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67年2月5日發生在呼和浩特市的「韓桐事件」
1967年2月5日中午，數百名內蒙古學生「造反派」「呼三司」的成員以及工人「造反」組織「河西公司8.18」的成員聚集在呼和浩特市內蒙古軍區大院的南門外靜坐，抗議奉命以「支左」的名義介入、控制地方政治的內蒙古軍區鎮壓「造反派」組織，當時周圍還有上千的圍觀者。一個20多歲的學生拿著擴音器帶領大家呼口號：「強烈要求軍區檢查錯誤！」「劉昌不投降就讓他滅亡！」「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
軍區大院裡一片沉寂，原來堵在門口的軍用卡車已撤離，衛兵居然也無影無蹤了。在軍區辦公大樓前築起了臨時工事，持槍荷彈的士兵無聲無息地蜷縮其後，主樓頂上還架起了機槍，對準門外靜坐的「造反派」。大院外「河西公司8.18」的工人中有不少人當過兵，憑經驗覺得軍區很可能要採取行動了。
中午12時15分，一名軍官右手插在褲兜裡，逕直從軍區辦公樓裡出來，到大門口朝那個帶頭喊口號的學生喝道：「不許胡喊，這是軍區！」學生回答：「就喊！」軍官威脅道：「再喊就斃了你！」學生的回應是：「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此時，那軍官突然從褲兜裡抽出手槍，對著這名學生連開兩槍，學生應聲倒地，鮮血從前胸泊泊湧出。那個開槍的軍官將槍放回褲兜裡，若無其事地回到主樓裡。
軍區大院門外頓時亂成了一團，「軍區開槍了！」「打死人了！」「呼三司」的學生們奮臂挺胸要往裡沖。而在軍區大院的主樓裡，內蒙古軍區負責人向埋伏在臨時工事裡的士兵們下達了「準備戰鬥」的命令，士兵們精神振奮、摩拳擦掌，準備在鎮壓學生中立功受獎。但是，大院門外「河西公司」的工人「造反派」站到了第一線，一面高喊：「不要上當，這是陰謀！」一面拉起手來一齊向後退，阻攔住背後向前湧動的人群。最後軍區門外憤怒的人們止住了腳步，而軍區主樓裡卻傳出了一陣失望沮喪的咒罵聲。
這就是1967年初震動內蒙、影響全國、甚至引起外蒙關注的「二．五韓桐事件」。3個小時以後，那位學生傷重死亡。他的名字叫韓桐，內蒙古師範學院外語系四年級學生，托克托縣人，學生組織「呼三司」的成員。醫生從他的肺部取出一顆手槍子彈，診斷結果是，子彈打穿肺動脈，因失血過多而死亡。開槍殺人者是內蒙古軍區軍訓部副部長柳青。
這是「文革」中軍隊向學生開的第一槍。這一槍標誌著軍隊奉命介入「文革」的惡果初次暴露；這一槍也顯示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層在他們製造的「文革」混亂中的左右失據。毛既想通過煽動「造反派」達到打倒政敵劉少奇及其支持者的目的，又怕「造反派」因爭奪政治權力而互鬥、造成局勢失控，只好動用軍隊介入「文革」中的地方政治，依靠軍隊來收拾亂局；然而這又陷入了新的兩難局面，讓軍隊去控制局勢相當於把軍隊當作「消防隊」來用，但讓軍隊在「支左」中介入「文革」中群眾組織之間極其複雜的派系衝突，則無異於放手讓軍隊在這樣的衝突中「縱火」添亂。中國社會經過了「文革」前17年的意識形態高壓和「階級鬥爭」鼓動之後，積蓄了巨大的反體制、反秩序的能量，這些能量的形成是社會心理長期被扭曲壓抑、群體情緒極度緊張化的必然結果；但是，這種能量當時只能通過迎合政治氣候的形式（忠於毛、忠於毛的「革命」路線）變相地釋放出來，於是彼此對立的群眾組織以及準備鎮壓「造反派」組織的軍隊，都喊著相同的「忠於毛主席」的口號，彼此卻怒目相對，甚至刀槍相向。
二、軍隊該支持哪派組織「奪權」？
1967年1月上海市「造反派」在「一月革命」中奪了上海市委的權。毛澤東大為讚賞：「《文匯報》由左派奪權，這個方向是好的。」「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都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1月9日和16日，毛通過《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向全國的「造反派」發出號召：「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中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
