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中国外卖系统里的1300万外卖骑手们(图)

发表:2024-09-23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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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hill官网 2024年9月23日讯】距离杭州那位外卖骑手单王猝死,超过两周了。

9月6日,他在杭州街头被发现睡着在自己的电瓶车上,一如既往。只不过这一次,他没能醒来……

我们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只知道他是袁某某,今年已经55岁。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还有几年时间,就可享受“退休生活”。当然,更现实的情况是,这样一个群体下,法定的退休年龄,绝不是他自己的退休年龄。

作为外卖系统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外卖员猝死虽然不是经常发生,但也能够从报道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2024年1月、2023年2月、2022年9月、2021年1月,这些个日子可以一直往前数,但我们却无法得知关于外卖员猝死的准确统计数据。他们有的步入中老年、有的正面临中年危机,还有的刚刚毕业二十郎当岁。但最一致的特征,都是跑单数量多,时间长且休息少,压力大等等。

根据统计,中国的外卖员、快递员和网约车司机这三者加起来,人数已经高达8000多万人,这八千多万人仅仅只是中国灵活就业群体中的一部分,但他们的生存困境,却又代表着绝大多数劳工的现实。

选择送外卖,各有各的理由,但最终或许都不是出于“喜爱”。对大部分人来说,从事这份职业,只不过是为了谋生,只不过是为了赚钱。

这其中有生意失败的,为了养家开始送外卖,他们每天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还有的人深夜跑外卖,只为了更高的配送费用。

根据澎湃的报道,9月6日那位猝死的55岁骑手,经常一天就只睡三四个小时,有时候早上六点开始,一直跑单到凌晨3点,如此极端的工作时长,背后可能是养家糊口的重担在肩。但工作时长过长,还不是压垮外卖骑手的唯一因素。

为了赶时间,不迟到,交通事故也是对外卖骑手构成健康安全威胁的主要因素之一。

2017年的数据显示,上海上半年,外卖配送业每2.5天就有1名外卖小哥出现交通事故伤亡,而当时外卖骑手的数量和规模,都还远远不如今天。

速度就是金钱,金钱就是时间。外卖骑手受限于时间算法。平时1个订单可能需要10分钟送达,但如果一个骑手用了8分钟,那么下次平台就会给出8分钟的送达时间,这也迫使骑手要跑的更快,才能够不超时。

在过去,骑手超时的代价还要更高,而现在,经过“改良”后的系统超时处罚不再严重,但一旦得到差评,优质的单子骑手不仅拿不到,可能还需要面临扣钱的处罚。当然更重要的是,骑手还需要用更多的订单配送,去弥补那个差评的影响。

更快的速度,更短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来说,才意味着更高的收入。而受限于平台算法和协调成本,对骑手这个行业来说,也存在着典型的二八分化。

根据“皮书数据库网”2023年的调查报告,近五成的外卖骑手月收入在4000至5999元,稍多于六成的外卖骑手月收入在4000至7999元,月收入在8000元及以上的外卖骑手,占比仅仅只有7%。毫无疑问,那位猝死于电瓶车上的“单王”,就属于那7%的行列。

对骑手自身而言,所面临的压力也非常大。

一个资深骑手每天单量在几十单,和商家之间的沟通、顾客的抱怨、以及平台的时间限制,甚至是家庭生活的责任,都对外卖骑手构成了重大的心理压力。

最终,这些心理压力就像一根紧绷的弦,稍有外界刺激,可能就会爆发。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几年,我们看到的外卖骑手纠纷越来越多,和保安的、和业主的、甚至是和城管的。每一个失控的事件背后,都是重压之下的因果。

更重要的,受限于平台的激励算法,这也注定了外卖骑手要想拿到高薪,就必须要付出更长更长的工作时间。而这个时间,有时候一天长达十几个小时。

看起来这是一份付出一份回报,但考虑到他们并没有所谓的1.5倍加班收入,且骑手对于时间的把控更不断压榨着自己的身体,因此,长远来看,骑手和平台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种短期内的“合作共赢”。

一旦离开这个平台,骑手不是骑手,平台也不是骑手们的平台。

这不是一个雇主和雇员携手共进的美好故事。随着涌入平台做外卖骑手的人越来越多,在外卖单量接近天花板的同时,每个骑手能够分到的蛋糕,也理所当然的下降了。从新冠病毒结束以来,外卖骑手的单价就在不断下探,从均价6块多降到5块,甚至不足5块。

《三联生活周刊》在2023年底报道,某外卖平台每单收入现在只有4.5元左右,大环境在改变,外卖骑手的收入也在改变。尤其是当新的就业机会不佳的时候,人们就会更倾向于外卖配送这样的工作,狼多肉少之下,供给也开始失衡。

观研报告网7月底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外卖骑手数量早在2021年就已经达到了1300万人,自那以来,两大主要外卖平台的骑手数量又分别增加了100万和300万人。

随着骑手越来越多,骑手对平台的“议价”能力,也在不断下降。你不干,还有的是人干。这句话放在外卖骑手行业,再合适不过。

传统经济学告诉我们,雇主和雇员是相对平等的,当雇主的条件过于苛刻的时候,市场就会给出选择,雇主可能就招不到合适的雇员。但对外卖平台来说,受限于今天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待业群体嗷嗷待哺,渴望一份收入较高的工作时,似乎只有这样的平台能够满足他们,由此,外卖骑手受限于平台,自身对平台的议价能力,也在不断减弱。

外卖小哥一个月的工作时长可能高达300个小时,8小时工作制和双休对他们来说那是一种奢望,但这不应该成为他们不追求8小时工作制的理由。

外卖骑手受雇于平台,但从劳动合同上看,他们又隶属于“第三方”。外卖平台为了降低人工成本,通常都会委托第三方公司招聘外卖骑手,他们没有五险一金,可有的福利待遇也非常薄弱。通常意义上,外卖骑手甚至也不是第三方公司的员工。

第三方劳务公司与骑手签订协议,骑手代表的是一个个体户,双方的形式更像是合作伙伴,而非雇佣关系。这种合作方式,自然也会极大影响骑手们的利益。既然是合作伙伴,那么外卖骑手在面临交通事故的时候,就更难对平台公司寻求赔偿。

中国的法律在理论上是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在劳动关系中,有很多时候都是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用人单位来举证,而不是劳动者举证。但由于骑手无法认定与平台公司的劳动关系,因此也很难依据法律去进行赔偿。

如今,骑手超时已经不会受到过去那么严苛的处罚体系;在工作超出一定时限后,平台还会强制外卖骑手休息,以保障他们的交通安全。但对这个拥有数千万从业者的配送行业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依然还很大。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责任编辑: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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