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青人的失业率确实会比其他年岁组别高一些。相对而言，在经济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地区，青年失业问题特别明显。（Getty Images）
今日中国大陆，年轻人面对的困境不再局限于长期处于弱势的农村人口或民工。就连在城镇成长，可能一出生便大部份都不愁衣食，也无需如前代青年人般上山下乡、忍受肚饿、面对不断的政治运动那些，当去到需要建立自己人生的阶段时，变猛然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不是为他们的未来铺排的，而且不让他们有几多空间去自主铺排未来。
结果，不少当代的中国大陆年青人就连对未来的盼望都失去，所谓的“躺平”、“内卷”、“润”、“淡人”，简单讲其实就是失去动力及失去期望。至于所谓“割韭菜”，则说明了他们在面对中国社会及整个制度时的无力感，及对那种种加诸于他们头上制度性暴力、卡压和剥削的无奈。
几个星期之前，《经济学人》杂志有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大陆大学生毕业之后难找工作的问题。文章说：“长期以来，中国的学生一直被告知高等教育是通往更好生活的阶梯，但到毕业之后就发现他们的学位并不是找到好工作的门票。因为对毕业生的需求停滞不前，而他们的供应又不断增长。”这观点无疑准确，但就没有指出背后制度性根源。在中共现时那个制度下，利益格局已经完全被不合理的制度扭曲，甚至被操弄主宰。裙带利益及制度权势已经完全凌驾于所有社会伦理及正常的社会及经济操作原则。政治权力的倾斜，决定了各种机会、社会资源、经济效益、及劳动成果的分配，这包括就业机会、就业生态及能够得到的回报。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制度巩固的过程中进占了各个岗位的先行者，除了必然尽一切力量保住自己的优越位置之外，还会把所有可能侵蚀他们权势及摊分他们利益的新来者打压。
中国年轻世代当前面对的困境并不始于近期。1989年的六四事件之后，就算邓小平后来进行南巡，推动了经济改革开放的第二波，中共的啦啦队又不断欢呼喝采，年轻世代早就已经成为整个制度要打压，要以各种宣传洗脑工程来塑造的被动受众。八九学运的其中一个诉求是打倒贪污倒卖，要有一个更公平的制度。六四学运最后被镇压，这样的诉求也变成了原罪，35年后的今日，就连要求公开官员财富也会被视为寻衅滋事。这不是说明年轻世代要从倾斜向老人政治的利益格局中分一杯羹的希望已经幻灭吗？
这情况再经过这20多年，利益格局进一步固化，老人政治也造成整体分配更明目张胆地向官富阶层倾斜，分配后果，包括机会分配，也必然差不多完全倒向官二代及裙带利益集团。
以青年失业为例，年青人的失业率确实会比其他年岁组别高一些。相对而言，在经济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地区，青年失业问题特别明显。
一般情况下，当一个低发展水平的经济开始起飞的时候，只要有所增长，相对于原有水平已经是一个高比例的增幅，因而能够制造很多新的经济活动空间，就业机会自然也会急速增加。加上新兴经济体早期都是比较集中于一些劳动力密集的环节，能够制造出来的新就业机会也比较多。青年就业、创业的机会，因而比较广阔。
在成熟经济体，因为整体经济规模再不会急速膨胀，没有可能不断制造更多的新空间，要竞逐相对增长较慢的就业机会，年轻世代自然会困难一些，也需要较长的时间。作为没有工作经验的职场新来者，要在完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找到立足点及起步点，会比已经建立了就业路径的人面对多一些困难。问题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经济体吗？显然不是。
在中国大陆，显然早在经济进入饱和及低增长阶段之前，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机会及分配偏差。20多年前出现所谓“蚁族”现象的时候，中共官方的经济增长数据仍然是7%以上，而且市场似乎每年都可以吸纳各级毕业生。为何仍会出现“蚁族”这一种绝望群体？
到较为近期，中国大陆出现“割韭菜”这一类讲法，很多对此产生共鸣的，都是在职场找到位置的那些青年人。正因为他们已经找到落脚点，才清楚知道那个落脚点原来是一个令他们无法自拔的陷阱。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在这个陷阱中进不得，也退不得，只能任人宰割，被定位在一个长时间都不能自拔的位置。
到抗疫这几年，及之后这一年多的经济停滞，中国大陆的年青人就连找一个可以被人宰割的韭菜站点都没有几大可能性。所以现在中国官方就连青年失业率都要以调整计算方法来掩饰。所有随之而来的说法，包括“不谈恋爱、不婚、不育、不买房”这个年轻世代的所谓“新四不主义”之外，还要放弃一切希望，要做个“淡人”，要以“不让孩子出生才算是最大的父爱”这种种说法来自我解嘲。
这种绝望，其实与1980年中国青年潘晓写下的那篇文章《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性质如一，是一个跨越接近半世纪的共鸣。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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