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也恍如隔世。文革，人們不再談論。可是，如果我們對自己的人生、對自己的家人、對我們這個民族和國家哪怕有一點點責任心的話，在離開本世紀的時候，也不能不問一聲，我們，中國人民，有能力阻擋下一次文革嗎？
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裡，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先生夫婦被幾個彪形大漢架上批鬥臺，彎腰低頭，雙臂後伸，就是當時流行的「坐噴氣式飛機」的姿勢。
在口號聲中，劉少奇先生要遭受語錄本的不斷拍打。會後，他的一條腿已被打傷，鞋被踩掉，只穿著襪子。當他被押回辦公室的時候，他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什麼不讓我講話？憲法保障每一個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
兩年多以後，1969年11月12日凌晨，在河南開封的一個戒備森嚴而不為人知的屋子裡，劉少奇先生孤獨地、沒有一個親人和戰友在身邊，溘然與世長辭。他身上蓋著白床單，蓬亂的白髮有一尺多長，嘴和鼻子都變形了，下頜一片瘀血。在離開這個世界以前，他想了些什麼，已經沒有人可以知道。我們無從猜測，作為這個國家的國家主席，他是否看出了，文革這場災難的根本原因是什麼；他是否想過，如果他得以劫後餘生，活到了他被平反的一天，重新成為國家主席，他將作出怎樣的努力來防止文革這樣的事件再次發生，以免他和他的人民「受二遍苦，遭二茬罪」。
文革浩劫，到底是什麼地方出了毛病？為什麼上帝把這樣的苦難降臨到我們這個數億人口的文明古國頭上，為什麼讓我們這個民族飽受創傷，為什麼要讓我們這些善良的平民百姓，無數個家庭，在十年的時間裏受盡磨難？
對於像國家主席劉少奇，還有像遇羅克和張志新這樣在文革中被剝奪了生存權的人，或者，對於那位沐著京城的夕陽一步一步走入太平湖的作家老舍，還有在上海的深夜全家靜靜地躺在地板上打開煤氣開關的天才鋼琴家顧聖嬰，對於這些為了不失去人的尊嚴而放棄了生存權的人們，對於他們來說，上面的這個問題已經無關緊要。他們已經把這個世界留給了我們這些活著的人們。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
我們明白了嗎？我們知道文革浩劫的癥結在什麼地方了嗎？我們有能力阻擋下一次文革了嗎？
要回答這一個問題，先讓我們問另一個問題：是誰結束了文革？
1976年是文革結束的一年，儘管已經經歷了十年的荒唐和動亂，儘管國民經濟已經瀕臨崩潰，儘管所有的人對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和口號已經深感厭倦，儘管有了地下的反抗的行動和反對的聲音，儘管我國還遭到了本世紀人類所遭受的最大的自然災害，唐山大地震，儘管有了這一切，但是，結束文革的卻不是任何人為的力量和行動。真正結束文革災難的是自然規律，凡是人都要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在
那個時候，幾億中國人民並沒有能力結束這場誰也不願繼續下去的運動。
八十年代初，在一次全部是著名科學家和著名學者的聚會上，劫後餘生備受敬重的老先生們說起了文革的荒唐和苦難。可敬的老人們大多從57年就開始受折磨了，說起文革中的批鬥、關押、妻女離散、勞改、飢餓和貧病，卻仍不失樂觀和幽默。
文革是那樣的荒唐，即使是親身經歷和受害者，事後說起也不能不噙著眼淚笑作一團。最後，大家一致地說，這樣的運動是再也不會發生了，再也不會了，它實在太荒唐了，荒唐得簡直豈有此理。
真的不會發生了嗎？我們怎麼會有這樣的把握？就因為文革的一切荒唐透頂？
那麼為什麼在那十年裡我們這幾億人就不覺得它荒唐呢？既然我們那個時候會讓這一切荒唐發生，讓荒唐持續了整整十年，只有上帝才能讓我們解脫，那麼，以後我們就真的有能力阻擋文革這樣的荒唐的事情發生了嗎？
前不久，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建議的全國人大的修憲，對這個問題作出了至今最貼近的回答：我們要建設一個法治的國家。
只有法治的國家可以避免文革這樣的災難，只有法治國家的制度有能力阻擋文革這樣的荒唐。
1999年夏天的席捲全國的一場運動，又給這個問題作了一個註解。
最近一段時間，經常有朋友和我爭論，他們非常不能理解的是，為什麼我從八十年代開始就在朋友中一貫批評科學界和教育界特別是北京的高校，包括中央黨校，對嚴新張寶勝的特異功能的過分渲染，而現在對批判李洪志和法輪功卻閉口不言？
難道我們真的那麼容易就忘記了，在三十多年前的文革初期，面對著揭露出來的大量「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牛鬼蛇神」，我們也曾經跟著一起喊過打倒打倒的口號，也曾經揮舞過紅寶書，也曾經憤怒得熱血沖頭，也曾經激動得熱淚盈眶。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在以後的幾年裡，我們所做的一切的後果，我們所作的孽，又統統由我們自己領受了下來。而那個時候毛澤東自己是很明白的，他說他是「和尚打傘」。可惜我們不知道毛澤東的話，他的話是對美國人說的，而這個聰明的美國人把它解釋成，毛主席覺得自己是一個「孤獨的雨中的僧人」。
