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煽动市民仇视政府 邹幸彤还是邓炳强？(图)
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图片来源：脸书截图）
【williamhill官网 2024年5月31日讯】“八九六四”的三十五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当局以“煽动意图罪”拘捕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及另外五人(警方之后再拘捕多一人，至今被捕人数增至7人)，指控他们趁着某个“敏感日子”快到，连日在脸书群组“小彤群抽会”贴文，企图煽惑他人仇视政府。
今次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本地立法后首次执法，保安局长邓炳强解释警方行动时，理应以理服人，让人看到新国安法的好处，例如怎样保护国家安全又尊重人权。不过，邓炳强却语焉不详，连何谓“敏感日子”也说不清，更不要说六名被捕人士如何抵触国家安全法。市民若因此认定《国安法》有欠公允，或者执法者滥用权力，从而不满甚至仇恨政府，特区当局无从向任何人追究。
邓炳强没有回应“敏感日子”是否指“六四”（1989年6月4日），即北京用军队血腥镇压市民，以平服八九年民主运动的那一天。不过，一个不回应引伸出三个问题。一是“敏感日子”若是警方控罪的一个考虑，究竟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哪一章哪一条？二是假设有此一条，即“敏感日子”不可以在脸书贴某些文章，那么“不敏感日子”便可以吧，那么离开“六四”多久，日子才算不敏感呢？三是除了“六四”之外，还有其他“敏感日子”吗？警方可否列出“敏感日子”的清单呢？不可以的话，法律界线便模糊不清，市民又如何事前知所进退，而法律规范不明确，当局抵触法治的基本要求，又怎能要求市民守法呢？
邓炳强没有说出六月四日是“敏感日子”也是情有可原的。这一天，史称“六四事件”（或“六四屠城”），根据已故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邹谠所指出，中共以杀伤性武器镇压“它统治下的非武装民众”，既代表中共“在道义上的失败”，也反映当局威信耗尽，丧失对社会、文化、道德等等的领导地位，因此无力发动社会的力量支持政府，抗衡民主运动，最后只能涂炭生灵，以赤裸裸的暴力解决问题。到今天，是非分明，北京也无法洗白，只能强称血腥镇压换来经济繁荣。一个北京也不愿提及的日子，香港地方官不能坦白面对，也不算意外。
更重要反而是，回避这个日子，也就回避了一个重大的法律问题。每次哀悼“六四”，难免涉及两点。一是重提历史，一个国家以暴力镇压平民还坚决否认责任，形象有损在所难免；二是不论严词谴责国家暴力罪行，或者检讨历史以免悲剧再次发生，都依据事实，并非捏造。因此，悼念活动之中的言论或有损国家尊严，但在文明社会可当作有事实根据的公允评论，公开提醒鎭压人民的政府，需要根据真相承担责任，解开历史的结，不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反观新《国安法》下，市民追究“六四”的责任，批评中央政府犯错，虽有事实根据也不足够免除法律责任，因为批评的目的还要是改善宪制秩序或改善政府施政，但支联会要求“结束一党专政”，不会被视作改善建议而免除刑责，反而只会罪加一等。不错，《国安法》容许批评的目的是劝说任何人以合法途径改变政府政策，但适用范围限于“中央就特区依法制定的事项”，或者“特区依法制定的事项”，并不包括依法改变大陆的制度。
其实被指“煽动意图罪”的贴文内容温和，大多涉及邹幸彤参与“六四”悼念活动的经历、感想、有关新闻报道，即使有相片内有“平反六四”，或者个别地方提及支联会纲领包括“结束一党专政”，主要目的相信是以记忆对抗遗忘，并无激烈的措辞，也无呼吁、主张甚至提及市民参加“六四集会”或其他抗议行动。
这些贴文没有任何行动呼吁，竟被当局指为煽动仇恨，根本就言不由衷。假如执法当局认真对待自己提出的指控，早应要求脸书马上把贴文下架，甚至如对付“愿荣光归香港”一曲那样，申请法庭禁制令，随之而后快，又怎会让当局认定有煽动意图的贴文继续流传，阅读人数与日俱增？
老实说，如果这些贴文也会挑动大家仇视政府，以铁腕禁制分享经验，侵损言论自由，又任意以国安重罪加诸市民，约束人身自由，又怎会不令人加倍讨厌政府？当然，执法高官有煽动市民不满政府之实，仍可免受法律制裁，因为他们无煽动意图，国安法也就不能追究了。
不过，尽管执法者的安全可保，却暴露出国家安全的软筋，在于《国安法》只考虑受疑者的意识，却不顾行为的后果与前因。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