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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重演 割资本主义尾巴再现!(视频)

 2024-04-01 19:56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内幕节目,我是禹同。

今天聊的话题,可能会解开很多朋友的疑惑。一段时间以来,人们看到了许许多多匪夷所思的现象,中共政府做出了一系列的荒唐事,外界对此也是众说纷纭,但是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却很少人能够说清,我们今天就为大家做一个稍微深入一点的解读,相信很多朋友会恍然大悟。

好,下面就让我们从最近的两条消息开始谈起。

罚款与封条

有网友近日在X上分享了一条消息。他说,“四川宜宾一家耳部护理店,被当地卫生执法部门认定为‘擅自开展诊疗活动’,被处罚款11.2万元。由于店主未按时缴纳罚款,又被加罚11万元”。

“店主李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原本靠卖菜为生,为了增加收入,筹钱加盟了一家耳部护理店,营业两个星期仅获利500元。她解释,由于不知道开采耳店要申请许可,也不了解相关法律程序,被查处后拿不出钱缴纳罚款,以为关门就可以了,没想到会被继续追加罚款,还会被告上法庭申请强制执行。”

这位网友认为,“这起重罚就是地方政府没钱,借违规对底层老百姓能罚就罚,能重罚决不轻罚,今后这类事会更多”。

与此同时,3月28日,一个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中,两台炒茶机被贴上了封条。一位男子说:张家界(永定区)农业农村局,炒茶的打封条了,现在不准炒茶叶了,以后茶叶的价格可能要涨了。

视频中,打封条的单位是“永定区莓茶生产加工棚点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专班办公室”,时间为2024年3月28日。

据大陆媒体报导,农民的炒茶机之所以被贴上了封条,是因为官方要求办理炒茶证,不然就要农民将新鲜茶叶卖给企业统一加工,但这样的话,农民收入就会大大减少。

3月29日,张家界市永定区农村局工作人员说,当地正在开展莓茶行业小作坊整治行动。对于没有证照、卫生不达标的小作坊,他们会关停炒茶机进行整治。

当然,谁都清楚,这里的所谓“没有证照、卫生不达标”都是借口而已。

这个视频在X平台上引发网友热议。

一位网友说,“所以茶农只能将生茶叶低价卖到合作社,合作社制作后以收购价的三倍出售给批发商,批发商再以合作社价格的三倍卖到市场,茶叶暴利就是这么来的”

还有人说,“就这,你们谁还相信他们想好好发展经济?”

下面还有几条留言,那就更是令人拍案叫绝,网友们可谓目光如炬。

一位网友说,“这是要回到毛泽东时期的计划经济了吗?”

还有人嘲讽说,“控制一切生产资料不忘初心”

另一位表示,“共产党管理沙漠,沙子都会出现短缺”

“党要把所有赚钱的工具收归旗下,韭菜无可奈何”

一位网友问了一句话,“割资本主义尾巴?😄”

另一位回答说“有啥大惊小怪的,禁止自己家里做饭,必须吃食堂的事情又不是没发生过!”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所谓的“割资本主义尾巴”。

割资本主义尾巴

今天的年青人不知道,在1979年之前,私人商店和集贸市场都被视作“资本主义尾巴”而被割掉,老百姓常常要走很远的路到所谓的“国营商店”去购买生活必需品,与那些冷冰冰的国营商店服务员打交道。所以当时有句话叫做“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舌尖上的中国》高清视频导演陈晓卿曾经在节目里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的北京国营饭店墙上还贴着标语:“绝不无故殴打普通顾客”。

您听听这句话,“绝不无故殴打”,是不是挺吓人,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说,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殴打啊。从这一句话,您可以想像,当时那种服务态度。而根本的原因,就是当时只有所谓的“国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到处都是私营经济,被中共以各种方式,大面积的消灭了。

