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3日，台湾金门（图片来源：I-HWA CHENG/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4年10月30日讯】“金门”这个名称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明洪武20年,江夏侯周德兴筑城驻兵于此,因其“内捍漳厦，外制台澎，固若金汤，雄镇海门”,故而称之为“金门”。另一说法则是，明代鉴于岛之形状有如金锭,且扼守闽南门户,因此将其称为“金门”。
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均体现出金门重要的战略位置。也正因为金门的位置如此重要，决定它在历史上必然扮演关键的角色。
1949年10月25日凌晨，一场决定中华民国生死存亡的金门战役，正式打响。
这场一共历时三天的战役，最终以中华民国国军大获全胜结束。
蒋介石评价说：“金门登陆匪军之歼灭，为年来之第一次大胜利，此真转败为胜，反攻复国之转捩点也！”
而在中共军队方面，原28军副军长肖锋在其《回顾金门之战》中承认：
“金门战斗,从10月24日午夜前发起,到27日午夜基本结束,我登岛二百多条船,十个建制营共9086人(内有船工、民夫350人)...无一船一人返回。”中共登岛部队全军覆没，除了被歼灭，剩下的全部成为国军俘虏。
同年10月29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亲笔致电各野战军和各大军区，称“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也就是说，是在国共内战中，被蒋介石的国军打的最惨的一次。
人心
肖锋在《回顾金门之战》中回忆了这样一个情况，反映出当时真实的民意。
他说，攻打金门的“准备工作最主要的是找船。根据打平潭的经验,打金门起码要有五百多只船,还要有熟练而可靠的船工。我们从平潭南下时,有大型木船上百只,但船工怕南下参战,不少人中途离船逃走,致使乘船南下的251团指战员不得不离船上岸步行,到达同安时,全军只剩下28只船,其中12只没有船工。为找船,师侦察营派出一个连,244团派出一个连,251团派出一个排”。
而在当时的厦门附近沿海,当地船工为了躲避共产党，“有的连人带船开到深海小岛躲藏,有的丢下船远走他乡,有的把船搞坏”，使得中共军队“找船找船工成了最大的难题”。
当地的船工，对付中共这些“旱鸭子”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肖锋说，“我们找到船找不到人,找到人又找不到船。靠新区群众开船打金门实在没把握。船开到海中间,他们有可能跳下海就走,让我自己同敌舰去撞,打大练岛打平潭都有这种教训。”
原第28军侦察科长张宪章在回忆文章中讲述，便衣连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二十多条帆船,六十余名船工。回来之后,为防止船工逃跑,他们让这些船工集体住在一所大房子内,派干部战士陪着,实际上就是看守着。”
刘亚洲在其《金门战役检讨》中也讲，“福建船工多用重金买来。每船三两黄金，每人三两黄金，再加鸦片。即便如此，那些船工要么藏匿不出，要么故意捣蛋。战役最激烈时，兵团从厦门重金募得一艘火轮，拟增援金门，但船主竟疯也似地把船开上沙滩搁浅。”
刘亚洲文章里曝光说，攻打金门前，中共给上了船的船工“先吸了毒”。侦察科长张宪章文章同样谈到给船工提供毒品。
不过，从这些船工的表现可以看出，虽然他们吸了毒，但是未中“马列”之毒，因此在关键时刻依然能够做出正确选择。中共军队一登陆，“他们在枪炮声中大都弃船逃跑了”。
船工逃跑再加上退潮，中共所有船只全部搁浅，被国军空军和海军一一炸沉，因此中共不仅无法再向金门运兵，而且它“打不赢就跑”的招术彻底失灵。
天意
中共方面不知道的是，就在其第一梯队出发的当天，金门守军刚刚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实弹演习。
双方在事后都对此进行了记载。
肖锋回忆说，岛上守军“24日下午还在古宁头至垄口的海岸上举行了反登陆作战演习,演习地段恰恰是八小时后我军第一梯队登陆的所在。”
中华民国国军方面则记载说，
“民国38年10月24日下午,金门国军在境口迄古宁头间海滩举行步战联合演习。该演习假想敌情为‘自莲河、大嶝发航之敌,于垅口古宁头之线登陆,以201师于第一线配合炮兵击灭犯敌于海上及滩头;以118师为打击部队,击灭敌登陆部队。’”
结合双方记载看，国军演习后几个小时，马上在同一地点给登陆的中共军队用上。这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还有更加“巧合”的一幕，演习结束后，因66号战车出现故障，所以有三辆战车（64、65、66号）留在了“距离海岸低潮线只有300公尺”的地方。当中共军队抢滩登陆时，“迎接”他们的是这三辆战车黑洞洞的枪口。
66号战车的射手名叫熊震球，在金门战役中真的做到了名震全球，在历史的安排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
台湾媒体的专访中记录了当时的详细场面，
10月24日下午进行部战协同实弹演习，这时会做射击预演。下午预演顺利，四点多钟结束，熊震球所属的66号战车，走到咙口的地瓜田时，车子抛锚；两边的履带因为海边都是沙，走到田埂时垮掉。由于没经验，越挖越不对，修了许久都修不好。
熊震球是军队第一排，装甲兵有不成文规定，一部车抛锚，全排都留，第一排的士兵就全都留在海滩上。而且车子抛锚，副驾手按规定要到前面去警戒，其他两部车子65、64号也要在这边排成队形。由于24号下午是实弹演习，枪炮清膛、瞄准星、所有攻击目标的设定都没动，就是好好地瞄准着海上…
半夜不到1点，空中突然出现两发讯号弹；经验丰富的排长，察觉有异状，赶紧叫大家上战车。熊震球急忙跳上去，顺手摸到一发炮弹，正好脚一踩就打出去了，海面顿时燃起熊熊烈火；...随即共军发起第一波冲锋，就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了。
