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脊梁和伎俩(图)

按照袁隆平养活了多少中国人的思路和逻辑去想，人们不禁要问，美国人是谁养活的，日本人是谁养活的……；历史上是谁养活了中国人呢？（图片来源：Guang Niu/Getty Images）

袁隆平去世成了网上的一个话题，在赞扬袁隆平，不同意袁隆平的两方面中，都有中共宣传的痕迹。

单单只要按照袁隆平养活了多少中国人的思路和逻辑去想，人们不禁要问，美国人是谁养活的，日本人是谁养活的……；历史上是谁养活了中国人呢？

这句话也让人想到当年共产党要挑动民众闹革命的时候，说是穷人养活了地主老财，今天变成袁隆平养活了中国人。

人从小就知道，自己是父母养活，因为这样才知道亲情，长大也就自然要靠自己养活自己，也会去赡养老人以尽孝道，这是人伦之理，也是人情世故。只是这个简单的理都要被党给改了，亲情要被剥夺。

虽然跟过去吃水不忘挖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那种宣传相比，党媒如此高调赞扬袁隆平，更显得党媒的人情味，只是党媒不知道为什么民众仍不买帐。民众不接受它这套说辞是因为党媒只顾煽情，忘了人味。

接受用这套说辞，用党媒逻辑来思考时，人伦关系就给颠覆了，连爹妈都不认的，那是什么人，谁还指望这种人会对别人有益呢。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当没有了人伦，不仅家庭被破坏，社会上就会发生丧失人性的事情，让世界都目瞪口呆。

央视这些年喜欢上了“国之脊梁”这个词，把它要宣扬的人都给冠上“国之脊梁”。

不说袁隆平培育的杂交水稻栽种面积和产量这些具体的数据，单单中国人的习惯是北方爱吃面、南方爱吃米，中国人主粮除了稻子还有小麦、玉米，而且每类的品种也不少，北方人多数不爱吃南方大米。当培育水稻的是国家的脊梁，那么，培育小麦和玉米的专家算国家的什么呢。去年中国总理李克强还强调要推广的马铃薯作为主粮，那么培育马铃薯的专家又是国家的什么呢。如果都是脊梁，那中国要有多少根脊梁呢。

粮食对于一个国家很重要，《论语》中子贡问政，孔子答：一个国家需要有充裕的食物作为经济支撑，有足够的军事保卫自己，还要有诚信作基础。（“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最后孔子说：即使没有粮食，也要守住信义，民无信不立。（“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最重要的是诚信，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没有了诚信，这个国家就垮了。诚信是最基本的条件。

培育稻种成了国之脊梁，那诚信去哪了？已经被扔进垃圾桶里了。没有了诚信，脊梁就是折的。

中共如此强调粮食，显示它是最关心人们疾苦的，一再强调在它的领导下，用了不足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1/5的人口。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乞丐，但没有一个政权能在短短的十几年统治中，在没有什么大的自然灾害出现时，让几千万人无辜饿死，至今都不肯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为了掩盖它饿死几千万人这个事实，编造旧社会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挨冻受饿，饿死人。

从民国过来的人知道，那个年代并不是中国人吃不饱饭，当时生产力水平不高，加上传统的一粥一饭当知来之不易的勤俭持家理念，即使地主也没有今天人们看到的奢华，物质没有今天这么丰富。但人们还不至于饿死，温饱是没有问题的。真正的穷困潦倒的人并不像中共宣传的那么多。

认为民国时人生活贫困，来自于夸大的宣传。中共在土改时并没有敢说农民没饭吃，饿死了。当时的口号是打倒剥削，斗地主。早年，毛泽东把修路、捐款助学的人称为地主，还把和尚、牧师定位为政治地主。不管是行善积德，还是修行，只要是被定成反动的剥削阶级，都被称为地主，都是霸。

经过几十年的扭曲宣传和教育，以至于现在的人一听贫农就认为是苦大仇深。贫农是个笼统的称呼，是除开地主和富农之外的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包括佃农、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及其雇农。除了雇农之外，其他的贫农要么有土地，要么有钱能租到土地。

自耕农是自己有土地，半自耕农是自己有一部分土地，还要租一些地，佃农是自己没有土地，靠租借土地生产。没有土地并非都是穷人，在台湾现在仍有佃农。就如今天那些开便利店的老板一样，店面房产可能不是他的，他只是租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开便利店，人们也称他为老板。真正一无所有的是雇农，但在农村人口比例中是非常少的。雇农的生活也绝非小说《半夜鸡叫》里描述的那么凄惨。