根据中共官方自己的统计,在其刚刚夺取政权时,所谓的“城镇个体劳动者”高达900万人。而到了1978年底则只剩下不足15万人了,其它的私营经济和城乡个体经济通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强行砍掉了。只剩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有制结构的表现形式就是所谓的“一大二公”,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

共产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控制。当整个社会的资源都被中共攥在手里的时候,它就更加可以为所欲为,而根本不担心老百姓造反,因为你离开它连饭都吃不到。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曾经讲过“老太太养几只鸡,等鸡下了蛋卖给需要补充营养的人。这又碍着了谁呢?可是文革中把这一类活动称为资本主义尾巴,通通都要割掉。”

2008年,茅于轼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三十年前的中国百姓》,2008年的三十年前,那不就是1978年吗?这篇文章对于今天的年青人,非常有价值。我们通过这篇文章,可以了解今天的中共将把中国社会带向何方。

茅于轼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处于什么状态呢?”

先看城市里的工人,“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进厂的工人,转正后的工资一律是二级工的标准——42元5角,这还是多少有点社会关系的人,讬人说情才能够谋到的一份工作”。

请注意他说的下面这段话,他说“当时没有自谋生路的可能,因为私有制或个体所有制被严格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马路上是绝对没有摊贩的,打零工的机会也是没有的。”

您想想我们开始介绍的那两条消息,一个是“农民的炒茶机之所以被贴上了封条”、“不准炒茶叶了”,一个是耳部护理店,刚刚营业两个星期,也就赚了500元,结果被罚了几十万。

所以,别管中共表面上打着各种幌子,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铲除私营经济,也就是中共自己说的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

不仅是上面这两个例子,还有很多类似的事件都是这个原因。

那么私营经济都被铲除了,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样呢?是不是和今天一样?

茅于轼说,社会上“供应越来越差,凭证、凭票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就是没有货。百货商店橱窗里的东西都是陈列品,都是非卖品。售货员靠聊天打发日子。老百姓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青年人结婚时盼的是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买这三大件都要票,攒一年发的票也不够买三大件,结婚时只好找亲戚朋友凑。凑够了票还要准备钱。一个二级工不吃不喝,一年的工资才勉强能买上这三大件。”

“那时候最受欢迎的职业是副食商店的售货员,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非常管用,买副食品都要经过他们的手。跟售货员关系好的买东西可以不登本,本上没有记录就可以再买一次。司局级干部见了售货员也得点头哈腰,赔笑脸。物资的匮乏把人的尊严扫得一亁二净。能买到吃的东西比什么都重要。”

那么当时的人吃什么?

以北京为例,茅于轼说,北京作为中国物资供应最好的城市,“但供应的大米、白面是有限的,每月都要搭一半粗粮,如玉米、白薯。大米、白面也是质量很差的那种,现在我们都不吃的。好的大米、白面只有过年、过节才供应。外地的粮食绝大部分都是粗粮,细粮不到1/4。在副食方面,北京人每人每月有半斤肉,每个户口本供应4斤鸡蛋(这还是大户,小户只供应3斤)。鱼和家禽要碰巧才有。花生和瓜子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每人2两”。

他说,“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去中山公园玩,竟然买到了一斤花生。全家人为此高兴了一整天。那时北京人几乎不上馆子,只有亲戚朋友结婚,才有可能上馆子吃一顿。这种经历能够让我牢记一辈子,因为吃馆子太难得了。至于外地人去馆子吃饭就更少见了。大部分的中小城市根本没有肉类供应”,只有过年、过节会有一些。

上面说的是吃,下面咱们再说说穿。在这里首先要给大家提供一个信息,也是我们的一个独家发现。

前不久,在中共党魁考察湖南第一师范时,中共新华社发布了几张现场照片。

我们发现中共党魁在与学校师生会面时,包括现场官员、师生,几乎没有鲜艳的颜色,全部是黑、灰、蓝、白等颜色。

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偶然,但是我们告诉大家,这很可能是一种趋势。

下面让我们来听听茅于轼怎么说,看看文革时期是个什么样。

他告诉大家,在文革时期,“城里人穿什么衣服?那时候西装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文革’时大家都穿中山装。中山装几乎都是两种颜色——蓝色和灰色。改革开放后有人要出国,国内才开始做西装。但是一般的裁缝都不会做。在北京,只有出国人员服务部能做,但是做出来的样子特别难看,穿出国去都被人笑话”。

