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打黑背井離鄉
在老家連雲港市錦屏鎮已無立錐之地的王生志，在上海媒體朋友的幫助下，被關照到了滬西江橋批發市場做市場管理工作，每天下午2時30分上班，一直到第二天早上8時。記者見到王生志時，他剛剛睡醒，一臉疲憊，眼神孤寂、憂鬱。他說，曾在電視上看過一部電影《極度孤獨》，他現在就有那種孤獨的感覺，「沒有人可以聊天，社會已經不要我了。」他沮喪地說。
從1991年到2002年，王生志打黑10年，協助連雲港公安破案70多起，卻一直不被當地社會承認，民間輿論反而認為他是「黑社會」的大人物。因為，他每次隨犯罪團夥被抓(其實是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每次都有辦法「混」出來。「不明不白得久了，我也就『黑』了。」
為弟弟踏入「黑道」
1992年春節，棄學回家的弟弟和幾個社會上的不良分子在家打牌賭錢一直到晚上，大家就湊在一起閒聊，一個江蘇沭陽縣人對王生志的弟弟說，江蘇東海縣最近來了一批「大新安」(假鈔)，有個叫趙宜春的可以搞到一些，你要不要？王生志當時的第一反應是，這不是要把弟弟往大牢裡送嗎？
為了一探究竟，趁弟弟到北京的姐姐家玩的時候，王生志獨自一人來到東海縣，找到了趙宜春。趙讓他找一個叫吳義民的人，吳義民卻讓他到山東平邑縣澇荒村找一個叫李京坤的。去還是不去？王生志足足猶豫了3天，最後還是決定去一趟山東。
找到李京坤，他要王生志幫忙銷一些大煙。
考慮到無法替李京坤銷售大煙，王生志只好返回連雲港。
查假鈔，居然查到了毒品，這著實讓王生志吃驚不小。接下來的一年裡，王生志自費到過山東6次，第七次到李家時，王生志擔心出事，便給國家公安部寫了一封舉報信。王生志回憶說，那一次害怕得要命。為了保持警惕，每到下午他就拚命喝水，睡覺時就可以被尿憋醒。就這樣，在擔驚受怕中度過了3天，李京坤總算領著王生志看了他們造假鈔的紙張，並給了他兩張面額分別為100元和50元的假鈔。當晚，王生志揣著這些證據和僅有的50元錢，取道滕州，趕往北京，來到公安部。
之後，山東警方端了那個製造假鈔的老窩，抓獲了30多人。
從此，王生志打黑一發不可收，「『進』了黑道的門，就好像打不完了。」從1992年到1994年，王生志完全「踏入」了黑道。「當然我不是進入黑道，而是打擊他們，影響那些出入黑道的人，扭轉他們的命運，摸清他們的犯罪規律，自己還須清清白白。」王生志破了多起假鈔案，卻沒動過什麼歪念頭，按他的說法，要這麼做的話，早就可以在上海買大洋房了。
打掉了「飯碗」
王生志曾是錦屏鎮政府的聘用幹部。因為打黑，王生志經常跟黑道的人混在一起，在鎮領導和村裡人看來，他由一個積極要求進步即將入黨的好青年，變成了一個不務正業的「二流子」。他不安心在家種地，隔三岔五地往城裡跑；他經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來往，行動詭異；還有人說他因為與小偷、流氓和犯罪份子打成一片，被派出所拘留過。領導為此經常教育他。「我說我沒有做壞事，他們就說沒有做壞事怎麼被公安局抓了，我還能說什麼呢？」王生志被鎮政府派回村裡工作。一年幹過來，王生志還是繼續破案。沒多久，村領導說他工作經常遲到，不務實，又把他調到隊裡，做小隊長。「當小隊長也管300多戶人，千把畝地，日子過得也不錯，就像個小管家。」干小隊長的時候，王生志還是繼續破案。到1999年，小隊長的職務也被撤了。「他們不要我了，說你破案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本來就不是你的事，公安都破不了，你去破什麼案。」「說心裏話，當時我是想不通的，我是實心實意憑做人的良心，真正想為社會做事，為什麼你地方上的小幹部、小官僚就不能夠理解呢？還說我是在鬼混。」王生志繼續打黑。
