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用「罵街」這個詞並不恰當，因為我生長在農村，無街可罵，也許應該說是「罵村」？罵村不是吵架，因為它沒有明確的對手，一般是由於自家的雞鴨找不到了，或地裡的莊稼被誰家的牛吃了，但又不知是誰幹的，於是就面向全村罵開了。罵村往往發生在早上或傍晚，伴著裊裊炊煙，一種高亢嘹亮的民族女高音傳了開來。那真是女高音，足以達到舉村皆聞的！起首往往是這麼一句：「哪－－個－－天－－殺－－的哎－－－－」，雖在盛怒之下，但一罵三嘆，曲調婉轉、餘韻悠長，如果不問其內容，光從聽覺來說，那絕對是一種享受！有時侯我覺得，其實這些「波婦」之意不在罵，而在於發泄心中鬱積已久的怨氣而已。長罵當哭，罵過之後，又可以忍受一段時間的苦難了。
可是這種優美的罵聲現在已很難聽到了，原因何在？我想還是那句老話：「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當農民逐漸富裕起來之後，誰還會為了那麼一丁點小事而大罵出口呢？畢竟，那種女高音是頗耗氣力的。也可能是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婦女們的心情越來越舒暢，心中的怨氣越來越少，造成中氣不足，從而已喊不出來了。
看來，在經濟的發展與傳統的變革之間是有著直接的關聯的。
正如有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國傳統的鄉土社會是一種封閉同質的宗法社會：封閉保守，等級森嚴，人際關係基本上侷限於血緣關係，權威主要來自於輩份與年齡，以傳統習俗作為維繫社會秩序的主要紐帶，道德禁忌多。但今天，至少在我的家鄉，這一切已有了很大的改變。可以說，傳統正在無可挽回地逐步衰亡。
我的故鄉是湘桂交界處的一個小村莊，四百多人口，人均田不到一畝、地一畝左右（多分布在山上），生活水平總體上正處在從溫飽向小康過渡的階段，但貧富差距已比較大，雖還沒有百萬富翁，但幾十萬元戶據說已有六七家。富裕戶的收入主要來源於村外，有兩個是八十年代初出去為別人打工的，後來自己成了包工頭；有兩個是九十年代初出去撿垃圾的，後來成了廢舊物資收購商；還有一個更奇，據說其財富主要是靠賭博贏來的！不一而足。
古語云：「父母在，不遠遊」，另有「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描述，這生動地體現了鄉土社會封閉性的一面。但今天這無疑已成為歷史。在我們村，平時已很難看到一個年輕人，村子幾乎成了老人和孩子們的天下，而老人們對此似乎已習慣了。我記得小時候，有一次我的一位堂兄要去參軍，我爺爺非常反對，但卻無可奈何。臨走的那天，我爺爺很傷感，說什麼「你這一去，再回來時不知還能不能見到我？」（後來他倒是還活了不少年的）。而今天的農村，已很少有父母不讓子女出去的了。以前外出打工者一般每年還回家陪父母過個年，但現在，很多人都在外面過年了，倒是我每年春節都還回去一趟。今年春節，我又一次與叔伯們共飲，酒酣耳熱之際，大伯突然冒出一句：「你們十四兄弟已有很多年沒在一起過了吧？」是啊，由於我父親共有兄弟五人，且膝下子女都不少，因此我共有堂兄弟十四人，自從八十年代末有一年春節我們曾在一起相聚過之後，十多年來，已從未到齊過一次。三叔聽出了大伯話語中的感傷，忙答道：「明年你下令叫他們全都回來過嘛，我想他們會聽你的。」很明顯，這一句讓大伯很受用。畢竟，爺爺去世後家中就數他最大了，按傳統，他講的話應該是算數的。但他卻答道：「算了吧！其實在不在一起過年並不重要，只要有這份心就行了。何況來回路上，即費錢又辛苦，何必呢？」我想他心裏其實很清楚：這已不再是那個長輩具有絕對權威、令出必行的時代了。記得十年前爺爺去世時，我們兄弟都沒有到齊，現在要相聚就更難了。
隨著封閉性的喪失，傳統的宗法等級制度也將難以維持。因為那種表面上建立在血緣關係上的溫情脈脈的宗法權威其實是有其深刻的經濟基礎的，那就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及其遺產的繼承關係。傳統的小農經濟基本上是一種只能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重複生產，由於家庭財政大權掌握在長輩手上，子女不得不依賴父母，因此多數人所謂的孝順其實是有一定的經濟因素在裡面的。而在現代社會，由於有了更多的發展機會，子女在經濟上越來越能夠自立，已不太在乎父母留下來的那點遺產了，再加上現在的子女一般比他們的父母更有文化、更見多識廣，這樣一來父母還能有多少額外的權威可言呢？如果說在我的記憶中，爺爺似乎經常是板著面孔、動不動就訓斥別人的話，那麼現在的長輩們則要和藹得多了。這應該算是一種進步吧！不過，有些青年已發展到對長輩失去了起碼的尊敬與孝順的地步，這又是值得憂慮的。也許，傳統的變遷總是有得有失的吧。
農村宗法傳統的衰落在祭祖這件事上表現得尤為明顯。記得在八十年代初，我的家鄉曾興起過聯宗祭祖，每年清明，附近十來個村的同姓同宗的成年男女（除少數年紀太大的老人及部分婦女留在村裡做飯外）一齊出動，上山掃墓（我們那裡叫「挂山」）。隊伍往往達數百人，真是浩浩蕩蕩、蔚為壯觀！看得我們這些小孩子好生羨慕，恨不得快快長大！但這種活動無疑蘊藏著極大的風險，很容易引發族與族之間、村與村之間的衝突。印象中是在第二年，終於出事了！