茅于轼还说,女性“很少能穿裙子”。因为共产党认为穿连衣裙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大家都不敢穿。烫发就更不敢了。要烫发,需要单位开证明,说某某是文艺工作者,有烫发的需要,这才可以烫发。也没有人敢穿高跟鞋。穿的自由是没有的”。

这并非是茅于轼的个人回忆。据相关文章记载,文革开始后,上海发动所谓“破四旧”运动,著名的南京路、淮海路上的老介福、协大祥、蓝棠皮鞋店等,全部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和查封,那些服装鞋帽的时新款式被禁止生产,“商店只能销售蓝、黑、灰‘老三色’的中山装、青年装、军便装,人们称之为‘老三装’”;“鞋店不准出售尖、扁、翘、窄的男女皮鞋,只准出售‘大众化’的‘工农式皮鞋’”;毛线过去有72种颜色,结果减少到只有20种,导致在整个文化大革命前期,社会上要么是一身军装,要么就是“千人一面”的灰暗服饰。

假如您看看当年的记录片,再看看中共党魁考察湖南这一幕,您就会知道我们说的绝非耸人听闻。

可能有人会说,前几天中共党魁会见美国代表,不也身穿西装吗?

告诉大家,这是一步步来的,中共现在就是采用了一种不易察觉的、渐进的、改头换面的方式,但是正一步步的在重演1949年至1978年这三十年的历史。

刚刚说的是城市,说实话,城市相对农村来说,虽然已经让今天的人感到很不可思议了,但是在当时,还是无数农民羡慕的对象。

而在农村,所谓的“割资本主义尾巴”,那就更是一浪接着一浪,从1957年“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开始到1976年“文革”结束的20年间,从限制到取消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割尾巴”运动,时断时续,出现过五、六波高潮。

农村里的所谓“割尾巴”运动

先来看几条消息,这些都是发生在最近几年的。2024年1月14日,汕头两英镇东北村。因当地政府禁止饲养家禽引发居民不满。

2023年12月25日,江苏无锡一社区发布通知,禁止村民饲养家禽。如不整改就取消村级养老金,并影响家庭成员政审等。

另外,浙江台州的一位大叔在家杀了一头猪,在给亲友分食后还有剩余,于是将剩下的15斤猪肉拿到村里卖,最终卖了几百元。大叔怎么也没想到,就是这15斤猪肉差点让他赔上所有身家。

中共执法人员以违反《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为由,对其罚款50000元。哪怕这个大叔是个残疾人,且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直到最后事件闹大,罚款才改成了5000元。

另外,类似消息还有,吉林舒兰县的一位农民,因为卖了1.2斤猪肉,收入30元,结果被罚款10万元。

福建闽侯的一位老人,因为卖的芹菜是所谓“农残超标”结果被罚10万元。而他只赚了14元钱。

类似的消息,这些年大家可能看到了不少,很多网友都认为这是中共政府穷疯了,其实还不是那么简单。

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文革时期发生的一些事情,您就发现和今天非常相似了。

以黑龙江为例,文革时期,黑龙江省许多地方把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通通当成“资本主义尾巴”予以割掉。

我们刚刚说中共在一些地方出现“禁止饲养家禽”,而在黑龙江也同样对社员家庭饲养猪、禽数量进行严格限制,只准养一两头猪,几只鸡。甚至把老母猪的肚子说成是所谓“资本主义小银行”,不准个人养母猪。

宝清县东红村不准社员养母猪,不许社员在园田地里种黄烟和大蒜,不许社员搞家庭手工业。

肇东县的红光大队,也不准社员搞家庭副业,不准社员种小园田,不准养牛、养母猪;全大队社员房前屋后的500亩左右的闲田全部撂荒,几十户社员养的牛和母猪全被处理掉。

黑龙江垦区八五一一农场在取消自留地的同时,规定家庭养猪不超两头,养禽不超4只,不准养母猪、养蜂、编筐,发现种烟种大蒜的,就要进行批斗。

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共产党说这是所谓“资本主义尾巴”。

刚刚我们说了,文革时期黑龙江不准种黄烟,否则进行批斗,那么我们看看今天发生了什么?