毛澤東號召的這股「奪權」之風立即刮到了內蒙古，「造反派」組織紛紛聞風而動。1月6日，《烏蘭察布報》社被造反派奪權，報紙更名為《重要新聞》。1月11日，《內蒙古日報》社也被奪權，報名暫定為《東方紅電訊》；奪權者是報社內部的「造反派」，他們與學生「造反派」組織「呼三司」、工人「造反派」組織「8．18」、機關幹部「造反派」組織「黨委紅旗」聲氣相通。「造反派」控制的《內蒙古日報》新版準備於1月23日問世。然而，就在1月22日下午，千餘名立場保守的「紅衛軍」組織、「工農兵」組織成員在報社內的「保守派」接應下，衝進《內蒙古日報》社準備接管，要把報社的權力從「造反派」手裡奪回來。這些人破壞了印刷設備，甚至動手毆打報社的工人。呼和浩特市的「造反派」組織聞訊趕來，由工學院的「井岡山」組織一馬當先，圍住「保守派」，先是舌戰，繼而打人、砸車。「保守派」因寡不敵眾，不得不撤退。正當「造反派」們慶賀勝利之際，軍隊也介入進來了。
1月23日凌晨，一連全副武裝的軍人闖進報社印刷廠，帶隊的內蒙古軍區群眾工作部副部長高碧當即宣布對報社實行軍事接管，報社的所有門口全站上了士兵，他們端著上了刺刀的槍，只許進不許出。報社內部的「保守派」組織立即挂出巨幅標語：「堅決擁護解放軍接管報社！」。而「造反派」則怒不可遏地上前質問：「為什麼軍管？」「奉誰的命令？」高碧的答覆是：「我們奉軍區的命令而來，軍事接管就是軍事佔領，一切聽從軍區的指揮。」內蒙古軍區是根據「保守派」的消息決定採取行動的。22日晚6時，從報社逃離的「紅衛軍」和「工農兵」組織的「頭頭」到軍區求援，晚11時軍區黃厚副司令員接見了他們。軍區黨委認為情況嚴重，決定請示中央軍委。「中央軍委文革小組」組長徐向前回電指示：「一定要調查清楚情況，情況不明，不宜輕易表態。要站在革命左派一邊。軍隊不得動武，可以出面調解。」根據這一指示，軍區黨委命令高碧先去「工農兵」組織的總部瞭解情況，「反奪權」失敗的「工農兵」組織向高碧提供的自然是一面之辭。高碧隨後帶著部隊來到報社，現場當然是一片混亂，根本不可能「調查清楚」，事實上也不可能識別誰是「真正」的「革命左派」。
毛澤東號召「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希望把中國變成一個軍營式的「大學校」。但事實上軍隊心目中的「左派」與毛心目中的「左派」往往是兩回事。無論是從觀念、出身還是從社會地位的角度去看，軍隊都很容易與「保守派」組織結成天然的盟友。軍隊是黨的工具，當然支持那些主張維護現存秩序的「保守派」組織；那些主要來自農村、出身於貧下中農家庭的軍人，顯然也比較容易接受「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等政治教條和對領袖及執政黨的愚忠思想，更習慣用成份、出身、政治面貌以及對黨和軍隊的態度來衡量群眾組織的「好」、「壞」。恰恰是「保守派」組織的成員、理念、行為，最接近軍隊的信念，因此，軍隊很容易把「保守派」組織認定為「真正」的「革命左派」。於是，介入「文革」中地方政治的軍隊就成了「造反派」組織批判的對象。在《內蒙古日報》「奪權」事件中，「造反派」的批判矛頭首先指向內蒙古軍區副政委劉昌。
1月23日晨6時，「造反派」組織把劉昌請到《內蒙古日報》社，與之辯論。劉昌再三對「造反派」解釋：這次行動是「來保衛工廠」、「怕發生衝突」。由於報社內的「造反派」群情洶洶，劉昌不得不下令部隊撤離報社。但「造反派」仍然與他繼續辯論。這場辯論從《內蒙古日報》社轉移到了內蒙古師院「造反派」組織「東縱」的會議室，13個內蒙古的「造反派」組織和北京清華大學著名的學生「造反派」組織「井岡山」的代表，要求劉昌承認「三點結論」：第一，軍管名為「保護機器」，其實並未採取任何措施如此做；第二，軍區支持「保守派」，打擊了「造反派」；第三，這次錯誤的性質是軍區與「保守」勢力相勾結，鎮壓「革命群眾」，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經過長達數小時的辯論和爭執後，劉昌不得不承認：此次行動沒有調查研究，沒有依靠報社內部的革命同志，沒有按照毛主席的路線辦事，犯了錯誤，願意接受同志們的批判。劉昌表示：「這次派軍隊，在客觀上，實際上是從精神上鎮壓了革命造反派，犯了政治立場錯誤。」劉昌認錯之後，「造反派」組織決定：要成立調查組，弄清事件真相；同時責令內蒙古軍區的負責人於1月24日下午2時到《內蒙古日報》社做檢查。
三、軍民衝突的升級
從《內蒙古日報》社撤兵以及劉昌認錯並不意味著此事件的結束，軍隊既已介入地方政治，捲入了群眾組織的派性鬥爭，就把兩派群眾組織之間的衝突轉化成了軍民對抗，於是一系列事件接踵而來。內蒙古軍區先出兵後撤兵，於是「造反派」組織抓住此事逼迫軍區正式公開認錯；而手握重兵的內蒙古軍區則刀槍相向，嚴陣以待，以強壓弱，拒不讓步。面對軍隊對民眾的武力高壓，「造反派」起先是請願求見，然後又靜坐抗議，同時大舉哀兵，爭取輿論和中央的支持。從1月25日開始直到2月5日韓桐被軍隊殺害，在將近半個月的時間裏，幾乎每天都有衝突發生。
（未完待續）
（《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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