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自己常承認自己多疑敏感,而且因為在社會是受傷頗多,所以對世人失望的成分恐怕要多於相信的成分--他自己就說過「我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所以,說魯迅難以接近,應該比說他平易近人更接近真實。後來成為魯迅學生與好友的馮雪峰就曾回憶,說第一次經柔石介紹見到魯迅時,兩人就幾乎無話可說地在一塊兒坐了半天,最後只好怏怏告辭。而魯迅在自己的日記中也有教育部(那時他在教育部任職)某同事來自己家裡「對坐良久,苦甚」的記載。當然,最直接的表現是在魯迅《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中魯迅自己的敘述,他說白莽(殷夫)第一次受他邀請將《彼德裴詩集》送來供他校對時,就受到了馮雪峰當初受到的待遇,後來白莽還寫信給魯迅抱怨,說自己很悔與他見面,因為自己的話多,魯迅的話少,天氣又冷,「像受了某種威壓似的」。魯迅回信解釋說初次見面說話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從這些直接或間接的介紹來看,魯迅當年對待客人的確不是「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倒真有些像徐志摩埋怨的那樣「不易和他接近」。
在有關魯迅的回憶中,有這麼一段記錄:一次一個魯迅不願見的人上門求見,佣人請示魯迅,魯迅要她告訴來人自己不在。孰料這人胸有成竹聲稱自己是見了魯迅回家後才來敲門的。佣人大窘,回覆魯迅,魯迅大怒,對佣人說:「你去告訴他:說我不在是對他客氣!」結果那人只好怏怏而去。魯迅有很多我們常人不及的地方,這逐客便是其中之一,要換了我們頂多捏著鼻子讓他進來,賠上幾小時的犧牲聽他胡言亂語。而魯迅不這樣,我看不起你就直接對你講,犯不上費時間與你週旋。這一點上與他形成對比的就是另一位新文化大師胡適。據說胡適在世之時,家裡可是高朋滿座,他的大門對誰都敞開,誰都可以到他那裡去高談闊論。當然,代價是他自己的時間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中國哲學史》只寫了一半,《中國文學史》也只寫了一半。不過,他待客熱情的口碑倒的確比魯迅好。臺灣作家李敖曾感慨胡適要把他用於應酬的工夫都用在做學問上,那他取得的成就一定要大得多。當然了,魯迅這種拒客態度,要碰上硬要見他的人也會失敗。海嬰就在其《我與魯迅七十年》一書中回憶,說有一次魯迅臥病在床,來了一個客人敲門。用人開門,見是一個青年,就告訴他主人身體不好,不能見客。這青年二話不說,轉身就走。
過一會兒,又響起了敲門聲,用人打開門,見仍是這個青年,他招呼也不打,就直往樓上衝。這時,許廣平正在二樓與魯迅在一起,忙迎下來,企圖擋住他不讓他影響魯迅休息。可沒有用,他還是固執地衝到了魯迅床邊。什麼話也沒說,只在床頭放下鮮花,就轉身下樓去。魯迅呢,也一言不發,只靜靜地看著他。這個青年就是魯迅屢屢為他介紹報紙發表文章的徐梵澄。據海嬰講,魯迅當時所以不理他,是因為他去德國時,魯迅給了他許多中國的宣紙,希望他送給德國版畫家以做中國造紙文化的宣傳。可徐梵澄這馬大哈回國時又把這些個宣紙原封不動地帶回來了。魯迅生他的氣,所以不想理他。他呢,也不管這麼多:反正我要見你,我就得見--管你高不高興見我!他們二人真可謂是性情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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