熊震球的这一击发有两个巧处，第一，因为是“穿甲弹”温度特别高；第二，距离在实弹演习时已经定好了，刚好打中敌人的弹药船，所有的弹药爆炸，他们都是机帆船，就一路烧了起来。此外，因为机帆船是尖底的（一般登陆船是平底），尖底歪掉了，船就朝一边歪，拖拉着旁边的船也歪过来，两艘船就烧起来。距离战车五、六百公尺，海面上就像点了大蜡烛照亮沙滩。
共军的船是歪的，人连站都不好站，差不多有二十分钟，是黄金歼敌时间；最紧张的时候，熊震球记得站在战车上，一口气用机枪扫射就打了三条弹带；除了换弹带的时间外，手都按在机枪开关上，一条弹带就有750发子弹。
天亮时，浪一冲上来都是人。从咙口一直到一点红，大概有两、三千公尺，好像鲜鱼一样摆着，都是满满的人。平常看浪是白的，那时天刚亮，浪都变成红色。我军602团也是损失惨重，一百多人回到台湾只剩四、五十人。但连上损失只有一人，是战车的副驾驶也是他的同袍好友，天亮时阵亡了，算是伤亡最少的单位。人海碰到火海，对方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一上来就碰到三部战车挡在那边，一部战车机枪七千五百发子弹。
这一切的发生，既不在中共军队的预料之中，甚至也不在中华民国国军的想定之中，那么是谁安排了这一切？只能说，冥冥当中，自有天意。
还有更多看似巧合的因素。例如，一支国军劲旅在大战之前上岛了。
10月24日晚，就在中共第一梯队即将下水之际，肖锋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据兵团情报处侦察,今天下午,胡（琏）兵团已在金门料罗湾登陆一个团,小金门也登陆一个团”。
“兵团指挥所还传达兵团首长指示,我们要和胡琏抢占金门岛,兵团决心不变,28军今晚对金门发动攻击的计划不变。”
事实上中共的情报出现重大错误，岛上现在不是只有胡琏的一个团，而是胡琏的兵团主力。胡琏本人也在二十四日夜，自基隆乘坐运送军品的民裕轮，前往金门。当然，他并不知道中共也选在当晚攻岛。
胡琏上岛 士气大振
抗战中的1943年5月，鄂西会战爆发。胡琏率18军11师，扼守石牌要塞核心阵地，石牌位于湖北宜昌县境内，为拱卫重庆的门户，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日军想夺取石牌，进而占领四川。胡琏在大战前，写下两封诀别信和一篇誓词，他的为人从信中所言可见一斑。
第一封诀别信，是给父亲的，
胡琏：“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较多，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惟儿于役国事已十几年，菽水之欢，久亏此职，今兹殊戚戚也。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
另一封则是写给妻子的，
胡琏说，“...十余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兹留金表一只，自来水笔一支，日记本一册，聊作纪念……”
与日军决战前日，胡琏率众祭天
祭天誓词写到：
“陆军第十一师师长胡琏，谨以至诚，昭告山川神灵：
我今率堂堂之师，保卫我祖宗艰苦经营、遗留吾人之土地。
名正言顺，鬼伏神钦，决心至坚，誓死不渝。
汉贼不两立，古有明训，华夷须严辨，春秋存义。
生为军人，死为军魂。后人视今，亦犹今人之视昔，吾何惴焉！
今贼来犯，决予痛歼，力尽以身殉之。
然吾坚信，苍苍者天，必佑忠诚。
吾人于血战之际，胜利即在握。
此誓
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午。”
第二天，日军开始进攻石牌，在胡琏及无数国军的连日血战之下，最终击退日军，取得石牌保卫战胜利。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胡琏在军队里享有很高威信，他在十月二十六日登上金门之后，前线部属听到“胡老头上岛了”，士气顿时大振，纷纷要求与胡琏通话。”
胡琏在文章中回忆说，“上述官兵，久与我共同驰骋疆场，今兹彼辈在徐蚌会战后，得在金门杀败敌匪，愉悦之情，不觉流露于其长官之前”。
台澎金马，寸土不让
胡琏上岛，皆因蒋介石的精心挑选。金门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分量。
《宋美龄自述》中曾经引用过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的话，雷德福在电报中对太平洋总司令史敦普说：“金门和马祖的重要性是在心理与军事上的考虑。它们是蒋先生（原文为Gimo此属中外对蒋先生私下的尊称）防卫台湾的一部分。它们是他的前哨与警视站，它们阻绝两个关键性港口地区，而且是中共侵台时极可能希望攫取的地方。中华民国之保有金门马祖，使中共极难为了侵犯台澎地区而秘密集结大军。”
宋美龄还说，“当我读到艾森豪总统，经由当时美国驻伦敦大使而密送给邱吉尔总理的电报时，我非常感动。我引述部分电文如下：‘我们相信，如果我们企图强迫蒋氏放弃这些岛屿，他宁愿独立行动，同归于尽。’”
“在这么多年来我与蒋公共处的日子里，几次听他平静而又坚定地告诉我，他的目的乃是将自己奉献给国家和党。读到上面的话，我要情不自禁的泪眼模糊了，并不因为我对于蒋公精神之了解——他这种精神，一再地被许多世界领袖，诸如艾森豪总统，和其他领袖们所肯定，也不是他们曾向邱吉尔以及艾登提到的这种精神——而是在我内心那份油然涌出的骄傲感。我所骄傲的是在这艰难的时代，我们有这么一位不平凡的领袖，使世界人们确认中国永远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我们将不再被蔑视为历时约三世纪之久的东亚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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