大家还记得“农管”吗?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2023年,在广西南宁,警察和农管队铲除了六千余亩烟叶。您说,和文革时期是不是一模一样?

当然,今天他们打的旗号,就不再是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而变成了“保护耕地”,不管幌子是什么,其实都是换汤不换药。

那么,当年共产党这样折腾,农村的直接后果是,发生了导致数千万人丧生的大饥荒。

另外,活下来的农民在随后的日子里,也同样非常悲惨。

茅于轼介绍说,1978年之前,“粮食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农民最大的苦恼是如何能够吃饱饭”。

那么这一切是如何改变的呢?

为了活命冲破牢笼

到了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民实在活不下去了。他们冒着坐共产党牢的危险,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签下“生死状”,反抗共产党的规定,秘密分田到户,他们约定假如被抓被杀,其他村民会帮助对妻儿老小进行抚养。就像是白纸革命一样,大家为了活命,冲开了第一道口子,结果全国响应,势不可挡。

“改革”的第二件大事,要属城镇个体户和其他私有经济雨后春笋般的再生。为什么说“再生”?因为在当时,共产党已经在中国把私有经济连根拔光了,连补鞋剃头之类的小摊头,也被国家洗劫一空,“收归国营”了。

而这与全国知青大返城有关。

1978年年底,震撼全国的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爆发了。这一事件直接拉开了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序幕。

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瞿林仙难产去世,成为这场大风暴的导火索。

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农场,闻讯而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个个挽着裤腿,戴着黑纱或者小白花。

这些知青埋藏在心底的不满情绪,在这一历史时刻达到了临界点。

在与农场僵持了两天后,知青们愤怒地抬着瞿林仙的遗体,踏上了前往西双版纳州府景洪的大路。

12月28日下午,知青近百名代表组成北上请愿团,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铁轨上集体抗议,导致当日应由昆明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连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由此中断。

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数以千计的昆明市民和学生冒着严寒,纷纷赶到羊方凹现场围观。当天晚上,中共大批军警也开进羊方凹,准备采取行动。

12月18日,事件进一步发酵,知青丁惠民带领西双版纳农场第二批赴京上访代表团徒步北上。当时发着高烧的丁惠民,是被知青用担架抬过澜沧江的。

12月27日,天寒地冻之时,丁惠民等26名代表终于到达北京。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在金水桥畔,打开两个横幅。然后,有的演讲,有的发传单。他们的举动引起在场外国记者的注意。当晚,一家外国电台发出头条新闻:中国云南的知青请愿团到达北京。

1979年2月上旬,在云南知青如浪潮般的不断抗争下,他们终于撕开了口子,他们终于可以返回故乡,回到父母身边。随后,知青返城大风暴迅速蔓延至全国。中共的上山下乡运动,才不得不宣告终结。

那么,无数的知青回城之后何以为生?除了有门路的当了干部,有“顶替名额”的当了职工以外,绝大多数都只能自谋生路。所谓自谋生路,说白了,就是群起而走那条被中共批倒、批臭、挖断、堵死了的私有制之路,正因为这样,才有了中国私营经济的再次覆苏。

那么,今天中共要通过各种方式,把无数老百姓从新关到牢笼中,让上面的这些历史重演,它们会成功吗?我们相信,当人们真的明白这一切,一定不会让它再次发生!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订阅这个频道。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和周五固定播出,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请帮我们点个赞。

以上是今天的中国内幕节目,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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