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二二八”与“六四”为例探讨台海两岸的异同。（摄影：杨戎真/williamhill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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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获得台湾奖助金到台北调研时，笔者首次经历“二二八”和平纪念日。亲闻“二二八”与“六四”被相提并论，产生疑惑，开始研读“二二八”著述，因为1989年发生在红都北京的六四屠杀促使刚到德国留学的笔者，为了明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改修哲学。在德国参与六四屠杀引发的抗议时，首次接触认同中华民国的欧洲居民，从此有幸阅读来自台湾的出版物。
首旅台湾让笔者体会到中华民国监察委员丘念台（1894～1967）在“二二八”事发后提交的报告中所言“共党潜煽于内”与“如何令共党无隙可乘”至今是台湾必须正视的现实与解决的难题，因此再次申请台湾奖助金，共计在台调研9个月。从亲历“二二八”71周年活动起，通过16个月的研读，以及在台拜访相关人员，参加与“二二八”、“五四”及“六四”相关的活动，得以了解共产党渗透台湾的历史与现状。在2018年的调研结果《透过谢雪红现象探讨红色恐怖与白色恐怖的异同》之基础上进一步评介赤潮自“五四”以来对台海两岸的渗透与影响，希望有助读者以史为鉴，抵制北京政权对世界尤其是台湾的渗透与威胁，珍惜并捍卫台湾的自由。
鉴于每个人都免不了受自我与思想维度的局限，在进入正题前，简述相关的心路历程，以便读者理解事实陈述之后的价值评判。共产国际从1919年成立起，就系统地利用从电影到学术的一切手段，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而笔者从改修哲学到研究历史，都是为了追求真相，抵制《共产党宣言》1848年问世以来打造的红色骗局，还原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历史。
因“六四”开始追根溯源
1988年12月17日，好奇心与求知欲驱使笔者倾其所有，在北京登上一架东德航班，抵达东柏林机场。在黑暗中跟随人潮进入灯火通明的西柏林，不知不觉就脱离奥威尔式的动物农庄来到让人目不暇给的自由世界。目睹的鲜明对比与被中共灌输的红色宣传正好相反，这一深刻印象伴随笔者至今。半年后，北京政权在世界媒体的关注下公然屠杀和平请愿的大陆民众……这一切促使笔者开始关心与探索共产党与天下事。
留学德国，有幸亲历柏林围墙被人潮冲垮，培植中共的苏共及其暴政在东欧与苏联被和平解体，逐步认识到共产党是国际性的恐怖组织，在每个共产暴政下，居民都从小被灌输同一系统的红色谎言。
在四川上小学时，被要求背诵红诗“周总理你在哪里”，到德国后才获知周恩来（1898～1976）在欧洲投身共运并接受培训。他不仅是共产国际培植的中共党魁，而且是苏联在中国的头号共谍。周恩来的手下比如钱壮飞（1895～1935）利用中华民国的自由潜伏各界，从党政军高层到各大中小学。正是周恩来的合作者史沫特莱（1892～1950）等欧美日共谍合力把毛泽东（1893～1976）吹捧成“大救星”，把鲁迅（1881～1936）哄抬成“民族魂”。研究中笔者认识到共产党善于用宣传颠倒黑白，用暴力制造恐怖，在抹黑反对者的同时，遮掩自己的罪行。为了支持仁人志士反共抗暴，笔者写作专著《无耻的洋人》披露以各种身份为中共宣传的洋人，其中以史沫特莱为代表的共产国际间谍在中华民国的非法活动比如制造“西安事变”是中共能在大陆颠覆中华民国的一大因素。[1]
为中华民国而战的国民党人从蒋中正（1887～1975）到陈立夫（1900～2001），都遭到红色宣传比如《中国四大家族》肆意诬蔑，恶毒攻击。[2]好在公道自在人心，谎言经不起检验。只要看穿共产骗局，就会对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心生敬佩。
1949年，中华民国因国际共产势力里应外合在大陆沦陷后，学校在大陆沦为共产党赤化学生的场所。笔者在四川上完大中小学，抵达德国后，才发现自己不认识太极符号，未读过四书五经，虽然笔者很爱读书，小时甚至为了借书去帮邻居洗书包，可惜在共产党篡政后制造的马列戈壁滩上，每个居民都只能被迫接受赤化。共产党的歪理邪说渗透大陆的一切领域，从儿歌到诗歌，各种文艺形式都被共产党利用来颠倒黑白，掩饰罪恶；从电影到电视，各种媒体都被共产党监控，无人可以发表独立于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见解，只有自我阉割，自我审查，才可能追求功名利禄，否则，就会遭到共产党的残酷迫害。
1996年，笔者博士毕业，曾试图回大陆任教，到北京大学实地考察后，只能确认自己已超越共产党的思想枷锁，无法放弃自由接受共党领导。笔者不可能默认共产党的各种宣传，尤其是涉及“六四”的谎言，也没有宁可遭受酷刑也要讲真话的勇气。不得已只好以德文作品获得在德国科隆的居留权，距今已有23年。而北京早在1987年就与科隆结为友城，在红色宣传的渗透下，2012年就有民调显示参与的科隆大学学生大多数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独裁政权（Diktatur），这也是笔者不得不把在科隆享有的自由用来抵制红色宣传的一大动力。
在大陆护照过期前，为了免于被中共大使馆刁难，笔者在2004年加入德国籍，从此致力于抵制共产党以中国乃至孔子之名赤化全球。13年后，在友人的推荐下，首次以德籍学者身份申请台湾奖助金。首旅台湾前，笔者对台湾的印象主要来自阅读并深受绝代歌后邓丽君（1953～1995）的影响。
毛泽东恶贯满盈后，邓丽君的歌在共产党的禁令与批判下风靡大陆，深入人心，影响至今。当时中共被迫打开国门，以防因经济崩溃而失去政权。随着国门的开启，港澳台的文艺作品也进入大陆并立即让共产文艺宣传品相形见绌，十年后，被中共动用坦克才得以镇压的八九学运兴起。