打掉了家庭
但是，此後王生志開始陷入極度的痛苦，那就是：眾叛親離。
「地方上，小官的一句話就可以影響所有的人，老百姓都誤解我。」王生志顯得很無奈。對於王生志為自己的辯解，村裡人覺得根本不可能，你王生志有那麼大的能耐嗎？那些重案要案，自有公安部門辦理，哪還用得著你來插手？在他們看來，如果探案是一樁生意，那倒還可以理解，然而那種活不僅賺不到錢，反而要倒貼錢，甚至隨時都可能遇到危險，好好一個聰明人，怎麼會去做這樣的傻事呢？大家都覺得他怪異，對他是能避則避，能躲則躲。
打黑確實沒給王生志帶來什麼好處，倒是讓他賠進了不少錢。為了多摸些情況，王生志經常自掏腰包招待那些「黑道」上的人，事後卻找不到地方報銷。就這樣，家裡的積蓄花光了，他就找人借，背上了6000多元的債。王生志沒有止步，還是不斷為打黑花錢。有一次，為了穩住一個盜車集團，他賣掉了妻子陳燕的陪嫁自行車，後來又賣掉了手扶拖拉機。還有一次，為瞭解救17名被拐婦女，他又借了2000元。
「2000元錢就可以讓17個家庭團圓啊。」然而，王生志自己的家卻破裂了。一次一次的借債，妻子陳燕的怨言也一分一分地增加。
1999年，忍無可忍的妻子決定離婚。她哭著對王生志說，你是個絕對的好人，但跟上你這樣的好人就沒法過日子了。
離婚時，王生志把十幾畝地和房子都給了妻子，只帶走了一包書和一包衣服。
離婚後，王生志還是繼續打黑。竟然有一次，他查到了自己弟弟身上。
2000年，他的弟弟非法集資，騙取了35萬元，王生志知道這事後，就幫受害人調查取證，並在法庭上為受害者作證。在有力的證據面前，弟弟不得不承認事實，交出了集資款。打那以後，除了遠在北京的二姐，母親、大姐和妹妹、弟弟都與他斷絕了往來。
「我不後悔，但最對不住的是自己的孩子。」王生志眼裡噙著淚水說。王生志有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離婚後，法院判他每個月支付300元贍養費，到現在，王生志欠下了3年總共1萬元的生活費。
1萬元，對於王生志不是一個小數目，「慢慢還吧。」村裡的孩子在大人的影響下，都遠離王生志的孩子，說他們是壞人的孩子。這讓王生志感到愧疚不已。有一次，在馬路上，他和自己的孩子擦肩而過，卻沒敢叫他們。
去年12月底，王生志回去看過兒女一次，他打算在春節前再回去一次。
還要打下去
沒了土地和工作，失去了固定的生活來源和親人的幫助，王生志的生活變得愈加窘迫。最苦的時候，他只能吃發了霉的米，至於放了油的菜是想也不敢想。就是在那樣的情況下，他對打黑仍是唸唸不忘。有一回，他在街上聽到一個人用「黑話」嚷嚷著，意思是要糾集人來一次大規模的洗劫和凶殺，他的第一反應就是打電話通知公安局，前後打了4次，花了1塊6毛錢，而當時他身上只有兩塊錢。「我眼裡就是容不下壞事、髒事，一看見有人做壞事，我就有一種壓制不住的衝動要去制止他們，這就跟有些人有潔癖一樣。」說這話的時候，王生志捏了捏拳頭。
到上海已經3個多月了，王生志說，已經慢慢適應了都市生活。「人總是要實實在在地過日子，肚子飽了，才好去做有益的事情。」王生志表現得很坦然，「不過，有機會我還會去打黑。」王生志現在工作的滬西，和他的家鄉一樣，也是城鄉結合部，比較混亂。來的第一天，王生志就想出去「轉轉」，結果被朋友勸住了。兩三個月下來，王生志說，現在已經基本摸透了這一帶賣黃碟小販的情況，在上海的「打黑」可能會從這一步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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