由於有一些墓比較偏遠，大隊人馬去很不方便，於是就派一些小分隊去。話說其中一支人馬來到了一個異姓村莊（唐村）附近，找到了傳說中的祖先墓地，卻發現已成了一塊菜地，旁邊還砌著一個廁所！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氣之下，掃墓者就展開了拔菜運動。正拔得起勁，卻見那村中猛地衝出數十條大漢，手持鋤頭棍棒，朝掃墓者打來。寡不敵眾，有幾個掃墓者見勢不妙，倉皇而逃，剩下幾個勇敢的或跑得慢的就被抓了起來。幾個漏網者逃回我村，宣告了這一特大悲訊（免不了還要添油加醋一番），村子裡頓時就像炸開了鍋，群情激憤！人們自發地匯聚到村口，商討對策。一位據說平時常在外要飯卻仍然在清明節前夕趕了回來的中年村民發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說，力主立即出「兵」去營救我們的同胞兄弟，而且發誓要掃平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唐村；有一些青年則已拿出了武器－－鳥銃、刺刀之類（據說其中一把還是當年從日本鬼子手上繳獲的）；有一位謀士則設計出了一個似乎非常高明的進攻方案：先派幾個人假裝去與對方交涉，引開敵人的注意力，然後大部隊再從側面突襲敵營！倒是村長比較冷靜，說我們的人還在對方手上，不可輕舉妄動。
正在此時，卻見村外走來了幾個唐村人。由於唐村比較偏僻，其村民外出或回鄉往往要經過我們村，這幾人大概是正從外地趕回來掃墓的，其中一個還是我們村一戶人家的親戚，正想與熟人打招呼呢！卻沒想到成了送上門來的替罪羊。但聽村長一聲令下：「抓起來！」一干人蜂擁而上，將這幾人捆綁起來（免不了要出幾下拳腳），這幾人弄了半天才明白是怎麼回事，直呼冤枉！但沒人答理（連那位本村的親戚也只好大義滅親了），大家現在關心的是如何處置他們：是打？是關？還是馬上提著去換人？後來一致同意先關起來再說，關哪兒呢？有人提議：「豬欄！」眾人皆覺好，於是就把那幾人關進了豬欄。（多年以後，附近的一個村莊把來收三提五統的鄉長關進了豬欄，這是後話了）有了跟對方討價還價的籌碼，眾人的心稍安了一點。後來，仗終於沒有打成，在鄉政府（那時還叫公社）的調解下，事件得以和平解決。而自此以後，聯宗祭祖就被禁止了，二十年來，再未有過這樣大規模的祭祖活動。但我覺得政府的禁止只是一個原因，更深層的原因在於農民生活方式的變化以及由此而來的思想觀念的變化。在八十年代初，農民外出打工的很少，但隨著出外謀生的人越來越多，清明節的凝聚力就日益下降了。說到底，農民是講實用理性的，為了回鄉掃墓而花費一筆不小的金錢並耽誤幾天的時間，在今天已沒有幾個人認為是值得的了。於是，掃墓就越來越成了老人們的事了。有時侯我想，當這一代老人去世後，還會有人來為他們掃墓嗎？突然想起《葬花吟》：「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呵呵，搞笑。
伴隨著宗法制度的衰落，農民的獨立自主意識與進取精神日益增強，而且心胸變得越來越開闊、越來越寬容。所以，雖然沒有了傳統的宗法權威，新的權威也尚未樹立，但我們那裡農村內部的社會矛盾並未激化，反而有所減少。（但村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有所擴大）家族之間的仇恨，我小時候是有過強烈的感受的。從某種程度上說，它甚至成了我學習的一種動力：刻苦學習，出人頭地，以報家仇！那麼，這所謂的家仇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村雖然基本上是同姓，在一百多年前還完全是一家人，但後來卻不知怎麼分成了兩支：一支人多勢眾，主要住在村西；一支人少一點，住在村東（村東村西之間其實並無明確的界線）。矛盾是怎麼來的呢？據說前一支是由我們祖先的正妻所生，而後一支則是由小妾所生，故前者往往趾高氣揚，後者則頗受壓制。我家就屬於後一支。記得小時候，雙方無論是大人還是小孩都經常互相吵架甚至打架，結果多是感覺我們這邊吃虧，所以在我幼小的心靈裡居然頗多仇恨（真是可悲、可嘆復可怕！）。而現在，這種仇恨可說已蕩然無存。這絕不只是我個人的轉變，而是一種普遍的轉變，總體上看，村東村西的人早已相逢一笑泯恩仇了。這是為什麼？我想主要還是經濟發展的結果。現在想來，其實當初的爭吵也非為了什麼百年恩怨、什麼「大小」「正宗」之類的名分，而無非是為了一些現實的田地、雞鴨之類的瑣事而已。而現在，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生活方式的變化，農民的心胸也日益開闊，昔日的那點瑣事自然已不再放在心上了。在這裡，農民不再固守家園是一個重要因素，如果依然固守在一起，矛盾勢難化解。所謂「退一步海闊天空」（也許應該說是「出一步海闊天空」），人們常說中國人善於窩裡斗、內耗，其實這是傳統的封閉型農業社會的必然產物。
寬容不僅僅體現在人際關係上，而且體現在道德觀念上。人們常說傳統社會是一種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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