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因“六四”期间受伤的真相遭到举报，前《解放军报》记者江林被总政点名离开军报。从那以后她开始写作《沉淀》。右图为《沉淀》原稿，这部作品曾因记录“六四”而被总政治部审查没收。献词中“钟爱已久的情人”指她热爱的记者工作。（江林提供）
【williamhill官网 2024年5月31日讯】（williamhill官网 记者肖然采访报导）（接上）“这个战场太长了，从西长安街、东长安街到天安门，戒严部队一路开进到天安门广场都在开枪，你想得死多少人？”六四见证人、前《解放军报》记者江林于六四35周年前夕接受《williamhill官网 》专访时说。她2019年六四30周年前夕首次在外媒公开披露她在“六四”血腥屠杀中的亲身经历。这次《williamhill官网 》的专访中她首次披露了时任中国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在七上将上书前曾单独上书中央要求不要开枪，以及从未披露过的骇人听闻的屠杀黑幕，她相信英国情报六处解密文件中提到的六四屠杀造成两万死难者的数字。
六四当天，她与张爱萍的儿子张胜（时任总参军训部战役局局长）一家三口一起去天安门广场，见证了“人民子弟兵”向人民开枪的一幕，令她无法接受，“就像在你面前把你母亲强奸了一样”，也造成她30年来被噩梦缠绕。
下面是《williamhill官网 》对江林的专访第二部分（为表达清楚，下文经过编辑）。
记者：据你观察，那个协和医院的体疗室大概装了多少伤者？
江林：几十个人应该是有的，有学生、有市民，而且是不停的向外输送。因为这是一个临时放伤员的地方。协和医院不停的跟其他的医院联系把他们的伤员往外送。还有不停的送来的人，有人喊，医生护士你们别管我，快到天安门去救人！那个护士就压低声音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没去救人，我们的救护车都被打回来了，救护车门都打掉了，到这不要讲话，大家都是重伤员，他们就没有声音了。
在医院里隐隐约约能听到广场的枪声，到早晨时候，枪声就越来越近，而且依然非常密集，觉得就到病房的窗户外了，就这么近，我想完了军人会不会打到医院里来，结果又送来好多人，这些人连躺的地方都没有了。我记得有一个特别年轻的女孩，靠在男朋友还是哥哥身上，头上缠着纱布。她说我们在东单路口，军人从她们身边过就扫射。
在这之前，更惨的是天亮前又送来一拨人，是从天安门来的，他们说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军人冲我们扫射，我们所有人匍匐在地，不能站起来，也不能救人，如果有人站起来马上又一梭子枪过来，所以大家趴在地上互相说，能爬出去的自己爬出去。他是爬到胡同里被市民送到医院，好多人都爬不出来，因为伤太重了。
那些重伤的人就留在广场，我听记者说，军人清场的时候把这些人全部扔到车上，但是拉到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最近在教会的时候，听我们一个教友讲到，他在上军校的时候，一个参加过戒严部队清场的人说他们负责在北京郊区挖一个很大的坑，然后把从天安门拉出来的人全都丢到坑里，然后用火焰喷射器全部烧了，这个细节真是骇人听闻！
这就和我后来不同渠道听到的一些事情能吻合起来。我后来在旧金山遇到了外地学生声援北京的总指挥，他带了很多外地学生，由他来管理住在什么样的帐篷、参加什么样的活动，他跟广场的北京学生的总指挥联络，然后他再指挥这些人。他认为六四清场时，大部分学生都是外地学生，这个跟我那天中午在天安门看到的是第一个吻合，第二，几个月前他见到我的时候，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当时看到了天安门的情况学生都是什么人？他说到现在都特别内疚，我把他们带出来了，但是我没有把他们带走，他们究竟就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教友同时跟我说，他后来在一个地区的公安部门工作，他知道六四事件中他那个地区就失踪了六个学生，外地省会的学生比较多（失踪），因为省会的大专学校比较多，我觉得失踪人会更多。这个不在统计范围里，清场大卡车拉走的这些人也不在统计范围里，最后的统计范围是根据各个医院的死亡学生统计的。
