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图片来源: Adobe stock）
若干年前读唐瑜先生《二流堂记事》，发现中国人的“数字化”，好像早已领先欧美世界。《二流堂记事》中有一段，谈夏衍在1949年后某次在《人民日报》撰文，大概可算中国最早的“数字化”倡议。夏衍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头面人物，又曾与周扬、田汉、阳翰笙一起，被左翼旗手鲁迅讥为“四条汉子”，文革中成了文化界反党集团黑帮，文革后自然又成为受“四人帮”迫害的知识精英。夏衍的“数字化”建议是，给每人发一个数字号码，写信时只要信封上写明：寄第1号省、2号市、3号区、4号街、5号楼、6号门、7号房、8号同志收即可。在城市，除了道路、社区等可用数字编码外，还可有第×号大学、××号工厂、××号粮店、××号理发店等“数字化”应用天地。
梦言呓语，只逞一时口舌之能。实话实说，数字化是电子信息时代的创新，原理是将复杂的信息转化为数字，再借助数字化模型转换成二进制代码，最后输入计算机系统以便于处理。夏衍的“数字化”倡议，与电子信息的数字化模型风牛马不相干，而且不久即遭批判。人们知道，古罗马竞技场上，被限定奴隶身份的角斗士，一律没有姓名，只用数字号码代替。1949年后的中国，是否也推行奴隶制？这个问题过于敏感，当然也不好回答。如果也用数字号码取代人名，是否也就有了抹黑社会主义制度的嫌疑？至于这是不是夏衍挨批的原因，我不得而知。然而夏衍的“数字化”倡议，并非空谷回响。1956年上海公私合营，各大型商业百货公司一致按数字排列。从南京路、西藏路交叉口的大新公司更名为第一百货公司，到第二、第三……直至曹家渡第九百货公司，就是明例。但如果一个城市有20所大学，一旦废除人们早已接受的校名，改成“01号大学”、“02号大学”……“13号大学”、“14号大学”……，不知成什么滋味。不过夏老人文革中受到九死一生的冲击，此后说话也就小心许多了。
社会生活中一定程度的“数字化”，似乎也是水到渠成，谁也无法阻止。譬如在夏衍大作发表前后，就有“三反五反”，接着又有“三面红旗”、“三年自然灾害”等。文革之初是批判“三家村”，文革结束时是批判“四人帮”，此外还有“三大战役”、“五星红旗”之说，又有“一打三反”、“四项原则”、“三个代表”，间或还有“五讲四美”、“八耻八荣”等等。说来好笑，当初第一次听说“八耻八荣”，我误以为是“八雌八雄”。心里暗忖，这“八雌八雄”究竟什么玩意？难道人们驱车阳澄湖买大闸蟹，也规定雌雄搭配？亦或是“八鸡八鸭”的别称？后来某次坐班车到新校区讲课，偶然在路旁大广告牌上，才清清楚楚看到，原来是“八耻八荣”。可惜脑子记不住，全部内容扫看一遍后也就忘了。如果有人问我哪“八耻”？哪“八荣”？我只能像当年张铁生一样——交白卷。不过也不全一样，因为我充其量也就是交白卷，不反潮流。
有些“数字化”在生活中提供了方便。譬如太平洋某小岛的准确位置，必须用东径××度，北纬××度标出；走进剧场看戏，应先查找自己座位是第×排×号座；学童上学堂，也应先知道自已在×年级×班×号。城市的每一户住址，同样只能是在某某区、某某路之下，就是××弄，或××单元、××幢，然后还有××号或再加××室。夏衍的“数字化”建议，只是在此基础上的发挥。他不懂“数字化”也有个限度。不过，表示居民住址的“数字化”，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兴旺，也有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譬如我居住的某某区、某某路×××弄内，约千余左右的门户，门牌号码多有跳越的——13号之后就是15号，14号不翼而飞；又如139号之后，从140号——149号都不存在，直接跳到150号。到了153号又有一小跳——没有154号，接着就是155号。诸如此类的“数字化跳越”，绝不是我所在小区所独有，也许是改革开放以来，全上海乃至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
此事不难理解，即便如我这样的落伍者，也早闻人们普遍对“8”趋之若骛，对“4”则避之唯恐不及。“8”与“发”读音相近，“发”又多与“财”搭配组词，谁不希望“发财”？江、胡时代以来，上海高官每逢大年初一凌晨，驾小车抢先到玉佛寺烧头香，谁不是为了一个“发”字？而“4”却与“死”谐音，早已“发”起来的权贵们，恨不能长生不老，哪一位不是闻“死”色变？如果夏老人还在世，不知是否又要在《人民日报》撰文，倡议把阿拉伯人创建的十进制数，彻底将“4”剔除，改成中国特色的九进位数。
上海在短短几年内，建成N个大学城，其中规模较大者，可能要数松江大学城。整个松江大学城最高的建筑物，是其中某所大学的“行政楼”，大概有20层。“行政楼”的电梯间指示牌上，13楼再朝上，也是不见14楼，14楼留下的位置，干脆由15楼替代。据说“1”与“4”合在一起，读音就是“要死”，这比单独一个“4”字更难以接受。以前总以为市井上贩浆引车之流，或广场舞大妈们多有忌讳数字“4”与“14”，却不知教授、博士云集的文化圣地，“14”也成了忌讳。难怪对大楼层面的“数字化”握有决定权的精英层，不知自己为了避免“要死”，还是让“14”楼的教师一律免于“要死”，干脆在指示牌上把“14”楼删除，让电梯升到13楼后，直接跃上15楼。然而，谁能改变15楼实际依然是“14楼”的客观事实？谁又能保证，删除了“14楼”，就能永远免“死”？
不过中共社会顶层向来以反迷信为己任，虽讲究施政的“数字化”，却不在乎“4”与“14”的忌讳。不久前手机上看到，有人将顶层“数字化”大政方针罗列出来，居然“四”字最多。我不懂其中内容深奥，但也以为值得一提。如：官员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四条路线”，做到心中“四有”和“两个维护”；必须坚持“四个自信”，强化“四个意识”，做到“四个服从”和“四个看齐”；要完成“四个全面”和“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要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创新“五大思维”，用干部“五条标准”要求自己，做“20字”好干部；要坚持“三严三实”、“两学一做”和“三大作风”，执行“三会一课”制度，直面“四大考验”，防范“四大危险”；要加强“六项建设”，坚持“两个为主”、“四个统一”，压实“两个责任”，坚持“一岗双责”和“一案双查”；要实施“五位一体”总布局，纠正“四风”，强化“六大纪律”，形成“四种形态”，做到“两个全覆盖”，坚决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坚决做到“五个必须”，推进“四个伟大”，增强“四个定力”，提升“四自能力”，应对“四个重大”，规范“四个着力”……。
赶紧打住！“数字化”走到这一步，早已令我头晕目眩。想一想吧！一个官员要将如此广博的“数字化”内涵输入大脑，甚至要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容易吗？这比起将信息转换为数字化模型的过程，不知要复杂多少倍。可见至少在“数字化”理念上，大陆官员们值得我们佩服之处，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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