邓丽君的歌声从高中起就引领与陪伴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八九学运兴起后，邓丽君排除阻力专门为在香港跑马场举办的声援集会选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3]六四屠杀让邓丽君“很心痛”，她不仅取消应邀赴大陆的演出计划，还就此在日本电视台演唱《忧伤的自由》前用日语说：“我是中国人……我渴望自由，希望所有人都可以享受他们应得的自由”[4]。
六四屠杀促使笔者反共，为了抗议，发表德文处女作，加入德国籍是为了拒当中共奴，做像邓丽君一样自由的中国人。与邓丽君不同的是，她生长在台湾，身在海外也以中华民国的国民自居，毕生认同并支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笔者不仅因邓丽君认同台湾，更因中华传统价值观及其文化认同中华民国。以林觉民（1887～1911）为代表的中华儿女浴血奋战创建中华民国。神州大地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虽饱受磨难，尤其是遭到共产主义侵蚀，但依然存在于台澎金马，居民在“白色恐怖”中免于遭受剥夺人之尊严与自由的红色恐怖。
生长在大陆，研究台湾史，自然会把日本殖民台湾50年与共产党赤化中国大陆70年相比。前者作为异族在统治前期屠杀不少反抗者，台湾人沦为二等公民，但日本殖民者尊奉正常社会的道德伦理，没有颠倒黑白，如果接受日本的统治与同化，就能过上正常生活，直到台湾被日本拖入侵略战争。日本也强力反共，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却尊奉颠倒黑白的马列，披着华人的皮，数典忘祖，摧毁民族文化包括汉语，毁灭天理人伦，害死至少八千万大陆居民，大大超过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屠杀的异族。而“二二八”在中共的宣传中是“台湾同胞反对当时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的爱国、民主、自治运动，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5]。1977年中共曾出两张邮票“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周年”，被共产党称为“起义”的还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及“广州起义”，这一连串“起义”都是听命于莫斯科的武装暴动。[6]
到台北调研后，笔者才获知在台湾从日本投降起就有人拒绝认同中华民国比如参与“二二八”暴动的台籍日本兵黄金岛（1926～2019）与“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的创办人郑南榕（1947～1989），而笔者因六四支持认同中华民国，抵制共产暴政的中国民运志士比如郑南榕的同龄人王炳章。1982年，王炳章作为中共派到海外的首批大陆留学生在加拿大获得医学博士后，在纽约创办杂志《中国之春》，开创在大陆复兴中华民国的民主运动。2002年，王炳章被中共从东南亚绑架并被判无期徒刑。中共给王炳章捏造的罪名之一是为台湾从事间谍活动。
笔者关注与“六四”相关的人事30年，2003年上网后抵制“五四”以来的红色宣传，而因“二二八”研究台湾史不过16个月。为了扬长避短，笔者选择在现有“二二八”著述尤其是台大历史系教授陈翠莲2017年发表的专著《重构二二八～战后美中体制、中国统治模式与台湾》的基础上，以国际共运为背景探讨“五四”掀起的红潮对台海两岸以及“二二八”与陈仪（1883～1950）政府的渗透及其影响。
报告由三条线组成：
第一章
因“六四”反省“五四”及其影响
一、六四屠杀引发共产阵营崩溃
二、国共两党本质的区别
三、“五四运动”开启赤化机制
四、“五四”以来红色宣传的恶果
五、“五四”与“六四”本质的区别
六、“六四”曝光红色骗局
七、国际共谍合力打造红色偶像鲁迅（1881～1936）
八、为保苏联鼓动抗日
第二章
与“二二八”相关的红媒
一、共产党对台湾的渗透
二、潜台共谍及其影响
三、“二二八”的红色媒体人
四、鲁迅（1881～1936）在台湾的传人
五、宋斐如（1903～1947）与《人民导报》
六、王添灯（1901～1947）与《自由报》
七、介绍李登辉（1923～）加入共党的吴克泰（1925～2004）
八、加入中共的台湾人周青（1920～）及其他
九、台北的红色文艺活动
第三章
陈仪（1883～1950）与地下共产党员
一、陈仪因何而死
二、共谍胡邦宪（1902～1991）及其同党
三、“二二八”与红色渗透
四、红色宣传与“白色恐怖”
五、从祸闽到投共
六、葛敬恩（1889～1979）撒谎与谢娥（1918～1995）遭殃
七、“终身师爷”沈仲九（1887～1968）
八、推广为苏联宣传的鲁迅（1881～1936）
九、聘用许寿裳（1883～1948）与台静农（1902～1990）等
十、庇护郁达夫（1896～1945）等红色宣传员
笔者希望用此报告呈现与台湾相关的红色踪迹，供读者参考历史，思考当下，寻找对策。
面对台湾被北京严重渗透的现实，要捍卫台湾的自由，必须奋起反对侵害人权，剥夺自由的共产暴政。凡是为红色极权暴政粉饰太平的媒体都是红色媒体，但只上街拒绝红色媒体还不够，还要抵制被“五四新文化”尤其是共产党文化侵蚀的个体与团体，不能让他们以“白色恐怖受难人”的名义混淆是非，美化共产党，误导解严后成长起来的台湾人。笔者历来主张反共防共的最佳方式就是敬天重德，听从良知，拒绝谎言，抵制恶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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