕飾、欺騙、不真誠和趨炎附勢為這個民族（中國）的顯著特徵。」一百年後，中國人之間的關係特徵，用這四個詞來總結依然非常準確。這位在中國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國人，在他的書「中國人的性格
」最後說：「中國需要正義，為了獲得正義，中國人必須瞭解上帝，必須更新人的概念，並確立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確實，我們應該反省我們的「哲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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