我在协和医院没讲我真实的姓名，我编了一个名字，而且编了一个报社，这是我吸取了在拉萨的经验，在拉萨的时候采访过医院，医院是逐个的登记这些人，医院没有问题，但是最后就是这个公安局，他会按照医院登记的这些人，然后去找这些所谓的“暴徒”。所有在现场的人，他不管你什么人，一律给你一个罪名，就是暴徒。他不管你是现场记者、现场的军人，或现场的国家工作人员，还是工厂的工人，一律给你一个“暴徒”罪名。事实证明也是这样，最后我们这些人都是以这个名义被清除出来，谁让你看到这一幕？谁让你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你不能工作，你要出局，就是这样。这样的一个罪名像烙印一样打在你身上。
我没有看到任何的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死伤人员的细节报导。
在协和医院，我一直被作为《人民日报》记者被保护，放在他们体疗室唯一的窄窄的床上。第二天早晨，就是枪声已到门口时候，又一群伤员被送进来，他们连躺的地方都没有，护士跟我商量，伤者太多，尽管你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我们也要把你送到别的医院，你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疗。我说我就去离家较近的中日友好医院。
把我放在救护车上送走的时候，车上都是伤特别重的，要拉到别的医院去手术的，都是那种贯通伤，就是子弹打到身体里爆炸，有的就是从身体里穿过去，这种病人是应该立刻手术的。
有一次护士带我去上洗手间，她说看到那么多伤员我都头晕，我说你们长期在医院工作，对血你们还会头晕吗？她说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人被打伤，进协和医院时地上全是血，我是踩着血走过去，血黏着鞋，走过去都是血的脚印。她说我们太平间都放满了。
在救护车上我满脸都是血，低着头坐着，对面是一个小伙子，他说你把头抬起来，我给你擦一擦脸上的血。他说你不要这么垂头丧气，我们胜了。我说怎么胜了？
他说他在公安部的门口，看到那些士兵向人群开枪，他就跑过去，把那个枪向上拖去，这样就冲天上开枪了，他拿住枪举上去，顺着把冲锋枪的弹夹给拔出来了，他说你想看我的战利品吗？我说给我看看。他从兜里把一个冲锋枪的弹夹掏出来，然后告诉我可惜一发子弹都没有了。
车上还有一个人，子弹打中他的脖子，他说没关系，脖子上这个子弹取出来后，我把这个子弹送给你当纪念。他特别勇敢，真的没有一点畏惧。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英雄，这种壮举真的一点不亚于坦克人。我觉得他们太棒了。
记者：据你所知，六四事件中不止一个坦克人，除了传遍世界的那位坦克人（王维林）的照片，还有别的坦克人是吗？据你的观察和了解的情况，估计6月3日和4日那两天、包括后来因参加和支持六四学运而死亡的学生和百姓一共有多少人？这个数字有多种说法，你比较认同哪个数字？
江林：是的，不止一个坦克人。我有两个证据，一个证据就是总后勤部宿舍，紧挨着是航天部二院，那条路有一个尸体，被坦克压进柏油路的，绝对是挡坦克的，不是一辆坦克的力量，一定是那些坦克都从他的身上开过去，才能够把完整的一个血肉之躯镶在路面上，我觉得肯定有照片的，但是由于第二天宣布为‘反革命暴乱’，那谁敢再拿出来这样的照片。一个月以后我再去的时候，能看到一个完整的人形，能看到镶在路面上的牙齿。所以我觉得就是阻拦坦克的坦克人。
第二个就是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告诉我他在五棵松看着军车过来的时候，有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他说那白色连衣裙给了他特别深刻的印象，他觉得像天使一样，在马路中间去阻拦那些军车，当时那些军车还算不错，就是停下来，女孩被路边的人给拉走了。他觉得她就是一个天使，刻在他脑子里。
