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悲哀絕不限於個人，也不僅僅限於過去
最近，朋友間爭相傳閱著一篇關於中國著名歷史學家、北大教授週一良的長文，題目叫《一個人文學者的悲哀 -- 記週一良》，作者是週一良的大公子周啟博，這實在是一篇文字與內容具佳的好作品。一般子女寫父母長輩的作品，或者爲尊者避諱，隱惡揚善；或者是失之偏頗以情感宣泄代替理性分析，甚至有讓接受了長幼有序師道尊嚴儒家文化傳統的讀者看了感冒的……。相比之下，周啟博此文相當平實，且發人深省。一九四六年，週一良結束了八年美國留學生活，舉家回國。依約回派出單位燕京大學任教，四七年轉往清華，一九五零年，隨北大、清華等校師生去四川眉縣參加土改。院系調整後，被分到北大歷史系任教研室主任。五五年寫了批判胡適的文章，五六年被當局接受入黨，並升爲歷史系副主任。以後回應政府號召積極投身各場政治運動，直到文革參與"梁效"寫作班子，成爲典型的御用文人。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倒臺，把週一良捧成黨代表、主席團成員的黨，又把他打成反黨反領袖的「反革命」。幾十年中目睹使朋友同事身敗名裂的事，最後落到自己頭上。當初信得越虔誠，發覺受騙以後就越痛心。週一良終於因此開始反思，晚年全面反思自己追隨毛澤東的過程，終於悟到今是昨非，誠如周啟博曾經寫過祭文「噩夢醒來已暮年」。
《一個人文學者的悲哀－－記週一良》這篇作品，最大的價值在於剖析週一良思想和行爲方式的同時，開掘了悲劇產生的歷史、社會和文化原因，特別提出「封建文化傳統和知識人素質不高也起了重要作用。國人目前仍然傾向於把一九四九年以後所有災難歸因爲領袖，而不願探討每個人自己當時能否表現得更有人性一些。希特勒法西斯覆滅之後五十年，德國新一代歷史學人開始研究一九三零、一九四零年代每個普通德國人爲希特勒反人類罪行推波助瀾的責任，歷史專著記錄了許多普通德國人在二戰時期每天作完本職工作以後自願到集中營充當看守，以便參與虐殺猶太人和戰俘，從而向整個日爾曼民族的良心提出了質問。希望幾十年內中國新一代歷史學人也能有類似的研究成果問世，非如此難以提高民族素質和防止下一次災難。」
人非聖賢，熟能無過，關鍵是要能夠醒悟，現在的問題是：中華民族中能像周啟博這樣醒悟的人實在太少了！去年十月二十三日週一良去世（享年八十八），北京「民主黨派」刊物《群言》向家屬徵求回憶稿件，周啟博如期交上這篇作品，結果卻未獲刊登，復令人扼腕唏噓。
周啟博敘述和評論的不僅是週一良作爲一個人文學者的悲哀，其實也是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哀，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悲哀！而且這個悲哀遠沒有結束。對於身於悲哀之中渾然不覺，甚至還有意無意地處處想要掩飾這種悲哀，才是真正的悲哀，也是更大的悲哀。作者有感於此，不得不嘆惜：「中國至今仍然存在發生另一個專制王朝的土壤。」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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