西方人說，騙你一次，是他的恥辱，騙你兩次，是你的恥辱。
本世紀的這最後一場群眾性的大規模運動，是文革發端的快速回放。沒有經歷過文革的年輕人倒可以藉此機會看看文革的荒唐是怎樣荒唐起來的。通過這次快速回放，我們應該多了一次機會，看到我們為什麼要建設法治的國家制度，最關鍵的原因是什麼。
最關鍵的原因是：極端集中壟斷的覆蓋一切的一手遮天的沒有制約的政治權力，是非常危險的。這樣高度集中的權力在空間上集中到幾間房子裡，集中在幾個甚至一個人的手裡。它的唯一好處是決策的效率非常高，很困難的抉擇也可以在短時間甚至一霎那作出。但是這種決策效率的收益和它的危險性不可同日而語，為此付出的代價無法計量。這就是現在的權力集中的國家都是落後國家的主要原因之一。只要這樣的權力結構依然存在，那麼文革的可能性就依然存在。當這樣的權力一旦打算髮動文革這樣的運動，就沒有人有能力阻擋，不管它所發動的運動是「合情合理深得民心」的，還是荒謬透頂遺患無窮的。
一個法治國家的制度必須讓管理國家和社會的功能和權力形成一個在空間和時間上合理分布的互相有所制約的結構。從而，由於有了結構上的互相制約，這個制度的運作就必須遵從一定的程序。這個制度中的每一部分，以及這個制度下面的民眾就可以對這種互相制約和程序的遵循程度實行監督。任何人都沒有一手遮天的權力，任何部門和官員越出法定程序的做法都行不通。只有這樣，法治才有了制度的
保證。只有這樣，文革才可能被阻擋，不管它是不是荒唐透頂。
不少朋友在批判「邪教」的時候，提到了美國德克薩斯州維柯的大偉教派，以及製造了東京地鐵毒氣案的奧姆真理教，說「邪教」危害社會，西方政府也是不能容忍「邪教」的。
我在這兒的「邪教」兩字上打了引號。打引號麻煩一點，但是很重要。因為「邪教」這個說法，只是我的朋友們在想當然，是只從我們的中央大報上按照宣傳部的意圖來瞭解西方的結果。根據美國憲法，民眾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對政府則有政教分離的規定。政府沒有權力干涉民眾的宗教信仰，當然也沒有權力來評定或指責某一些人的宗教活動或某一些宗教是「邪教」，那兒根本就沒有「邪教」這一說法。
維柯的大偉教派不是「邪教」。同樣，奧姆真理教也不是「邪教」。他們都沒有被取締，也沒有人有權力取締他們。六年前發生在維柯的導致大偉教派死亡80多人的事件，起因是聯邦菸酒火器管理局懷疑大偉教派非法屯積武器，在得到法庭許可進入大偉莊園搜查時，遭到教徒反抗，造成四名聯邦官員被擊斃喪生，這才有聯邦調查局等單位介入。
巧是也巧，正當我們這兒說起法輪功是「邪教」的時候，美國國會正在對六年前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處理大偉教派的程序進行再次調查。在六年前那起事件以後，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長已經在國會調查中受到強烈的質疑和批評，因為事件的後果是80多人，包括其中的20多個兒童喪生。但是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對國會保證，大火是從大偉莊園內部燒起來的。聯邦調查局所發射的催淚彈是不可燃燒的催淚彈，不會引發火災。六年以後，最近，聯邦調查局的證據表明，在處理這個事件過程中，聯邦調查局發射過軍用的可燃催淚彈。儘管至今為止表明這些催淚彈是在大火以前數小時發射出的，不可能是催淚彈引起大火。但是這一新證據已經引起國會震怒，立即要求司法部長作出解釋。司法部長雷諾也表示非常震驚，發誓一定要調查個水落石出。不是調查大偉「邪教」，而是調查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的運作程序。
國會有議員提出，雷諾沒有能力調查她下面和司法部內部的違法犯規行動，要求雷諾為此辭職。雷諾表示，她將任命司法部外面的獨立調查單位來調查。國會已經定下了要求司法部長和有關官員以及聯邦調查局官員到場的聽證會。估計這一調查要持續幾年。現在它是美國民眾每天的重要新聞。我們從網上也可以知道它的進展。
那麼，對於大偉教派或奧姆真理教的危害社會的活動，政府要不要管呢？這裡要解決的頭一個問題是，由政府的哪個部門管，按照什麼程序來管。民眾中的某些人的犯罪活動，只有按照一定的司法程序來管才是合法的，否則，「管」的這一行為本身就是違法的，不管他「管」的對象是多麼的「荒唐」、「邪惡」。如果只是因為某些人的言論和行動照你看來是非常「荒唐」和「邪惡」的，只是因為那些人
在你看來是壞人，你就默許和容忍了政府部門不按照法律程序來「管」這些人，那麼不管目前的這一「管」在你看來是多麼的合理捅匾(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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