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大屠杀平民伤亡合成图，左下图为当天清晨在六部口被坦克碾压的失去双腿的北京体院学生方政（原图来自六四档案照）
所以在整个64惨案当中，这些人还有很多了，后来有一张照片很流行的，就是一队坦克全部被烧了，在军事博物馆的前面，就是那些勇敢的市民，他们把坦克拦截下来以后，就把他们全烧了，这肯定不是军人自己烧的。这些士兵就把他们的武器扔到了旁边的河里头，所以这个部队从军长被革职，全部受到了处分。所以有很多很不一样的北京市民和军人。那些坦克那些士兵还是有良心的。就是说在这个事件当中，有很多有良心的人。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有很多勇敢的人，这些烧坦克的人，被一些记者记录下来以后，全部成为证据，就照着抓人，这些人都是好几年的徒刑。我的一个发小就是这样被抓起来了，我们有一个群，他在群里面发了一些照片，就是当年他怎么去烧这个车。
我还听说烧军车或坦克的一个年轻市民，他们家一共五个孩子，他是最小的，而且是唯一的儿子，他当时被抓以后，不经审判就给枪毙，这样的有一批，这一批人也不在所谓的统计名单里。他死后，四个姐姐都不敢跟母亲说，就说这个儿子调皮，到外地打工了，或者说出国打工了。
天安门究竟死了多少人？有这么几个数据，一个说是800多人，还有一个说是有3,000左右，还有就是英国大使馆后来解密的一份文件，说有2万多人，我是相信英国大使馆的数据。有好多人就是像张胜这样的，他们都不敢说话，他们就回家自己解决伤口，去包扎，去找人把子弹取出来，还有自己去医院、或被亲人掩埋。
天安门母亲运动的第二号人物清华大学毕业的张先玲是我的好朋友，因为她是我妹妹在工厂里的师傅，她最小的儿子（17岁）是高中生，那天被打死在天安门广场，这个孩子失踪了一个星期，怎么找到的我也特别清楚。因为当时我妹妹每天给我换药擦洗伤口，她每天都一边擦一边流眼泪说，我简直不能想像他们怎么这么狠，把你打成这样，皮开肉烂。我那个时候不能够侧躺，只能趴着睡觉，后背全是伤。有天她就跟我说，我师傅的儿子找到了，就是忽然接到医院的电话，让他们去太平间认尸，两口子真的无法接受。
她先生是中国知名琵琶演奏家王范地，都是我的好朋友，他有很多学生，他的学生安慰师母和师傅说，我们先去看。一看，再跟你们报告情况。他们就去了，说身上全部是蛆，并擦干净尸体上的蛆。尸体是怎么找到的？因为（军人就地处决）杀死的人多，就近掩埋在天安门旁边28中墙底下，究竟有多少人，到现在不知道。唯一知道的就是他的儿子是从那出来的，把他送到了医院清洗，他兜里有一个学生证，医院就凭着这个学生证找到了家属。估计那时候天热，一周后尸体的味道反出来，被人发现了。到最后夫妇俩没见儿子最后一面，不敢见，因为他儿子脸部已经被腐蚀的不像样了。
6月4日早上我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看中央怎么评价这个事情，就说北京发生了一场反革命暴乱，然后社论出来了，以《解放军报》的名义发表的社论，特别凶神恶煞，而且我非常清楚那个社论根本就不是《解放军报》写的，但是是以《解放军报》的名义出来的，是总政治部提前写好的，当晚发《解放军报》排版。等于6月3号晚上开枪时社论就被送到报社排版，实际上都是他们设计好的，把“暴徒”这个罪名加给这些人。
有些人就说，你们学生如果是早点听话，你们早点回学校，就不会有这个事情了。怎么可能？他们回学校最好的一种可能，就是不会死那么多人，特别是不会死那么多北京市民。
或许这个血腥事件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发生，就是枪毙他们、审判他们。但是这个事情能不能成为另外一个性质的问题，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因为社论都在这摆着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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