今天受党媒宣传欺骗的人，可能觉得这种说法掩盖了雇农人数，是在为民国粉饰，觉得这些数据不可信。那么看一下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的《寻乌调查》中的数字，寻乌全县农村人口中各类地主占3.445%，富农占4%，中农18.255%，贫农占70%，手工工人3%，游民1%，雇农0.3%。它这里的贫农就是自耕、半自耕农和佃农，雇农只占农村人口的0.3%，连1%都不到，就是在1930年代，一百个农民里面还没有一个是雇农的。

雇农会不会像《半夜鸡叫》里描写的那么凄惨？山东的一个农民被土改工作队动员上台去揭批，老农民举了一个地主欺压农民的例子说明地主，地主每年招工，为了要找出有力气干活的。给每个人面前放一摞大饼，吃不完的都不要，因为能吃才能有力气干活。工作队只好把这个说事情的农民请下台去。一无所有的农民靠出卖体力，吃不饱怎么干活。北方农村，在别人家干活的基本上是初一、十五吃荤，要吃肉，是大块的肉，主人家平时也很少吃肉，一般是到了初一、十五去赶集，买肉回来炖。在《寻乌调查》中讲店里的工人也是，“工人平日无肉吃、无酒喝，只初一、十五才打牙祭”。所以，这在当时农村很普遍。

在农村比较封闭，乡里乡亲要互相照应，不可能那么绝情。当年跟共产党闹革命的原因不是没有吃的，而是共产党在农村的宣传，打土豪、占别人的财产，把人思想搞坏了。靠利益引诱和淫乱来引导人闹革命，不仅分地主的产业，还要分地主的妻妾，“地主阶级毫无条件可离婚。同时在法律外，申明禁止捉奸。”（《寻乌调查》）只是后来闹到后来发生群殴，不能收场了，苏维埃才取消了“禁止捉奸”。

按照中共的统计数据，194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1.1亿吨，人均粮食产量是二百多公斤，那个二百多公斤不是今天这种人均三、四百公斤的概念，今天人均三、四百公斤粮食包括用于做原料的部分，而当时还处于战乱时期。

让人们忆苦思甜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三年大饥荒时期。当时民众虽然不知道饿死四千多万人的这个具体数字，但四处能看到饿死人，很多家过年了却揭不开锅，为了使民众不要把饿死人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编造旧社会人们受地主恶霸欺侮，吃不饱饭，饿死了。为什么在十多年前的土改时，它还不敢说的话，此时中共敢于说民国饿死人。因为中共觉得此时它有这个底气，虽然是壮着胆子说民国时人们受剥削，吃不饱饭，饿死了，但中共知道民众已经被教育得能说谎和接受谎言了。个别偶尔讲了真话的就会被打击。

那时中共建政才十多年，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是从民国过来的，民国是什么样大家都很清楚。一个出身贫苦的农民就编顺口溜：“都说旧社会苦，鲇鱼炖豆腐，都说社会主义甜，没有米过年。”被人告发，抓去关在学习班，老农民儿子是干部，把他接回家，对老农民说，以后千万不能再说这些话，因为你儿子是人民公社的干部，这次没有把你关在监狱或枪毙。

共产党用各种手段让民众屈服，除了暴力镇压，还用经济手段。一方面在农村经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之后，粮食就完全掌控在政府手里，在城市从1955年就开始实行粮票，城里人购买副食品也都要用到粮票和各种票证。再经过三年大饥荒，社会上能自由流动的食品几乎没有了，此时，谁敢站出来说真话，中共就不给他粮食，让其全家挨饿。粮食就是硬道理。

在短短的十余年，经过几次运动就把社会风气给改变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人敢站出来讲中共是在撒谎、骗人，没有人讲真话了。中共搞的各种运动，一方面是打击异己，另一方面是用来教育社会，杀机给猴看。经过几次运动之后，中国人已经开始小心翼翼，不敢随便发表与党不一致的言论，否则，招来祸害。社会的脊梁断了。此时党硬气地想说什么是脊梁，就说什么是脊梁，想说谁是国家脊梁都行，说培育大米是“国之脊梁”，也会有那么多人赞叹。人们已经习惯于接受。

中共把袁隆平的去世变得如此隆重，不是中共真的喜欢袁隆平，除了想表现它很有人味，中共还想掩盖一些不想让人揭的伤疤，更主要的也体现中共要把袁隆平用的干干净净，到死还要被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