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個月以來，有關中共十六大人事安排方案的談話很多，焦點是自稱「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的江澤民究竟是全退還是襲鄧小平故智，繼續霸住中央軍委主席的位子，實際上成為太上皇並以此「垂簾聽政」。如此則胡錦濤即使擔任中央總書記，也僅僅是類似胡耀邦、趙紫陽那樣的名義上的第一把手，甚至能否成為「中共第四代領導核心」還可能有變數，重蹈胡趙廢黜的覆轍而由江的親信曾慶紅所取代，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少論者均對大陸未來政局極有可能轉此方向發展作過份析和警告。現經中共在香港的兩大傳聲筒之一的《鏡報》（另一傳聲筒為《廣角鏡》，這兩大傳聲筒對中共當權派的忠心耿耿，不在中共自己在香港兩大喉舌《文匯》、《大公》兩報之下）的證實，這當然並非這些論者有什麼先見之明，而是「司馬昭之心早已路人皆知」。他們瞞天過海的本領還不到家罷了。
早在去年江澤民指出「三個代表」（中國共產黨要始終成為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以後，即有消息說他這一說法將寫入黨章，在江澤民於今年七一中共八十黨慶紀念大會上的講話，對「三個代表」說法做了理論闡述，以後《江澤民論述》即將出籠的消息更證實了江澤民不但不肯全退，要繼續充當中共最高領導，而且指意並鼓勵其親信、跟班和馬屁精們重又玩起「大樹特樹」製造個人迷信的鬼把戲，以此鞏固權力並妄圖對中共下一代領導人施加其政治影響。
對於共產黨及其控制下的政權說來，黨和國家的政治領袖必須同時也是精神領袖。這幾乎已是自從列寧領導聯共（布）發動十月革命並建立紅色政權以來所形成的一種傳統，馬、恩、列、斯被尊崇為世界共產主義的導師和領袖，毛澤東也是兼理論大師和政府領袖於一身，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拍毛的馬屁，給他獻上「四個偉大」的稱號，無非是神化既是偉大的「導師」，又是「偉大的領袖」（舵手、統帥與領袖是同義語），江澤民既然躍稱「第三代領導核心」，一心想他自己與毛澤東、鄧小平並駕齊驅，沒有自己的理論著作，特別是沒有理論上的創新，即他自己的一套東西，那可怎麼能成呢？然而，「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特別是江澤民之流都是權力拜物教的信徒，深信「有槍就有了一切」，既然主子有此政治需要，滕文生一夥文痞總得打鴨子上架，不管多難也要將美其名曰《江澤民論述》的這個中共又一「理論創新體系」拼湊出來。反正自己大權在握，儘管信口開河，老百姓包括知識份子在內只有拍手叫好，認真學習的義務，沒有說三道四、批評、反駁的權利，因而貨色好壞，可以不做計較，只要按時出籠，就算大功告成。從此以後，馬克思、列寧有了「主義」，毛澤東有了「思想」，鄧小平有了「理論」，而江澤民則有了「論述」，儘管做為一種理論體系，真可說是一蟹不如一蟹，愈來愈縮水，但總算上了臺盤，雖然不能垂名千古，也定可炫耀一時了。
儘管蘇、中等國幾十年的革命實踐早已宣布馬列主義理論的破產，但它畢竟曾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而為世人所承認。毛澤東思想被認為是馬列主義的中國化，其中具有中國特色和理論創新意味與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可惜在中共建國後被毛澤東自己所放棄，他後來倡導的有關「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理論由於在實踐中被證明為錯誤，被中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毛澤東思想中排除。《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事實上已被中共停止印行並封存，雖然在中共現行憲法和黨章中還保留毛思想做為全黨全國的指導思想，然而其神聖地位早已動搖。鄧小平被尊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然而人們從未見過他為中國設計了什麼偉大的藍圖，所謂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不過是在經濟上以社會主義為名，行資本主義之實；在政治上則堅守一黨專政的制度不變，其實質為實用主義，所謂「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耗子的就是好貓」，一切以與其對中共官僚特權階級有利為依歸，對於黨內左派教條主義的挑戰，他將「不爭論」以免戰牌高高掛起。與其說鄧是什麼理論家，不如說他是權術家、策略家。
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早已在人們心目中完全破產的今天，江澤民輩還能玩出什麼新花樣來是大成問題的。迄今為止，「所謂」《江澤民論述》的核心即「三個代表」還只限於提出了口號，人們還未看到有關的闡述，其中「中共要始終成為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忠實代表」改變了「中共是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這一已往的提法，但這也並非什麼理論上的創新，蘇共領袖赫魯曉夫早在上一世紀六十年代就提出全民黨和全民國家並被中共斥為修正主義的大肆批判過，最近則有中共黨內的左派、太子黨之一的林炎志（中共吉林省委副書記、中共元老林楓之子）就資本家入黨問題對江提出挑戰，特別是江澤民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上臺當上總書記以後曾以「反和平演變」為全黨工作中心，公開提出要讓私人資本家「傾家蕩產，斷子絕孫」，今日如何自困其政又是一大難題。至於他於今年一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出「以德治國」，看來也少不了將成為《江澤民論述》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這更非什麼新貨色，他所說的「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應該始終注意把依法治國、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實際上早在兩漢時期專制王朝統治者就是如此主張和如此奉行，漢宣帝就講過「漢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雜之」，其中王道即德治，霸道即法治。
江澤民把這一老得掉了牙的陳年舊貨拿出來販賣，這與他所說的「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又如何能調和起來呢？況且，現代意義上的法治，與民主、自由、人權同屬普世價值觀念，同中國古代法家韓非等人所說的「以法治國」根本不是一回事，前者即RULEOFLAW,是以民主為基礎，法是調節社會各方利益，人們的共同規範；後者即RULEBYLAW，是統治者手中治理國家、管束人民的工具。大陸當前社會矛盾激化，風氣敗壞，人們理想喪失、腐化墮落，完全是中共一黨專政造成的惡果，只有重行西方的民主和法治才能根本解決問題，江澤民為了維持住一黨專政的統治並鼓吹個人迷信，竟然拿出中國專制王朝的老辦法並炫耀為他的創新，這不是反動、倒退又是什麼呢？
在人類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江澤民和中共當權派欲以鎮壓和欺騙的兩手，即同時使用槍桿子和筆桿子來阻擋民主、法治的歷史潮流，只能是螳螂擋車，未免太不度德、太不量力，對他們一夥說來，其垂死掙扎的種種表演，完全是徒勞無益，只能給人們增加更多笑料。然而對渴望民主自由早日在中國大陸實現的廣大人民說來，痛苦和恥辱還在延續，歷史留下的沈重包袱之鏟除尚待一些時日，實在是莫大的悲哀了。(原載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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